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转化之惑
幸运的是，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是积极的入世文化，这使中国在进行现代商业时，无须经历痛苦艰危的文化转化。事实上，在中国漫长的皇权历史中，中国社会的商业始终没有中断过，这种传统商业文明为中国进入现代文明提供了现成的工具。
但从根本上说，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是诞生在农业社会的土壤中的，而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政体，对商业文化的压制和摧残，使得中国的商业文化带来先天的病根，这需要对包括传统商业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进而形成中国独有的商业精神和商人阶层。
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南宋“除去军器之类不准私家生产，朝廷的几类专利品不准私卖外，一切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东西，只需交纳税款，百姓均可生产、贩卖。因此，民间不仅有各种手工业坊场，而且有比较普遍的发展。”[1]
宋朝商品经济发达的另一个表现是商业的高度发达，南宋的杭州“大小铺席皆生意兴隆，大商品贸易数额之大都是‘动以万计’，城内及郊区处处都有茶坊、酒肆、饭馆、各种点心果脯零食的店铺摊贩，以及买卖日用什物和珍奇玩好的商店、作坊店铺、‘浮浦’、小贩等等。买卖日夜不绝，各处的夜市、早市等都极其繁华热闹。城市中除普通商店外，有种类繁多的作坊店铺，贩卖自己生产的形形色色的商品。这种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甚至被一些学者称之为‘现时的拂晓时辰’。”[2]宋代商税在封建财政收入中已占相当的比重，有“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之说。[3]
宋代的城市化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人口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六个。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富裕闲暇的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速发展。
明朝晚期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高峰。明代中叶，由于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田赋、力役的折银，出现了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原料和手工业品生产的地域分工趋势。如江南湖州（今属浙江）普遍种桑养蚕，山东、河南广泛种植棉花，苏州、杭州等地成为丝织业生产中心，松江（今属上海）地区则是著名的棉纺织业中心。在生产组织上，苏州、松江等地甚至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机房”，即手工工场。这就促进了各地区间的商品交换。
明中叶以后，商业资本十分活跃，全国各地有许多商人和商业资本集团，最著名的有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及关陕商等。
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明中期以后城市经济日益繁荣。当时的北京是全国最大的都市；广州、泉州、漳州、福州、宁波等地是对外贸易港口；武昌、荆州（今湖北江陵）、天津、临清及淮安既是交通要津，又是贸易中心。当时还产生了五大手工业区域：松江的棉纺织业，苏杭的丝织业，芜湖（今属安徽）的浆染业，铅山（今江西铅山南）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在南方地区，市镇迅猛发展，特别是长江三角洲，除了苏、杭、湖、嘉、松等最繁荣的城市外，又涌现出大批新兴的工商业市镇，如苏州的盛泽镇、嘉兴的濮院镇和松江的枫泾镇等。
明中叶以后白银的广泛使用，也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例证。
值得重视的是，明朝，尤其是晚明不仅商品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更重要的是明朝的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晚明社会变迁包含着诸多方面。在乡村，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增长，赋役货币化，冲击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人口不断增长，人口流动相对自由化，社会分工扩大，社会分化加剧，形成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结构；在城市，工商业城镇兴起，劳动力市场出现，手工业发展，出现新型手工业工场，商业繁荣，商品经济极大地增长；旧的等级制逐渐分解，出现新的社会分层；商帮崛起，商人定居化增多，不仅促使全国性市场网络形成，而且导致社会价值观念重塑，社会整体趋向商业化。[4]
因此，一些西方学者，如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Pomeranz）认为：至18世纪以前，在“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方面，中国经济制度与欧洲并没有根本的区别。[5]
到了清代，尤其是晚清，由于外国资本的侵入，中国工商社会的发展改变了自身演进的轨迹。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成为促使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催化剂：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凭借从中国取得的一系列特权，大量对中国输出商品，使中国日益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地。随之造成中国城乡手工业逐渐衰落，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加速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同时也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市场和劳动力；另一方面，自鸦片战争后，外商陆续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受其刺激，中国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企业，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企业及资产阶级。
