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风波骤起
正当党和政府在极力解决国有企业困局之时，一些人不失时机地挑起了姓“公”姓“私”的争论，锋芒所致直指1992年以来党和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客观地说，此次的争论看起来来势凶猛但明显感觉后劲不足，无论是在媒体还是社会舆论上都没有得到有力的反响。这反映经过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社会思潮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各种力量对比已经明显向着改革的方向发展。此次争论尽管规模不大却意义非同凡响，其意义在于改革者和反对者都踩在了改革的突破口这个时点上，这是双方的必争之地，向前一步，中国经济将可能一马平川，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后退则可能又回到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前的状况。
此事缘起于北京进而在全国以及境外流传的四份“万言书”。“万言书”出现的时间从1995年到1997年。第一份“万言书”题目是《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文章主要内容是对1992年以来私营经济的发展和国有经济比重下降表示不安。文章对1992年来私营经济发展的描述大体是符合事实的，重要的是如何看待这一事实。文章说，公有制经济在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是我国经济在整体上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私有化，必然会妨碍乃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安全。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文章预测说，我国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还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在历史上，欧洲资产阶级曾经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向封建统治者争得了国家政权。现在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提出要“通过纳税向政府‘购买’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品，如法制、秩序、国防、乃至民主”。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已经逐步提出独立的政治要求。一旦局势允许，这些代言人组织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文章说，资产阶级若要变经济上的补充地位为主体地位，变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为领导地位，就要分享乃至独占国家政权。因此，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
第二份“万言书”出现在1995年下半年，题目是《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这篇文章针对当时东欧剧变所出现的新形势，分析我国面临的危机。文章认为，新的“和平演变”的可能性正在加强，而导致“和平演变”最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经济的私有化。文章说，在某些直接和间接的私有化口号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国私营企业迅猛发展，成倍增长，成为不可轻视的经济力量，在南方数省已占据主体地位。国有资产被大量蚕食侵占，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迅速集中的事实再次表明，在我国，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形成，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第三份“万言书”在1997年初出现，题目为《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这篇文章主要观点是认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因为其高效率，而是建立在国有经济承担大量社会责任以及被大量侵吞的基础上。文章认为，一些私营企业是靠非法手段获得发展的，而绝非其本身比公有经济优越。如果国家对其非法活动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建立起正常的经济秩序，私营经济就绝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这表明，国有企业并不是低效率的。除此之外，文章还有两个观点：一是否定对当时国企业改革中股份制改革的方向，认为股份制不同于公有制，公有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而股份制是社会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扬弃，但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它虽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围。因此，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历史的倒退，其实质仍是私有化。二是，有人认为，国有经济只保留在国家经济命脉部门和基础性、公益性等非竞争性的行业和部门中，其他竞争性行业部门让非国有经济去生产经营，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国家承担亏损，让各种资本盈利，从而使我们的国有经济变成主要为国内外资本服务的经济。这不仅根本上改变了公有经济为主体、非公有经济为补充的关系，也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1997年初，出现了第四份“万言书”，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文章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状况，概括了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部分主要言论，在所谓的“自由化分子”中，大多是比较活跃的经济学家、作家等。作者认为，1992年后，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已逐步占据了我国的主要媒体。
尽管四篇“万言书”角度不同，各有所偏重，但最终落脚点都在姓“公”姓“私”上。文章的理论基础或者说价值取向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前的人大多耳熟能详的。从这个角度看，文章无论是行文还是严谨性都是无可挑剔的，问题在于作者无视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无视民营经济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把私营经济看作是敌对势力。作者不是把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看作“党和政府工作的第一要务”，而是以是否维护所谓社会主义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而社会主义的标准则是由他们来确定，如何维护社会主义也只能采取他们认为的方法。事实是，即便是他们热衷谈的东欧剧变，其巨变的原因也不是所谓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正如亚洲一个国家的一位领导人所说的，“冷战不是西方外交官和将军们打胜的，是西方工人阶级用他们生产的狩猎牌豪华汽车、货物丰富的超级市场和购物中心打赢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的苏东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社会生产不振，物资匮乏，内部矛盾加深，才导致社会动荡。这说明，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改善人民的生活，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与发展。
四篇“万言书”出来之后，在经济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一些长期活跃的经济理论界专家学者纷纷著文批驳。时任《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教授说：“从过去一年里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左’的人士就是冲着现行的方针政策来的。他们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任意夸大，煽动舆论，制造是非。所以，不回答这样或那样的责难，就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上发生动摇。”
经济学家吴敬琏说，最近一个时期，一些人士对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持有异议，断定“国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降低表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丧失，社会主义因素的减弱，甚至意味着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他们反对国家为包括国有、集体、个体等不同经济成分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这种说法，在部分干部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因而需要给予回答。(https://www.daowen.com)
“万言书”及其所代表的旧意识形态所遇到的困境，说明旧有的意识形态已经无法指导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国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现代化建设，新的理论在时代的呼唤下正呼之欲出。
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泽民发表了重要的五二九讲话。他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的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里所说的别的理论固然可以包括西方各种形形色色的理论，但从当时的语境来看，主要还是指旧有的意识形态理论。他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江泽民的讲话代表了党中央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的态度，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地位，也彻底终结了“万言书”及其所反映的旧意识形态观。
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江泽民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将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此外，江泽民还用很大篇幅谈了公有制的改革。
“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
“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
“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
至此，中央在解决市场经济问题之后，又一次在理论上取得重大进展。十五大报告对传统的公有制理论做出的重大修正，为随之而来的国有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彻底解决国有企业的困境找到了最终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