“要冷静，运用洞察力，并祈祷”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年是美国国家处于严重危险中的时候，对高尔文来说，这几年也是紧张工作与取得成就的时候。此时，他的企业已幸存了10年，其中有5年时间经历了拼搏与接近崩溃的困难，他终于领导他的小公司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稳定。到了40多岁的中年时，他成了一个具有坚强和果断的人物，他一向生气勃勃，坚韧不拔，早已是一位精明的商人，卓越的管理者，站稳脚根的有远见的人。他诚恳谦逊，幽默诙谐，这往往使他看到他自己所憧憬的美好远景。他像西奥多·罗斯福那样，十分重视勇气与常识。
在高尔文的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是摆在他面前的责任，在工业方面他经营的只是它的小部分，但他喜欢工业，并对它有一定的信心。因此，当“收音机制造商协会”选举他为主席时，对那些十分了解他的人们说来，是无需大惊小怪的。在战争严酷的年代里，他一直保持着这一地位。这是特别重要的选择，因为该协会包括了收音机公司中的大多数，而这些公司拥有很有能力的、在很多情况下知名的领导者。
高尔文经常认为，美国收音机制造业是现有私营企业系统中的显著典范。它的人员并没有垄断性卡特尔充当保护伞，安逸地保护他们的活动。他们有在同一市场上进行竞争的大大小小的公司——小公司多次把大公司打击到停顿的地步。它们有有效率的大规模生产、各种各样的专家和高级工程师。它们同许多有关的制造商有着经过考验的关系。虽然它们经常生活在强烈竞争的气氛中，可是，为了公众和这一行业的利益，它们顺利地开展了真诚与出色的合作。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经常能够一致行动。
高尔文接受收音机制造商协会主席职务时的感觉是：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后，收音机行业应做它应负担的那部分工作。他对那些想像他们正规市场会崩溃而有阴暗与绝望情绪的预言家说：“对我们说来，这一行业出现的问题并不是新的。我们经常有这些问题，将来也会经常有。不论问题是大还是小，我们都必须加以解决；有可能解决得我们不完全满意，但无论如何会解决的。让我们脚踏实地，以保持心绪的平静，要冷静，要运用洞察力，并祈祷困难的日子早日过去。”
随着1941年12月战争的到来，高尔文表现出他作为调停人的能力，他处于相互对立的各派中间，能有条有理地组织收音机制造商协会的各种会议。在这些年中，与他处于竞争地位的一位同事说过：“你不能与这人同处一室，而卑躬屈膝。他有办法对付小的竞争者与嫉妒的人，会让你看到他们这些人并不真正重要。”
当政府开始施加严格控制与限制时，高尔文反对那些主张提出强烈抗议的协会成员，他说：“我们必须安于这一事实：我们必须将私人企业的财产放置一边；至少要到战争结束时，让我们不再希望什么。”
当他试图冷静地回答怨言时，他对自私自利的人极少有耐心，这些人只看到自己眼前的利益。在一次会议中，当另一家公司的一位有钱的副主席提出强烈的抗议，认为对他的一种产品所规定的利润限额不适当时，高尔文愤怒地说：“难道你不知道人们一年挣的钱比你一个星期赚的还少，当你为利润喋喋不休时，人家都快要饿死了？”
作为收音机制造商协会的主席，高尔文直接参与有关工资、人力、工业生产能力、材料短缺和战略物资分配等问题协商的全过程。他频繁地到华盛顿去，申请赖以使生产运转的稀有物资。他自己也有十分颓丧的时候，他在优先权委员会一次会议上说：“这可能是一个轻率的预言，但我认为优先权的事情关系复杂，按我们来说，明年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可能都是参加华盛顿的一个委员会的成员。”
整个行业正如他痛切地概括的，以前，“你只有一条路：你制造收音机，或者你不制造。”眼下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了。
他也为他所感到的其他一些行业优先权高于收音机行业的不公平安排的斗争。他在1941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说：“同许多家庭用具一样，收音机不是奢侈品。对公共安全说来，这一行业可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工作是说服华盛顿一些从事分配工作的政府官员，使他们认识到收音机行业对公共安全和国防是重要的。”
他的公司曾认真承担起战时的责任，他决心在这方面树立一个保持光荣的榜样。他过去曾取得如此良好的成功，以致战争期间在某一地点，陆军通讯队的威廉·哈里森将军向许多大公司的首脑表示，他们参观摩托罗拉，为的是了解一个模范公司在它的研究与生产中所显示的速度与能力，在该公司人员的工作关系中还有非同寻常的“团结精神”。
诚然，摩托罗拉虽然不是为军队服务的最大的主要承包商，但在其他大大小小的公司中，在技术成就、服务、发送和产品质量等方面，没有一个能比摩托罗拉留下更多的令人羡慕的记录。