尽管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采取了“扶本抑末”的政策，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商人阶层的形成不能不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产生影响。早在12世纪南宋时期，思想家陈亮便提出了“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终处，便是有理”。陈亮强调以“功事”计“德、理”的新义理观，对于轻贱商业的旧传统的精神无疑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他说，“商借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互补，而非求以相病”。
而明朝的哲学家王阳明则走得更远。他提出了“四民异业而同道”，肯定士、农、工、商在“道”的面前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更不复有高下之分。新安的商人汪道昆甚至喊出了“良贾何负闳儒！”这在当时可谓“惊天动地”。
沈垚认为治生为商并非损人利己，而是互通有无“人己皆给”的互利活动，他强调社会离不开商人，应予以应有地位。他甚至鼓动儒者经商，认为以商养学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更可贵的是，沈还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思想。
明末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更进一步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主之所欲也，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重商的意识在统治集团中也有所体现，明嘉靖、万历期间，政治家张居正就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提出了否定意见，他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他把商业发展摆到了与农业并驾齐驱的地位。
至于民间，重商风气同样也表现得很明显，尤其是一些商业发达的地区，如江浙、安徽、山西等地，学而优则仕本是几千年来大部分中国人的人生目标，但这一观念也受无情冲击。乾隆年间太谷县一个举人出身的刘大鹏写的《退想斋日记》提到，“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重商业为甚重，才华秀美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当地也有“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的童谣。在山西人看来，经商是一种比读书做官都重要的事情。山西巡抚刘与义向雍正皇帝上奏折说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胜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雍正皇帝在上面朱批道：“山西人，第一类是经商的，第二类是务农的，第三类是谋入营伍，至中材以下方便之读书入仕，其俗殊属可笑”。
西方的“天职”和日本的“耻”赋予了商人事业以超越世俗的精神动力，并形成了“勤”、“俭”这一对工商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行为，而“勤”与“俭”无论在儒家经典还是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都是根深蒂固的，是最古老的训诫。“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早见伪《古文尚书·大禹谟》，其源甚古。李商隐《咏史》诗句也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苏颂也说：“人生在勤，勤则不匮。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此其理也。”朱熹说：“敬不是万物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
然而，这种“勤”“俭”意识并不具有宗教的意味，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入世的取向很难形成具有超越世俗的精神力量。
总体而言，与近世日本学者对“商”的肯定相比，中国人对商人的认识与肯定要远逊色得多。我们很容易看到中国商人的世俗动机，如财富带来的“权力”“声誉”以及“光耀祖宗”和“为子孙后代计”，但确实很难看到那种西方商人甚至日本商人身上展现的那种“超越性”动机。由此可见，中国始终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人精神。(https://www.daowen.com)
现代商人阶层的形成过程也正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型过程，新的社会形态的形成也必然伴随社会意识的变化，商人精神作为这一新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商人阶层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在考查中外商人精神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商人精神的形成具有如下特征，这些特征对于中国商人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个国家或地域的商人精神只能从自身的传统文化中获得。正如西方的商人精神缘于基督教文化，日本则缘于日本儒教和神道教。这一点，如金耀基所言的，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可以是各式各样的，但唯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任何国家或民族的现代化一定是本国传统的现代化。当代著名学者林毓生在他的名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这就是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传统文化不可能被置换掉而只能是现代性的转化。[6]不同的国家的传统文化为现代化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资源，这是现代化得以启动的基石，尤其是像中国这样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但我们也看到，这种转化很艰难，它所受到的主导文化的压制以及可能走向的误区，使得很多国家或民族的现代化胎死于腹中，中国商人精神的缺失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从商人精神的形成逻辑及内在结构上看，社会，尤其是权力阶层对商人事业的认同是商人精神形成的起点，也是商人事业得以发展的外部要素。从西方及日本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先从价值层面认同商人事业，并最终落到工具层面。如西方从“命定说”得出了商人事业的合理性，而日本则从“四业同道”出发论证了商人事业的存在价值，而价值层面的一旦突破所带来的商人事业的发展，其工具性认同也就顺理成章。对于我国来说，对商人事业的认同基本上还处在工具性认同上，如对民营企业的看法上，从早期的拾遗补阙到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还是因为商人事业对解决就业、增加税收的积极作用，大众也更多从财富角度看待和认同商人事业，这种意识极大影响了商人发展事业的动力。
