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彼岸到此岸
不论何种现代化，其实现途径首先都必须把目光从对彼岸世界的关注拉回到此岸世界。一些文化对此进行了转化，一些则没有，即便实现了这种转化，也是历经了艰苦的过程和漫长的岁月。
从彼岸回到此岸，只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现代化的起点，有了这个起点，一个国家或民族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独有的商业精神，进而形成推动现代化的承载者——商人阶层，从而展开对现代化的追逐。
本章简要回顾西方与日本的现代化的精神历程，以便更好理解中国的现代化。
中世纪欧洲的基本经济形态是庄园制，庄园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商品交换保持着最低水平，社会流动处于停滞状态，基督教控制着人们的意识，商业行为被视为不道德的职业。尽管如此，由于庄园主对奢侈品和短缺品的需求，仍然保持着少量商业行为，对于处在边缘地带的，如偏居一隅的意大利威尼斯商人——较少受庄园经济的影响和游离于欧洲主流社会的犹太商人——不受基督教的制约，即便是在欧洲最黑暗的中世纪，他们也在逐步发展中。[1]
商业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在商业中不占优势却有着传统手工业的佛罗伦萨，很快成为欧洲的商业中心。商业的发展逐步瓦解了庄园经济的基础，固定的社会秩序开始松动，一批农民逐步摆脱庄园并投入商业活动中。
商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有了在固定场所交换的需求，于是集市开始形成，最终促成了城市的兴起。城市的兴起对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城市的发展，一个更为广大的阶层——市民阶层也随之产生。欧洲的城市一开始就是以商业为中心，以商人为主体的城市。
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商人阶层所需要的知识与传统农民完全不同。他们关注自身能力及对财富的追求，直接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产生了影响。[2]文艺复兴最先出现于商业最为繁荣的意大利城市，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这不是偶然的，文艺复兴对人的关注及倡导感官享受等充分体现了商人阶层的基本追求。
商人阶层与在观念上及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的最大冲突在于财富观。中世纪基督教倡导的是禁欲主义，拥有财富是不道德的，正如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富人要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圣·伯尔拿说，“你只有蔑视财富，才能在天堂成为一个富有者”；托马斯·阿奎那也说，“甘愿贫穷是人们达到完美之爱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条件”[3]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商人对财富的追求受到极大限制。
如果说路德的宗教改革使人们在信仰方式上得到解脱的话，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则彻底解除了商人心灵上的枷锁。新教的核心是“命定说”，谁是上帝的选民抑或弃民，没有人可以帮你，教会也不行，只能靠自己在尘世中的勤勉努力来证明。于是，追求事业成功，包括在财富上的成功就不是自己的事，而是遵从上帝的旨意，是人的天职。
天职观对西方商业社会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对商业伦理、工作伦理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点在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有过深刻的阐述。
禁锢商人心灵的枷锁被解除了，一个大胆追求财富的时代到来了，新教赋予了商人追求财富和事业成功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商人阶层以一种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起来，最终推动了工商社会的到来。
一般的人认为，日本的现代化始于明治维新，但正如日本著名作家山本七平所认为的，正是因为德川时代所发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才“确立了日本现代化的自我秩序，……德川时代是一个最富于创造性的时代”。[4]在德川时代之前的长达900多年中，日本实行的是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庄园制经济，庄园的土地及农民成为领主（大名）的私有财产，封建中央政权无法对庄园主所拥有的土地进行占有和调配，这和西方封建时期经济形态比较一致。[5]德川家康掌权后，继续实行了丰臣秀吉的“检地”政策，实行“一地一作人”的土地制度，绵延数百年的领主庄园制宣告瓦解，货币地租开始出现，即一部分农民把土地转给别人耕作，收取地租。1872年，明治政府宣布废除《田亩永代买卖之禁》，允许土地买卖，这样，不仅农民可以从土地中游离出来，土地本身也成为商品，这为日本商业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693年，德川幕府实行“参觐交代制”，规定大名必须每年有几个月交替居住在德川幕府所在的首府中。当这些大名返回自己的封地时，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留下，这一措施使得沿途公路的商业发展起来，更使得江户商业繁荣，此外，还促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公路网的形成。到德川时代的最后20年，江户的规模已经像伦敦一样大，拥有100多万人口，大阪和京都也分别有20万和30万人。[6]有关研究表明，在明治初年，日本3300多万人口中，从事工商杂业和为人佣工者共计400余万人，占总人数的13%。[7]值得一提的是，明治政权建立后，武士失去了原有的特权，大多生活陷入窘迫，武士阶层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在各级政府机构中服务，成为新式政治家或军人，一部分从事学术、教育、新闻等职业，成为新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则依靠政府所发的公债从事工商业。武士阶层在社会中具有较高知识，他们的加入不仅改善了人们对商人的轻视，也提升了商人的整体素质。
