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尽力多学，并正确地运用这些知识”
鲍勃第一次参加公司工作是在1940年6月18日，是在位于奥古斯塔大街上的工厂的仓库，当时他年方17岁。头一天，他坐在人事室的办公室，和其他新雇员一起，等待召唤。有一个人事人员一下认出了他，请他直接进来，但鲍勃宁可等待到他的轮次。
他在仓库的头几周，在聪明而又有能力的格斯·彼得斯的教导下，向他提供了如此多的知识，以致在第三周的星期五，他找到一个机会对彼得斯说，现在他对这里的业务完全熟悉了。他认为是对他另作安排的时候了。无论是出于偶然或故意，他都不会让彼得斯孤立无援。周末过去了，到星期天，他想情况会变好。当他在这一环境中，由几周变成一个月，然后两个月，仓库的业务复杂起来，这时鲍勃带着很大的烦恼认识到：他最初的设想是多么草率。多年后，他将他自己的这一经历告诉心怀不满的年青人，这些人认为他们是大材小用了。鲍勃不因为他们希望调动而阻止他们，而是提醒他们去明确认识他们的责任所产生的最大好处。对鲍勃说来，这一经验是一副清醒剂。他在仓库一直工作到夏天过去。
秋天，作为一年级新生，他进入圣母大学，学习商业。
到了下一年，即1941年的秋天，随着战争的扩大，工业必然也在疯狂般地作准备工作。鲍勃又回来，在摩托罗拉检查部工作。
到1942年夏，鲍勃决定不回到圣母大学，念他的三年级第一学期。这一决定的作出是由于多种原因，而最后确定是很勉强的，因为他是学校的优秀生，他名列班上10%的好学生中。但他急于自己作好准备工作，以便更有效地为军事服务。这年秋天，他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工程技术。一周后，他认识到消极地停留在学校，是无用的。他回到家里，进行主要依靠个人能力的斗争，并报名参加了陆军通讯队训练计划。
整个1942年夏季，他住在家里，同时参加芝加哥闹市区的美国陆军通讯队的学习班。1942年10月22日，星期四的夜晚，他从学校返回家中，发现他妈妈丽莲和年轻女仆埃德娜·西比尔斯基的尸体，她俩是被一个小偷或一帮小偷杀死的，她们显然被抢劫住宅的行动吓坏了。对这个年青人说来，是一次可怖的和使之心碎的经历。
在从华盛顿到芝加哥旅途中的保罗·高尔文无法赶到。在印第安那州韦恩堡的弗兰克·布拉赫和他的妻子于星期五一清早，登上开往芝加哥的火车，在他的小房间里，把这可怕的消息告诉他。他们同他一起坐到63号街站下车，鲍勃和他的几个朋友在那里等他。
在高尔文一生所遭遇的所有悲剧中，对他心爱妻子遭受这一愚蠢和残酷的杀害，是他最难以理解和承受的。此外，他对他的儿子表示沉重的关切，并对年轻女仆的家庭表示哀悼，这个年轻女孩子年方20岁，正准备结婚。葬礼举行后，他感到他不能继续在诺曼底镇这所房子住下去，就同鲍勃一起迁到埃奇沃尔特海滨饭店的一处公寓中，经过一番艰难的努力，他继续担起他在摩托罗拉所负的责任以及他作为无线电制造商协会主席应尽的义务，但他的朋友和同事们在这一期间曾谈到了他的沮丧情绪，延续近一年时间。事实上，他做了他的企业进程中他必须做的事情，但除此之外，减少了直接家属以外的一切社会接触。对他来说，鲍勃是他痛苦的来源，因为这一悲剧损害了这位年青人的健康。在杀害发生后的几个月内，鲍勃患了严重的溃疡症，这迫使他接受陆军通讯队的医疗。
对父子二人来说，这都是黑暗与冷峻的时期，是他们试图互相保护与安慰的时候，在沉默中互相克制，以避免引起对过去的回忆。
就国家说来，此时也是黑暗与危险关头，美国正倾其所有，进行拼死斗争。当美国以战斗重新夺回它在珍珠港遭攻击后的头几个月内失去的土地时，太平洋与远东地区的战斗是战争中流血最多的。在1943年前期，战争以同一模式继续进行着：靠野蛮的和长时间的战斗，一个接一个地夺取日本占领的岛屿。对日本重兵防守的塔拉瓦的登陆与最后的胜利，使美国损失了一个师，美国第二海军师战死近千人，并有几千人受伤。
也许是如此众多的其他家庭所忍受的无数无可比拟的个人悲剧，才使高尔文去恰当地估量与接受他自己的损失。他和鲍勃收拾起他们的所有，回到他们在诺曼底镇的房子的一天来到了。高尔文平静地对他的一位朋友说：“我们在这里共享过许多很美好的回忆，它们比这里最终发生的事情好得多。”
丽莲的妹妹罗斯·斯特姆是一位寡妇，她无私地放弃了自己的公寓，于第二年搬进来，帮助高尔文和他儿子重建一个家。
1943年末和进入1944年时，作为摩托罗拉的首脑与无线电制造商协会的主席，高尔文以其余力努力完成他所负担的繁重任务。
与此同时，鲍勃不断地更换他在工厂的工作，以便他能获得更多的经验，从在组装线上钉箱，到消灭生产中的卡脖子问题和易出毛病的问题。在这一时期的有些月份里，他也在丹·诺布尔的实验室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席之地，在那里，他学习无线电与电子学的集中而又紧张的课程。