在这一点上，摩托罗拉取得这一行业这一地位的一个事例来自石英晶体。军事通讯系统中所使用的每一台无线电收发装置都要求石英晶体保持它们的许多信号频率不变。平均每台约有80个石英晶体，个别台则多达120个。由于军事方面对通讯设备的需要量迅速增长，一个现实的晶体收购问题在1942年前期尖锐化了。在这以前，全国晶体工业的总产量一年是50000到75000个。
至1941年秋，晶体的需要量大约在600000至750000个之间。但至1942年第一个60天终结时，晶体的规划表明：需要发送300万至350万晶体。由于现有的设备无法生产出这么多的晶体，晶体工业己必须几乎在一个晚上发展起来。(https://www.daowen.com)
高尔文派遣埃尔默·韦弗林负责这一晶体规划，韦弗林在发展足数合格的供应品方面，完成了一系列真正的奇迹。许多小作坊作业建立起来，以生产晶体。这些小生产者需要一定的管理组织，以指导材料的获得、工程技术，以及生产；韦弗林指导这一任务，从招募受训人员，确定供应来源和收集制成的晶体到安排发送。
1942年12月，在韦弗林富有成果的领导和成为晶体生产总工程师弗兰克·布鲁斯特的协助下，有了30—35个晶体制造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在6个月前从未见过晶体。至1942年12月，他们通过摩托罗拉发送的晶体以每周125000至150000的速率进行；至1943年3月，将这一数量增加到每周200000至250000。至战争终结时，摩托罗拉发送了近3500万个晶体，所有这些晶体的一半以上用于支援战争。
高尔文由于对无线电器材的重要作用有极好的理解，激励他的同伴认识他们的神圣职责：
“我想知道，你们之中的许多人是怎样了解无线电的重要性的？是否知道它是赢得战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现代机械化的战争中，什么东西使一些从事毁灭的机器产生可怕的效能？那就是无线电。什么使今天的飞机、海军与防空的战术与战略革命化？那就是无线电与雷达。我们的工作——也是本行业共同的工作——是交付这些宝贵的和重要的机具。”
高尔文不求在一般工业水平上完成他的职责，而要靠有效地集中精力管好他自己的业务。这些额外增加的公司负担的一大部分落在约瑟夫·高尔文的肩上。为应付这一挑战，约瑟夫把自己弄到精疲力竭的地步。他得到了保罗·高尔文和他在整个30年代建立的坚强有效的组织班子的帮助。
到1942年5月，同主要工业的几乎所有的公司的情况一样，摩托罗拉的生产为战争尽力。除生产军用手提及轻便两种无线电话收发机外，该公司还生产同步测试仪。无线电信标台、雷达跟踪设备、自动跟踪空降系列设备。可携带的车型发送与接收设备，以及雷达信标。
除这些产品外，在原有的基础上，摩托罗拉继续将它的设备的一小部分用于生产两用的电讯设备，供美国各地、各州及联邦机关用。高尔文认为他的公司有责任继续为国内安全，提供这些设备。战时生产局对此表示满意。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只有两个其他的公司也生产小量这样的设备，但在战时生产局存在时期，摩托罗拉供应的所有这样的双向流动电讯设备，占其总量的85%。
这一时期高尔文所取得的另一卓越成就是他成功地帮助他的产品批发商依然进行营业，而这时大量同行都歇业了。他这样做多半是出于私人友谊，也由于这是好生意，他感到，他同诸如纳特·库帕、弗兰克·卡恩斯，以及“荷兰人”穆尔，以及所有其他人的密切友谊，和他们紧密结合成的美好组织一样，都是他的真正财富。
1942年5月，当政府下令完全禁止民用的汽车与收音机生产时，在摩托罗拉的存货清单上，有125000台新牌汽车用收音机，这时已没有新汽车被生产出来，以接纳它们。这是该年召开他的经销人全国会议时，他所面临的情况。问题就是如何保持他的整个销售组织，使之不致因为已无任何东西出售而关闭。
在解决这一问题时，他想出一个聪明的解救汽车用收音机的计划。随着一切新汽车生产的停止，收音机在汽车方面已无市场，但并没有限制把现有的家用收音机出售给消费者。在埃尔默·韦弗林和机智的底特棒销售商刘易斯·英格拉姆的领导下，公司的工程师将这125000台六伏电池的收音机，改制成家用的收音机，能在110伏的家用电流上开动。因为木材未被划为战略物资，他们就用它制作收音机的外壳。当这些改装收音机最终制成时，它是国内唯一可以买到的新式家用收音机。
这些收音机变成许多摩托罗拉销售商的救命恩人，使他们在从和平经济转入战时经济的头几个月内，有产品出售。当这些产品售完时，卢·英格拉姆伙同维克·欧文创造出一种复杂的、转包形式的复合体，向销售商提供多种多佯的加工与出售的产品，其中包括玩具、绘画、镜类、游戏设备、墙式取暖装置、桌子、线圈、晶体盒，甚至还有晶体。卢·英格拉姆向一位销售商提供缝纫机，使他得以安排他的人完成背包的制作，向另一人提供能吸收工厂与汽车间地板上油污的一种东西。
高尔文也没有忘记他自己和企业作为供应者的任务。他只受到军事部门所担负的最重要战时职责的限制，他使他的公司的全部设备听从供应任务的调遣，其中包括工程技术及在材料配置方面的帮助。
由于遵从既照顾销售商，也照顾供应者这一远见，高尔文以又一种忠诚的凝聚力，使已经完美的组织更加巩固，这种忠诚在战争结束和公司迈入竞争的战后市场时，使他获得重要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