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外贸加工出口，成了世界工厂，造就了以外向型经济为特征的沿海繁荣带。经过三十年的努力，长期游离于世界经济体之外的中国经济已成功地进入到世界主流经济体系中并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2007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11.44%，有172类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世界70%的玩具，50%的电话、50%的鞋、超过1／3的彩电、箱包等都产自中国，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如水泥、钢铁产量已占世界第一，甚至在所谓的高科技产业方面，如IT硬件制造、太阳能多晶硅，生产量也占世界第一。中国在世界制造业领域已形成了强大的竞争优势：第一，中国制造业的综合配套能力强。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已形成门类齐全、上下游产业配套的产业体系，能够满足国内外市场多种层次的需求。考虑到综合配套成本，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还很强。第二，中国制造业国内梯度转移的空间也很大。沿海地区一些制造业通过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已获得持续的低成本优势。第三，中国劳动力资源仍很丰富，劳动力成本近年来虽有所上升，但比发达国家仍低很多。
然而制造业的成功并不能掩饰我们还远不是制造业强国这一事实，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中下游，附加值较低，特别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比重较小，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这一点无论在理论界还是政府都形成共识。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产经部副部长冯飞认为，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相比，中国的制造业存在四个方面的差距：第一，制造业技术基础和重大装备严重依赖发达国家；第二，中国的制造业增值率和利润率很低，其中在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中，有51%是加工贸易；第三，目前中国在部分关键原材料上依赖进口非常严重，如芯片及集成电路、汽车电子器件等；第四，中国目前缺乏具有国际品牌的大企业。
这一点在国外有些人士也看得很清楚，在美国《外交》杂志2004年第7期文章《中国奇迹的神话》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第一，中国的高科技和工业产品的出口是由外国公司而不是中国企业在主导；第二，中国企业严重依赖从工业发达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性元件以及生产设备等；第三，中国企业几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吸收消化和推广它们进口的技术，从而使得它们不可能迅速成为全球工业中的有力竞争者。”
在日本月刊杂志《选择》2008年第1期文章《中国国家昌盛而民族工业走向衰亡》中，也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企业只是关注使用外国技术，依靠低成本生产产品，而不是全力开发自主技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着眼点是引进外资、增加就业、扩大出口，没有更深地考虑如何扶植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企业，以及如何加强它们的竞争力”；“如果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国内市场也被外资逼入困境，中国经济有可能被外资左右”。
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如何从制造大国变为制造强国，从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成为时下议论的话题。在中国企业的应对策略中，经济学家吴敬琏建议，制造业要促进“服务化”，要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从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微笑曲线”最早是台湾信息技术（IT）教父级人物宏碁电脑公司创始人施振荣提出来的。他说，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就像人笑起来的一个弧线，这个价值链的两端是附加值高的、盈利性强的，中间这个低下去的部分是附加值低的、盈利性差的。制造业左端指研发、设计等上游，右端是品牌、服务等，中间则是制造，处于价值链底端。然而，中国要从一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转变为类似日本韩国的自主型“技术立国”战略确实十分困难，这个难不仅在于国家政策层面，在保持比较优势战略的前提下实施创新战略，更难的还在于企业层面，以央企为代表的国企主要是赚国内下游企业和其他消费者的钱，以其在产业链的地位，确实没有创新的动力，民企一则没有太多实力，二则长期代工生产（OEM）或只会照搬国外技术生产早已形成路径依赖，丧失了创新动力与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再三呼吁建立创新型国家，实践上却始终不见成效的原因。
这种现状导致我们经常议论一个话题，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已成制造业大国，却没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世界级大企业。所谓世界级大企业不是指规模，而是产品能行销全球并获得世界尊重的企业，所谓从制造大国变为制造强国其核心也在于此。因为即便像美国、日本这样的制造业强国，真正具有领先和品牌的企业指的也是世界级的大企业，中小企业大多处在产业链的中底端，这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
因此如何形成一批像西门子、大众、梅赛德斯、宝马、索尼、松下这样的领袖企业，是中国如何从制造业大国转为制造业强国的关键。
“希望有一天中国制造能像德国、日本制造一样拥有一个辉煌的真正的光环，而这些光环是靠领袖级的企业带动的。”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制造”蓝皮书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雎国余教授慨然呼吁。
然而问题转了个圈又回到了原点，如何才能打造这种领袖企业？我们可以看到领袖企业的成长历程——在技术上打造核心竞争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走出国门，创自有品牌等，甚至我们还可以近距离观察与我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是如何实现这一跨越的，日本是世界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二战给日本的制造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战后日本涌现出了大批如索尼、爱普生、松下这样的优秀企业，这些企业在潜心钻研，掌握核心知识产权技术的基础上，带动了日本电子行业的整体发展，使得日本从制造大国一跃成为制造强国，为日本经济的起飞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问题是我们无法复制。事实上，无论是政府、理论界还是企业，我们都还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涉及了太多因素，其中一个是人们所没有或者很少人关注的，这就是领袖级的企业的背后一定有一位或多位具有人格魅力的企业家，如松下的松下幸之助、索尼的盛田昭夫，而这种魅力人格的产生却与他所处的文化密不可分，美国能产生洛克菲勒、福特也是如此。