高尔文对鲍勃说：“我所关心的是：你应尽力学习，学得越多越好。这样你就能在你一旦负责决策时，正确地运用这些知识。”有一位同事向他建议：在鲍勃的21岁生日来临前，任命鲍勃为副总经理，高尔文对这位同事说：“我主要不考虑他的年龄，主要考虑他能否负担责任。”
高尔文知道，经过战争的权衡与进入战后市场时，公司面临艰难的道路。
他认为，公司1941年至1943年之发展，即销售额从1700万美元增加到7800万美元，这并不真正反映公司在战后市场上的潜力。在1943年，摩托罗拉的生产全部为军用。他指出，任何的转轨都可能使销售立刻滑落到战前的数额。在以后的两年内，虽然销售额增至6100万美元，但纯收入的相应增加仅为353500美元。
他对他的一部分经理人员说：“这个供不应求和有控制的市场，并不能告诉我们今后我们必须生产何种模式的货品。”
1944年3月7日约瑟夫·高尔文于47岁时去世，使这个家庭又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约瑟夫的去世对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说来更是悲剧，因为他还是个年轻的丈夫与父亲。高尔文在妻子死后不到两年时又遇到兄弟约瑟夫的去世，感到这一损失太大了。
他对前途忧虑不安，也许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妻子和他兄弟的死亡使他感到自己终不免一死。他害怕这个由约瑟夫和他如此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公司将不复存在，因为他是不会长生不老的。
他有他坚强的自信所产生的安慰，但他通过经验也懂得任何人对生命的掌握是软弱无力的。他开始更强烈地意识到时间，感到时间不易被他掌握，他为许多尚未做的事情感到不安。他不仅关心企业，也关心家庭。他对鲍勃说：“如果我死了，要对我们的各种老的关系更加精心注意。”他开始更急迫地考虑使鲍勃负起更多的责任。(https://www.daowen.com)
公司有些人认为鲍勃应对他父亲不耐烦时所作出的摇摆不定的决定起纠正作用。此时有人埋怨高尔文对任何他决意要做的事情，没有耐心听一听反对意见。公开议论和非正式讨论的热烈气氛曾是他所赞成的，也曾一直延续下来，但在今天却受到限制。突然，没有一个经理人员敢于对他表示不同意见，因为怕激起他失去理智的怒火。
他对一位于开会中间打断他的讲话的经理生气地说：“如果我需要你的意见，我会问你的。”对另外一位反对他的人，他愤怒地说：“我们把你带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发现你是多么顽固的！”有时他的发怒刺激他作普遍的谴责，批评过去有这事或那事被他认为不是建设性的。在他的最高层人员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怒气冲冲的不耐烦地说：“为什么你们这些家伙自己不认真想想？”
在公司所有人员中，在他的企业以外他的亲密的朋友中，只有鲍勃经常和他有密切的接触，允许和他有不同的意见，而这意见在高尔文的心目中远远超过鲍勃此时在公司所居的位置。
在父子俩进行的一些争论中，两代人的位置往往是很奇怪地颠倒了，父亲对问题的解决烦躁和不耐烦，而儿子却力持客观与自我克制，但经常是：事情的实际发展往往证明高尔文是对的。父子之间这种交换意见，这种经过探讨达到和谐与澄清的过程，对他们二人都有利，尤其是对鲍勃。他总是向他父亲表示很大的尊重与爱慕。他已逐渐更清楚地了解到他父亲能力之所在，以及他成功的原因在于有一种卓越的洞察力，以致他能在某一时间作出正确的行动，而这并不是上完了世界上所有正规的经营课程就能得到的。
高尔文这一时期的很多痛苦是由于他的孤独。在他的营业和他的家庭外，他的乐趣很少。丽莲的消失在他的生活中留下了不愉快的空白。
1944年秋，高尔文遇到了泰然自若的、可爱的年轻妇女。她的名字是弗吉尼亚·克里奇菲尔德，她在他的医务室作秘书工作。在1944年末至1945年初这一期间，高尔文在拜访这位医生的办公室时，他对弗吉尼亚的温情与幽默产生了好感。
1945年春，他约请她去看同一天晚上的一场戏剧演出。他忘记了一个妇女所需的事先通知，因而她回绝了他，并表示歉意。一周后，他再次约请，并在两周前通知。她接受了，此后他们开始一同就餐，有时去看演出。同年夏，他开始和弗吉尼亚一起参加摩托罗拉的活动，例如领班们的宴会和格利俱乐部音乐会。
在这年夏天的其他夜晚，高尔文在她的艺术家的姊姊卡罗尔·克里奇菲尔德的家里去拜访她。晚间，他们常一块坐在前廊品茶，而此时是高尔文一天忙乱后的珍贵的平静时刻。这些聚会给他带来很大乐趣，他对弗吉尼亚的爱情与日俱增。在这样的一个夜晚，他带着某种羞怯，但很热情的语调对她说：“我很高兴和你相伴。”