商人阶层的形成及市民社会的兴起，意味着日本传统的农业社会正逐步向着工商社会转型，反映这一变化的新的观念也开始形成。
这一观念的转变首先是从对商人的重新认识开始的，传统的农业社会所形成的观念以及统治阶级所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使社会充满了对商人的偏见，对商人的偏见不消除，将直接抑制日本工商社会的形成。
较早对这一现象发难的是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石田梅岩。石田梅岩从士农工商具有共同的的“道”来说明商人的合理性。他写道：“商人之道岂异于士农之道哉？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士农工商皆为天所属，而天无二道。”[8]他明确反驳人们对商人的攻击：“商人事买卖之业以利天下。工得其薪。农得其收入，正如士得其俸禄。苟天下无诸般产业，则天下何以存？故商人之利乃无愧于天下之报酬也。汝谓贪念于买卖之利为无道，憎商人而拒绝与其交，何独视商人为下贱而恶之也乎？汝于今倡言不予商人以买卖之利，果不予其利，则天下之法亡矣。”[9]
这些启蒙思想家除了证明商人的合理性外，还从日本的文化和民族性出发，引申出日本商人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和工商伦理。
西方基督教新教之所以能够促使人们勤俭、敬业，是因为西方的“罪感”意识所带来的对来世的恐惧，使人们产生了内在的焦虑，促使其终生节俭、勤勉，以不断工作来洗脱“原罪”，这也就形成了所谓的“天职”伦理。
日本的内在精神动力和工商伦理是如何形成的呢？一般认为，日本的宗教信仰并不像西方那样强烈，但日本德川初期曹洞宗禅师铃木正三并不这么认为。他说：“在日本，‘日本没有宗教’的说法是一种令人震惊的误解，实际上仅仅是日本的宗教性与西欧不同而已。在日本，如果说不再信奉神，社会对此并不在意。但是，如果说不再信奉自己，他就会失去社会性的资格，信奉自己是指信奉自己内在于自身的佛，每一个日本人都具有这种意义上的宗教性。”[10]铃木正三在他的著作《四民日用》提出了佛在各种世俗的事务中，“人人各守其业即可成佛，而佛行之外并无成佛之道，这是普遍适用于士农工商的一条重大原则，如果把世俗的行业视为佛，它就会成为宗教行为。”[11](https://www.daowen.com)
这样，铃木正三就把“勤”“俭”这一理念引入人们内心，形成一种有别于西方但同样能在内心引起焦虑的“天职”观，而这一“天职”观的形成又是与日本特有的文化相关的。
美国女人类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一书中，把文化类型分为“罪的文化”与“耻的文化”。前者是欧美文化，后者是日本文化。日本江户幕府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吉田松阴把“耻”说得比“罪”更严重，更能影响人的行为动机。[12]
松田吉阴把日本式“新教”情结归结为“耻”，人最大精神不安是“耻”。因此要免去对于“耻”的内心紧张。开出的药方是“勤”、“俭”和“工作”，这样工作就升到至高至圣的境界。[13]
“儒教”与神道教并用，结果很容易使“儒教”的某种理论与神道教糅合在一起，直接把市民的工商活动神圣化、宗教化。日本“勤劳报德”的思想一方面出自儒学，但因渗入偿报“神”之恩德的意义，便使其勤劳伦理自然转入宗教轨道。”[14]这样，经过一批批启蒙思想家的不断努力，日本的商人精神逐步形成和确立。
【注释】
[1]赵立行：《商人阶层的形成与西欧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2]赵立行：《商人阶层的形成与西欧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页。
[3]赵立行：《商人阶层的形成与西欧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4]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2页。
[5]盛邦和：《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1页。
[6]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7]罗福惠：《国情、民性与近代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页。
[8]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2页。
[9]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2页。
[10]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28页。
[11]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28页。
[12]盛邦和：《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页。
[13]盛邦和：《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页。
[14]盛邦和：《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