超越世俗的商业动机是商人精神的核心，西方是“罪”所引发的内心焦虑，促使商人不断通过事业成功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日本是“耻”所引发的内心不安，迫使自己不断努力以获得社会的认同。因此，这种动力是来自本民族独特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而中国的成就动机则是世俗的，体现在为自己或家庭家族光耀门楣。因此，要确立中国商人精神，从内容上必须超越家庭家族，从内在上必须通过独特民族心理寻找内在精神动力。
正如我们所知的，中华文化是入世的文化，因此超越家族是难以从彼岸世界寻找的。从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能够超越家族的只有国家、社稷、苍生、文化这些。无论是中国民众的生活伦理还是儒家经典都体现了这一点。如“忠孝不能两全”说明了在大众心目中，国家是大于家庭，“天地君亲师”也是把君排在亲之前。历代中国能建立起超越家族的大型组织，能团结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无一不是以民族、国家为诉求。而作为已经内化为民族心理的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士致于道”和“以道济世”的事功精神，都表明了中华文化中存在着超越自身利益的价值追求，尽管它还是世俗的，但已超越了自身的利益，这种文化一旦转化为商人精神，无疑将为商人事业提供更为持续的精神动力。
因此，如果打通了商人事业与国家、民族的通道，社会不再把商人事业看作仅仅是个人或家族的事，而是关乎民族、国家、苍生等，商人阶层才能获得真正价值层面的认同。而一旦商人阶层从内在确立了这种追求，就会获得永不衰竭的事业成就动机。社会对商人事业的认同与商人内心的追求就达成了默契和统一。国家、民族理念在商人事业中的作用，我们在日本及韩国的经济发展史中看得很清楚，森岛通夫的《日本为什么“成功”》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
问题在于，社会层面的认同相对容易，重要的是商人如何能从内心上把商业事业与国家、社稷紧紧地联系起来，这就涉及了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正如我们所知的，中国人不相信彼岸世界，“敬鬼神而远之”，但我们要看到的是，权力系统的文化与大众文化仍存在很大差别，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勃格（Berger）在分析东亚现代化时发现：“韦伯所讲的儒家思想是指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他讲的不是远于皇权所及的普通老百姓的日常伦理的那种儒家思想。”勃格把传统士大夫和儒家官吏的思想与民间的伦理作了区别，他把它称之为“庸俗化的儒家思想”，它构成了东亚社会的共同遗产，并认为，这一“庸俗化的儒家思想”工作伦理极大地促进了东亚的发展。[7]尽管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但在，民间所信奉的一些基本准则是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的，这正是中国商人精神得以延绵的原因所在。
中国普通大众信“天命”“天理”，在“天地君亲师”的排位中，“天”仍排在第一位，“天理难容”可以说是对人的所为作出最严厉的斥责。因此，在中华民族心理上，能够对人内心约束的似乎只有“理”和对“天命”的畏惧。盛邦和认为，把商人事业的基本伦理与天理相联系，对“事”所抱有的“谨畏”心理，就近似于一种宗教心情。[8]
“天理”无疑带有彼岸世界的含义，在现实中，人们往往把“天理”外化为可操作性的行为准则，这就把“天理”又从彼岸世界拉回到此岸世界。那么如何才能符合“天理”呢？我们认为，“行善”是评价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天理”的重要标准，“积善行德”已经在中华民族心理中成为最重要的美德。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善”对人内心的约束是客观存在的，甚至一些“恶人”都懂得伪装自己，所以被称之为“伪善人”。因此，与欧美的“罪”和日本的“耻”相对应，我们认为当社会以及商人自身把“善”与商人事业融合时，“善”可以构成商人事业的内在精神动力。
而“善”本身在不同社会有着不同含义，但只要是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无疑是“善莫大焉”，而任何事只要与“善”相符，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同。因此，商人的基本伦理“勤”“俭”可以与“罪”和“耻”相连，也同样能与“善”相连。换句话说，只要人们认为“勤”“俭”是“善”的，那么与之相反的懒惰和奢侈就是“恶”的，就会受到社会的谴责，这样由“善”出发就可以构建起中国的商人精神。
但显然，“善”与西方的“罪”、日本的“耻”相比，它对人的行为和内心的强化程度不同。如何强化“善”对人内心的影响力，需要主流社会的长期的培育。我们应该牢记的是，离开了真正中国的文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商人精神，而商人精神的缺失将决定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工商强国。
【注释】
[1]刘春萍：《南宋商品经济发达原因》《探求学刊》，1995年5月，第91页。
[2]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3]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12页。
[4]万明：《晚明社会变迁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月，第3页。
[5][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6]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页。
[7]张文达、高质慧等编：《台湾学者论中国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10页。
[8]盛邦和：《东亚：走向近代化的精神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