1945年11月21日，在家中一个平静的仪式上，高尔文和弗吉尼亚结了婚。一种新的、持久的快乐进入了他的生活。
高尔文是一个快乐的、活泼的丈夫，他决不让弗吉尼亚烦恼与忧虑。在他们结婚后，他继续向她献殷勤。他经常送她鲜花，在白天上班时，他丢下工作，每天给她打好多次电话。在编造的一些故事中，出于他积极的想像，他假装成其中各种人物，发出他们的声音，以此逗得她哈哈大笑。晚上，他们一块去跳舞，看电影，或去看歌剧，有时和朋友们一起共度良宵。
他最欢乐的时光是他在家中和弗吉尼亚共同度过的。他一直穿着睡衣、宽松的外袍和拖鞋，只有星期六下午，他在电话中同他的经理人员讨论这天前向他提出的各种建议。而在电话间隔时间内，他用电子琴放松一下自己，这种乐器是他辛苦地学会使用的。这时，弗吉尼亚和他坐在一起，他自豪地演奏一首他们二人都喜欢听的乐曲。
显然，对很多很了解他的人，以及40年代末的这一时期与50年代初和他一块工作的人说来，这是高尔文权力的顶峰时期。诚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朝鲜战争，市场尽管出现暂时的挫折，但依然是很繁荣的。此外，他因拥有一大批工程人员与管理人员而大大得益，这些人是一支都有自己特长和发挥卓越效能的队伍。
然而，尽管有所有这种能干的帮助，高尔文无疑地是对公司这些年间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有非凡的贡献的人。在这一期间，公司由1942年的拥有1500名雇员与3100万美元的销售额，增至1952年的10000名雇员和1．68亿销售额。
1948年11月，高尔文满意于顺利地度过了一段将他自己所负责任作了调整与分散的紧张时期，他任命鲍勃为副总经理，把他安排到与自己相邻的一个办公室内，这样他们可以更接近地一块工作。但直到任命的时刻，他依然是毫不放松的、不妥协的工头。当他听到鲍勃作了使他不高兴的决定时，他把儿子召唤到办公室，高傲地对儿子说：“你知道不知道我要当众宣布你的任命吗？好了，好了，整个事情作罢了。”
他的感觉并未持续很久。对父亲和儿子说来，这一任命都极为重要。这一任命给予鲍勃以这样的机会：将自己的想法更直接地引进公司，并付诸实施。
可是，当新人试图脱颖而出，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时，就经常会有紧张的场面出现。高尔文和鲍勃自然也不例外，但幸运的是：在他们共处的岁月里，特别是他们分担那悲剧性的事件（丽莲被害）所造成的巨大痛苦时，使父子俩保持克制与互相依赖。除这些品性外，鲍勃还乐于接受他父亲已建立的东西。他感到没有必要用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来取代他父亲已建设好的。高尔文总是不轻易放弃对公司的控制，不将一部分他认为重要的职责交到别人手中，即使是鲍勃也一样。听到鲍勃办公室在开会，有时他就走进去，粗率地问道：“商量什么？”如果会议作出的决定不满他的意，他就反对说：“完全不应该这样！”由于别人沉默不语，有时是被吓住了，鲍勃开始平静地解释：“父亲，在你进来前，我们是这样想的。”然后向高尔文陈述作出这一决定的一系列理由。更多的情况是高尔文被说服了，他乐于认可他们的见解。
经常有很多课是鲍勃要学习的。一天早晨，高尔文把儿子喊进大厅，告诉他一个竞争者正以低于摩托罗拉廉价品的价格——即20美元一台的电视机投放市场。在竞争较激烈的早期电视机市场，电视机的最大可能性的减价已经实现。可是高尔文却不顾这没有伸缩余地的极限，问鲍勃对这不同于摩托罗拉的20美元一台的电视机，要采取什么对策，而此时鲍勃等人仍满意于公司产品的质量及利润。鲍勃断然地回答他父亲说，对此没有什么要做的了，因为每台的价格已不能再降低。
高尔文说：“你去寻求一种打破我们廉价品每台20美元价格的方法，然后回来向我报告，否则，我将介入，指点给你看应怎样做。”
在同技术人员与生产人员举行一系列会议的十天后，鲍勃羞怯地向他父亲报告：减价已经做到了。
父子俩以不同寻常的方式互相补充，经历过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但依然存在着代沟，这是由于经验阅历的不同，而形成了每一代人的特征。高尔文永远重视自己早期的奋斗，乐于积极发展，依赖情感与直觉来指导他的实践，但宁愿通过试验的和业已证明有效的路线来达到目的。鲍勃也感到，公司必须进步，但他认为，必须使生产多样化，必须有各种不同的新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