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文化与世俗成就动机
中国的入世文化，滥觞于周，集大成于春秋的孔子，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底色。与商人敬鬼神的神权统治不同，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认为“天”或“上帝”不是哪一族独有的神，而是天下各族共有的神；“天命”属于谁，就看谁有能使人民归顺的“德”。“上天”只会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者；一旦统治者失“德”，也就会失去上天的庇佑，新的有德者即可以应运而生，取而代之。因此，作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应该“以德配天”。
虽然周公的“以德配天”还未完全摆脱“君权神授”的观念，但他的关注点已从彼岸世界拉回了此岸世界，人和命运和国家前途不再取决于天，而在于自身，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重要转折，从此形成了与其他大多数民族完全不同的入世文化。
到了春秋，孔子提出了“敬鬼神而远之”的观点，儒家文化强调经世致用、兴邦治国、教民化俗，从修身开始，中经齐家，终于治国、平天下。道家看似虚玄，倡言“无为”，然而其真正的目的却是为了“无不为”。法家文化一切以实效为依归，具有更明显的现实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没有把神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把人居于中心，入世文化使中国避免成为神权统治的国家，没有出现过教权乱政的情况，也没有因为宗教矛盾而导致战争和国家分裂。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没有祭司阶层，从而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及社会各阶层共奉的价值观。
与否定今生、注重来生不同，中国人始终强调现实人生。中国人在解决问题时，不过于求助巫术或神怪，而是立足于现实，在现实中寻找方法，这对于人类知识的积累和成功提供了可能。
这种理性文化，使得中国人天然信奉“工具合理性”。“工具合理性”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概念，与之对应的是“价值合理性”，前者以结果是否达成目的为依据，达成就是合理的；后者则是以是否符合某种教义为判断依据。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破除“两个凡是”，提倡“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其实质就是向“工具合理性”的回归。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小农经济的土壤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它的诉求点主要是民风教化和治国安邦，但作为中国文化的子系统，中国的商业文化自然也被深深地打上儒家的烙印，正是这种入世文化，形成了中国人强烈的世俗成就动机和与之相匹配的勤劳、节俭的优良品德。(https://www.daowen.com)
中国人把追求世俗成功当作成功的标志，这种世俗成功，在漫长的农业社会，并不必然表现为商业上的成功；相反，仕途成功更是社会主流。但是，当商业社会来临，比如明末，仕途成功不再是唯一，当金钱成为评判成功的标志时，这种成功动机就迸发出强大生命力，从仕途转向商业，要远比从彼岸转向此岸容易得多。
中国的入世文化使得中国人在进入商业社会时，无须像西方那样需要变革，把对彼岸的关注拉回到对此岸的关注。西方的宗教改革所形成的新教伦理，其核心就是把彼岸与此岸做了关联，从而把人的目光从彼岸拉回此岸，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这点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是做了说明。而更多国家或民族，由于无法在文化和宗教上进行变革，影响了国家的发展。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麦克莱兰在研究各国发展时，提出一个著名论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不是资源、环境等外在的东西，而是一个国家社会成员的成就动机，这种成就动机落在商业上，就形成了所谓创业精神。
从漫长的农业社会到今天的商业社会，中国人始终保持强烈的成就动机，除了长期生存艰难、祸患不断所形成的社会心理外，还和中国独有的社会组织形式有密切关系。
传统中国，人是家族中的一员，家族之间既守望相助，也互相攀比，甚至竞争。家族对成员的最高期望就是望子成龙、光宗耀祖，而家族也为成员子弟提供必要的条件，在这种氛围下，每个成员也与生俱来地带有强烈的成功使命，意图光耀门楣。
在中国，宗教对人们的约束有限，大多数人也不信教，约束中国人行为的主要是儒家教义。但儒家不是宗教，对人并没有强制性，它本身也是世俗的而不是先验的，它不仅没有约束人们对世俗成功的追求，反而提供成就成功的动力。当然，儒家毕竟形成于农业社会，在商业社会不一定合适，比如对财富、商人的看法，它还必须进行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