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困境
在当时，几乎在所有领域，只要有民营资本介入，国有企业就节节败退，毫无招架之力。1997年1月，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出炉，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只有3.29%，大大低于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在39个大的行业中，有18个是全行业亏损，国有工业的负债总额已占到其净资产的1.92倍，换言之，整个国有企业已处在资不抵债的境地。
1999年，16874户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中，亏损户就有6599户，亏损面高达40%。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的盛华仁说：“当时，即使盈利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在不提取基本折旧、不向技术开发投入、欠缴税金和拖欠贷款本息的情况下才保持了点微利，实际上是虚盈实亏。1997年整个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只盈利806.5亿元，到1998年又进一步减少到525亿元。[1]
在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数以千万的国有企业职工的生计。据有关资料，仅1997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就达1151万人，不少企业连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去，看病的医药费也报销不了。这些国有企业的职工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中国经济繁荣之时生活却陷入困境，他们的出路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
但让国人印象深刻的是新上任的朱镕基总理在随后的1998年3月的人大、政协两会期间的充满个性的答记者问。当他提到“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时，全场一片愕然，没人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朱镕基竟如期兑现了他的承诺。2001年1月10日，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到2000年底，我国已基本实现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的三年目标，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已经扭亏为盈，同时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已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国家经贸委提供的资料表明，200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实现利润大幅度增长。199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实现利润806.5亿元，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年减少到525亿元。2000年1—11月，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实现利润达2083亿元，与1999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4倍。[2]
然而，在国有企业脱困的同时，是国家为此付出的巨大成本，2001年《财经时报》一篇题为《谁为国有企业“脱困”的现在和未来买单？》的文章，对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目标的实现提出疑问。下面是文章作者为国企脱困算的账：
①国债投资：1997—2000年，投在国有企业身上的国债投资规模达到3600亿元。政府为改善基础设施和对付通货紧缩举债2万多亿元，中央财政明显捉襟见肘。
②银行降息：据人民银行计算，从1997年开始实施降息以来，七次降息共降低企业财务成本2600亿，这实际上就是将居民的储蓄利息增量部分，或者是将银行的账面利润部分，挪作国企的解困资金了。
③债转股：债转股不仅是旧问题的终结，更是新问题的开始。估计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接受的不良资产累计1.4万亿，其可能的出售折扣率在四折，也就是说差不多8400亿账面资产将在若干年做坏账处理。另外，2000年4月24日，国家经贸委审查推荐了“债转股”企业601户，拟转股总额4596亿元，其中78户企业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银行签订了“债转股”协议、框架协议或意向书，转股金额1122亿元。
④银行不良资产：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绝大部分是国企拖欠的贷款，悬空在国有银行内部的不良资产还有1.4万亿，另一半已通过债转股由资产管理公司接手待清理后出售，这意味着潜在的8400亿资产缩水。我国直接的核销呆坏账很惊人，1996—1999年核销呆坏账共1500亿元，其中1997年300亿，1998年400亿，1999年700多亿，2000年已突破千亿。(https://www.daowen.com)
⑤“社保基金”缺口：在中国，要建立一个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障机制所需要的费用，保守估计在7万亿。伴随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有大量工人下岗。仅在1998年到2000年的三年间，约2000万国企职工下岗，这批职工的工龄平均为25年左右。即使仅仅考虑这部分人，如果每个人支付5万元用来买断其工龄，以此来解决拖欠的劳保、医疗和住房等等不可支配收入的话，则国家财政也必须向社会保障基金至少注入万亿级的资金。
⑥上市融资：中国沪深股市的设立初衷就是为国企改革“保驾护航”。股市的十年就是国有企业从股市改制筹资的十年，其他所有制企业难以分得一杯羹。1998—2000年间，国有企业上市融资4934亿元，三年期间上市公司支付红利522亿元（不包括B股和境外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从股市中获得的净融资约为4412亿元。
⑦出口退税：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其中加工贸易是没有退税的，外资企业的一般贸易也不享受出口退税，因此获得出口退税的待遇当然主要是国企。中国平均出口退税率已经达到15%，整个“九五”期间，全国税务系统办理的出口退税超过3100亿元。2004年，我国计划调降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调整幅度为四个百分点，即平均从目前的15%降到11%。
⑧技改贷款贴息。这笔费用可能是经贸委掌握的唯一财权了，其本意是扶持国有企业对其老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国企拿到的贴息在1999年为150亿元，2000年为90亿元。
⑨关闭“五小”企业：“五小企业”是指小化工、小造纸、小炼油、小焦化、小煤窑，其中大部分还是依法注册和纳税的。国家强行关闭“五小”企业的理由是它们污染严重、能耗大、或与国家争资源，这似乎已经成为经贸部的一项例行公事，每年都要搞一轮。不言而喻，关闭“五小”也有利于减少他们同国企的竞争，保证国企的利润。
⑩定配套资金：中国政府认为纺织行业的产能严重过剩，因此采取了毁锭、压锭减产的严厉措施，这是彩电、汽车等行业未曾享受到的待遇。过去三年中，共安排纺织压锭940万锭，就算不考虑压锭的任何其他成本，仅仅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就为此拨款28.2亿元，银行相应配套贷款18.8亿元。
文章最后说，国企拖欠国有银行的贷款、政府拖欠已失业的原国企职工的社会保障基金两项，可以在今后逐步填补。如果不考虑这两项拖欠，仅仅粗略估计其余8项开支，则政府近年来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已经直接花费了大约2.4万亿，大概相当于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期间实现的全部净利润3915亿元的8倍。[3]
从早期的放权让利到国有企业“三年的脱困”所做的种种努力，可以说，为国企所能做的已经做了，所付出的代价也已达到了国家所能承受的极限，国有企业所存在的问题看来在国有企业框架内是无法解决了，必须要有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