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下海

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后，似乎有些停滞的中国经济列车再次轰隆作响，飞驰起来。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邓小平南方视察的意义也远不限于此，自此以后，中国的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巨变，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2008年底，全国15家主流媒体做了一个“改革开放30年10大流行语”征集活动，其中包括“雄起”“中国特色”“炒股”“北京奥运”“改革开放”“上网”“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下海”等。出人意料的是排在首位的是“下海”，“下海”居然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所谓“下海”，过去指的是票友转为职业演员。我们今天所说的“下海”最早出现在1984年前后，主要是指政府机关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放弃在传统体制内的位置，转而到市场中创业经商、谋求发展的行为。因为要抛弃“铁饭碗”甚至“金饭碗”去从事风险较大的商业行为，需要极大的勇气。“下”有屈身之意，而“海”则是充满着风险，因此，“下海”一词很传神，既有降低身价，又有冒险的含义。

在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后，中国突然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下海”潮。大批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干部、工人走出体制，积极投身于商海之中，他们彻底改变了自身的人生轨迹，在相当程度上也改变了中国的未来，我们看到的今天很多显赫的企业都是在那时诞生的。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人的“下海”就一直没停过，只不过在某些时段显得特别突出，这和当时的国家政策如鼓励下海、机构压缩、人员简编有很大关系，更和当时的社会氛围有直接关系。如果从影响力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下海”潮大体有三次，即1984年、1987—1988年和1992年。

1984年的“下海”潮可以说是政策驱动的。1980年代，世界掀起了一股新技术革命浪潮，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正蓬勃兴起，席卷全球。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1983年1月，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中关村的科技人员，可以走出科研院所，通过创业，探索一条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路子，由此引发了第一次科技人员“下海”创业潮。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中关村踏上了“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创业道路。1987年底，中关村形成了著名的“电子一条街”。

1988年5月国务院批准发布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在“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式成立。

陈春先成为下海第一人。他在中关村的一间仓库里办起了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随着大量科技人员的下海，中关村从“象牙之塔”变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高科技产业的引擎。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一些高科技企业如联想、方正、清华同方等都在那个时候创立。但在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生产电脑打字机的四通。

1987年的“下海”潮情况比较复杂，其“下海”动因也有不同。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严格意义上说不算下海，只能说是一只脚伸到海里，这就是后来为人所诟病的“官倒”。他们利用当时实行的价格“双轨制”，利用权力获得计划内的价格，然后以市场价倒卖出去，获得巨额财富。与其相类似的还有各种权力部门利用部门资源成立的各种公司，如消防人员成立消防器材公司、环保部门成立环保公司等，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公司大量出现。这种现象扰乱了经济秩序，没有什么正面意义，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中所呈现出的典型特征。另一类则不同，一批体制内的人，因为原有体制的僵化，想干事却使不出劲，才华荒废着；另一方面，经过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上个体户的暴富给人以强烈刺激，那时，“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成为顺口溜。这促使一批技术人员试图凭自己的能力在商海中拼搏，以追求事业成功和个人财富。这和后来1992年的创业者基本类似，在他们中间也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公司，如华为就是其中杰出代表，福建的实达电脑也在那时创立。(https://www.daowen.com)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大批行政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投身私营工商界，一时间“下海”潮涌动。冯仑、潘石屹就是当时的“下海”者，这些曾一文不名的游子，后来成了叱咤房地产业的亿万富翁；“下海”者还有不少官员，人事部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者12万人，不辞官却投身商海的人超过1000万人。

如果说1992年的“下海”潮与87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邓小平的南方视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使他们看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轨迹，创业经商，投身于产业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抓住机遇才能成就事业。因此他们的方向感更强，目的性更明确，境界也更高。正如财经作家牛文文所评论的，“92派”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门待过，有深厚的政府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市场经济的知识。

自此以后，尽管“下海”仍在进行，但“下海”一词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公务员辞职创业行为从“很难想象”，逐步进入“稀松平常”状态。同时大量新生代从一开始就投身商海，成为当代商人的主流。

“下海”潮带来的是民营经济的大发展。1992年第二季度开始，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发展速度开始出现回升。全国个体工商户从1992年的1534万户增加到了2001年的2433万户，从业人员从2468万人增长到4760万人，总产值从926.2亿元增长到了7320亿元，分别增长1.586倍、1.929倍和7.9倍。全国私营企业户数、从业人员数、总产值则分别从1992年的13.96万户、231.8万人和205.1亿元增加到了2001年的2435.3万户、2713.9万人和12316.9亿元，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34.63%、31.43%和57.63%，中国商人迎来了英雄时代。^[1]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像中国改革开放所出现的大量人员走出体制投身商海，其涉及人数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如果勉强做个类比，这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大量士绅投入工商业的情况有点类似，这种现象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流动，在它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深刻变革。

首先，它拉开了现代商业社会的序幕。当代中国最早的市场是由广大农民和城市个体户推动的。但即便如此，他们在中国行政化高度集中的社会来说仍处在社会边缘，对社会的主体格局尽管产生了很大作用，但还不能说产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大量体制内人员的流出则完全改变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两种力量对比，以市场为核心的大社会开始形成，这个大社会就是所谓的商业社会，它既有别于传统的农业社会，也与高度集中的行政化社会大相径庭。可以说，“下海”催生了新的商业社会的到来。

其次，“下海”带来的社会资源的流动。在中国建立起高度行政化的体制以来，行政体制通过各种方式完成了对社会的改造，从社会吸取了大量甚至几乎全部的社会资源，一直到“下海”之前，这一过程都没有太大变化。“下海”的发生使社会资源开始从体制内向体制外流动，这当然首先表现在大量社会精英的流出，但不限于此，在这些社会精英的背后，包括各种社会关系以及所涉及的各种资源，这其中也包括广为诟病的权钱交易、“官倒”等，尽管其中涉及道德甚至法律问题，但却真实地表明了中国民间资本的重要来源。

再次，它推动并提升了当代商人的整体素质和地位。正如我们所知的，早期的商人的主体是农民和城市个体户，这些人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技能都是比较低的。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早期市场的参与者除极少数脱颖而出外，大多仍处于社会底层，而今天仍活跃在经济舞台的大多是那些原先在体制内“下海”的，像柳传志、任正非等中国优秀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