如果说从制造大国转型为制造强国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首要课题的话，那么如能实现就能万事大吉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且不说中国要完成这样的转变困难重重，事实上我们还看不到支撑这一转变的可靠路径和支撑条件，简单说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似乎还很难看到中国能出现一批欧美日本那样受人尊重的跨国公司，我们的企业还缺少必要的社会文化的土壤。退一步讲，即便我们实现了制造强国的目标，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我们充其量只能达到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而8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仍难逃衰退的命运。
日本经济的衰退历史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参照意义，因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与当时的日本具有非常相似之处。
战后日本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为了推动出口，在国家最高行政级别组织——内阁专门设置了“出口会议”机制，由首相主持，各有关大臣参加，每周一次讨论解决扩大出口的各种问题。当时会议的口号是“勿出口，宁死亡”，说明能否扩大出口、实现顺差关系到日本经济生死存亡。在日本举国上下共同努力下，20世纪50年代日本出口以轻纺织品为主，贸易收支逆差开始缩小，实现了经济复兴；20世纪60年代日本出口产品以钢铁、黑白电视、收音机为主，贸易收支由逆差转为顺差，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20世纪70年代由于经受两次石油危机冲击，日本发起节能革命，出口产品节能特点突出，深受国际市场欢迎，贸易收支顺差持续扩大，日本经济甚至比拥有资源的美国还率先走出危机，实现复苏；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钢铁、造船、机械、化工、电器、精密仪器、汽车等产品大量出口，在世界上几乎没有对手，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出口产品质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日本经济的出口“挤压”了美欧国家发展空间，随着洛克菲勒总部大楼落入日本人手中，有人认为美利坚合众国正面临着与大不列颠相同的命运。日本评论家则断言“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10年后的日本经济将空前繁荣，可以成为美国的兄长”，“日本将有实力买下美国”。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则叹息“冷战结束了，输的是苏联，赢的却不是美国，而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在美国，“日本威胁论”已经得到广泛认同。(https://www.daowen.com)
美国在反复、强烈地要求日本开放封闭市场都无效的情况下——日本的民族性决定了其市场具有封闭性特征，最后采取外部封堵措施，痛下杀手。1985年美日德英法五国通过广场协议，同意联手干预外汇市场，此后日元连续10年升值，从1∶240升至1∶79，升值幅度67%。随着日元升值，再加上周边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新经济体的发展，日本出口受到严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有两张牌可以打，一是在战略层面上从出口导向战略向依靠内需的发展战略；二是继续推进出口战略，实现产业升级，在新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确立新的优势产业，也就是从传统产业向以信息技术（IT）、生物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型。然而，在这两方面，日本都没能成功。
日本强大的生产能力是以全球市场为基础的，因此相对国内显得明显过剩。日本国土狭小，该修的公共设施都已齐备，能建设公共设施的地方并不多，而且日本国民生活水平也相当高了，再加上日本人有储蓄的传统，日本的内需扩大并不容易，因此想靠依赖内需发展保持成长是很难的。更可行的办法是实施产业升级，发展以IT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然而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日本却很不顺利，开始日本还是陶醉在原有的世界领先的产业而忽视了新兴产业，等到发现新兴产业的重要性时，美国在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生产领域已遥遥领先，日本根本竞争不过美国。日本没能发展出新产业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其社会体制，日本在引进模仿创新的水平是无人能比，但原创性创新却差强人意，其中原因很多，如日本是个论资排辈的社会，而原创性创新大多出自年轻人，其中有一个最重要原因是日本的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的金融体系，这种体系不利于创新的形成，与之相关的德国也存在同样问题，因此新兴产业发展不起来。
日本的经验教训给当今的中国经济发展以很大启发，因为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相似。中国也是奉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但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检讨过于奢侈的生活方式，普通百姓也开始重视储蓄，即便世界经济复苏，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已不太可能回到过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红利已差不多用完了，中国也同样受到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和开放市场的压力，同样也来自其他新兴经济体在低端产品的竞争。因此中国也同样面临扩大内需和发展新兴产业的要求。
相比而言，中国发展内需要比日本更有优势，主要是中国人口多，生活水平还很低，基础设施需要完善的地方还很多。但是中国也有与日本相比不利的方面，中国人口多只是一个潜在的需求，事实上中国的消费需求并不比日本更容易刺激，原因在于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包括人工成本在内的低成本策略，以保证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因为中国的产品不像日本那样有高附加值。成本是出口的核心竞争力所在，这是与日本的差距所在，如果贸然提高人工成本以扩大消费，将不可避免影响到出口，中国陷入了政策的两难境地。同时，在分配格局下，中国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均，首先表现在国家与个人在分享发展成果上的差异。政府的税收长期远高于经济的增长，更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其次表现为资本性收入远大于劳动性收入，二次分配体系不健全，造成贫富悬殊，压制了购买力；此外，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也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原因。要扩大消费需求，就涉及对政治社会方方面面的改革，不唯只在经济领域，其难度可想而知。相比之下，扩大内需主要还是依靠基础设施的投资了，但大规模的政府投入不可能长久持续，更兼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远不如当时的日本，更容易受到新兴经济体的冲击，如果中国新兴产业不能发展起来，我们可能面临比当初日本更为险峻的形势。因此，在中国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其意义不亚于当时的日本。
战略性新兴产业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彻底颠覆了原有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使之原有产业的重要性在新的格局下急剧下降。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所遇到的问题正在于此。事实上，如果我们眼光放远一些，我们也曾遇到过。18世纪，中国正处在封建王朝的旺盛时期，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占据世界经济30%以上，中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国在主要产业农业耕作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然而随着以蒸汽机、电动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兴起，经济竞争领域完全不同了，中国错过了这场变革导致了中国百年的衰落。
因此，如何抓住新兴战略性产业的机遇将决定中国是否能崛起的关键，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一直苦口婆心要建立创新型社会的原因。
为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都采取了各种措施。但客观地说，创新也好，新兴产业也好，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新兴产业的兴起具有不可预测性，十多年前谁也没能想到互联网会如此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因此新兴产业不可能像搞“两弹一星”那样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方式，它需要激发国民的创造力。那么如何才能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呢，这就需要社会对创新者给予激励。
美国为什么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产生了一大批影响世界的伟大企业，如英特尔、微软、思科、谷歌？这些企业的兴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和美国的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有关。我们可以下个结论，这就是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市场对一个社会的创新具有孵化器的功能，它不仅帮助企业成长，更为创新者提供巨大回报。
关于资本市场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证监会市场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对此有深刻认识。他翻译的反映华尔街对美国影响的书《大国有博弈》，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他认为，资本市场将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制高点。他写道，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华尔街承担了不同的历史使命。在美国19世纪上半叶，新生的资本市场立刻成为大规模运河和铁路建设的重要融资渠道，使得美国这个地域广阔、运输不便的新兴国家迅速整合成为一个一体化的经济实体；在决定美国命运的南北战争中，北方的联邦政府有效地利用了华尔街发行战争债券，从经济和财政上击垮了南方，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在19世纪末期开始的美国重工业化浪潮中，华尔街为美国从钢铁到化工等各个领域中迅速超越欧洲强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其自身也在这个过程中扩大了规模和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前后，纽约股票交易所一举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交易所，同年，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世界第一大金融中心。而在历史的同一瞬间，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1913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英国）。这三个事件发生在历史的同一瞬间，这一发人深省的历史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在现代经济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高度的协同性，也证明了资本市场在美国超越欧洲列强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面对日本企业的咄咄逼人，美国则依靠资本市场的推动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型。一轮一轮的高科技浪潮帮助美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产业升级。过去的三十年中，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的高科技产业都无一例外从美国本土兴起，今天，美国仍然引导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为什么如此众多的高科技产业是在美国兴起？它的发现机制和创新机制是什么？为什么美国的高科技公司能够迅速地在全球占到领先地位？除了技术优势，其迅速扩张的资本从哪里来？我们探究这些问题时，会发现问题的答案都离不开资本市场。美国近几十年里在包括高科技产业等经济领域得以保持巨大的优势，是依靠一个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技术与资本相结合的强大机制。也就是说，与其说美国的高科技产业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不如说美国的高科技产业是美国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结果。而日本等国在反省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的失误时，都无一例外地认识到，一个缺乏强大资本市场的金融体系使得经济泡沫的出现和破灭都成为必然。
以硅谷和华尔街为代表，美国形成了科技产业、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联动的一整套发现和筛选机制。从1971年英特尔公司、1980年苹果公司到1986年微软和甲骨文公司上市，奠定了美国计算机行业在全世界的垄断地位；1990年思科公司和1996年朗讯公司的上市，推动了美国通信行业迅猛发展；1996年时代华纳公司、1996年的雅虎公司、1997年的亚马逊公司和2004年谷歌公司上市使得美国成为网络科技行业当仁不让的“超级弄潮儿”。这样的例子在半导体、生物制药等其他高科技行业中也是俯拾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资本市场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资本市场将知识和经济紧密地结合起来，推动着科技产业的飞速发展，使美国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在具有战略意义的科技领域里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与此同时，过去的十几年的经历使得从欧洲、日本到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认识到资本市场在现代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并把发展资本市场作为健全金融体系的首要任务。
中国的资本市场，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成长为全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随着以股权分置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资本市场化改革和制度性建设措施的实施，中国资本市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创业板的推出，将带动风险投资的大发展，进而引领社会资产与创业的联姻，多层次服务于创新的资本市场得以形成。可以肯定，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将会在中国出现，而这将成为中国大国崛起的新强大动力。千百年在黄土上耕作的中国人终于将驶入蔚蓝色的海洋，实现百年崛起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