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引进来
中国的开放始终是与改革相生相伴。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人们对如何做生意办企业大多很生疏，也没有多少本钱。早期主要是中小规模的香港、台湾企业有着一定示范意义，像珠三角、闽南等地私人经济比较发达，与早期第一波承接“三来一补”有关。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粗略看出，开放与改革为什么始终相生相伴，缺一不可，原因就在于开放能开拓我们的视野，从而为改革提供示范和引导，离开了开放的改革可能只能在旧体制中折腾而不能自拔。
中国在外资引进方面可以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事实上中国对外资的开放态度在世界是少有的，中国已成为世界资本追逐的乐园。尽管政府对外资过于宽松乃至超国民待遇的情况引发人们的争议，但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确扮演着重要角色。截至2007年年底，我国累计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总规模达到7665亿美元。2007年外资企业占外贸出口比重57%，占外贸进口比重58%。1994—2007年外企所得税总额达到8496亿元。2006年外资企业吸纳就业近1340万人，占全国城镇就业比重超过10%。从中可以看出，外资企业是出口的主力军，形成了与国有、民营（狭义的民营概念，即不含外资，此时乡镇企业虽然在统计上还存在，但已经更多的是地域概念）三足鼎立的格局。而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代理人，也成为中国商人群体中具有较高商业素质的现代商人，他们在推动现代商业文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我国引进外资主要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1988年。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长期与西方国家的隔离，西方资本对我国的政策及持续性还吃不准，因此还不敢轻易来中国投资。这一时期的外商主要是港澳台地区的商人，大约占全部外资的80.7%，投资企业的规模大多不大，多属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如服装、鞋类、电子元器件、塑料制品、皮革制品等。企业产品以外销为主，其实就是将原有国际市场的订单通过在国内办厂生产，以降低成本，这实际上开启了全球产业转移的序幕，中国成为继东亚之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承接地。
在第一波外商投资热中，沿海地区，尤其是经济特区和经济开放区，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策优势，成为赢家。其中尤以广东、福建两地为甚，占全国外商投资的48%，这是沿海地区发展的黄金期。
第二阶段是1989年—1991年。1989年后，中国与西方关系陷入僵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这一时期外商投资陷入低谷。在1989年—1991年，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第一次外商投资低潮，外资主要来源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长速率出现负值。1989年下半年批准的外商投资数目和协议比上半年分别下降了11.3%和11.4%，合同外商投资项目数1989年全年为5779项，比上年下降了2.8%。不过，中国提供的优惠政策仍发挥极大影响力，中国引进外商投资总量仍然出现缓慢增长。1989年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为33.9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1%，1990年为34.87亿美元，增长率为2.8%，1991年为43.66亿美元，增长率为25.2%。
第三阶段是1992年—2001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经济又开始进入新一轮高速发展期，西方发达国家也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以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投资所占比重增加，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投资所占比重下降，按照实际外商投资统计，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资本占中国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为46.05%，中国台湾地区为7.59%，美国为8.70%，日本为7.84%，欧盟为7.9%。
总体上外商主要投资于劳动密集型和一般加工组装企业，技术密集型特别是高新技术型企业比重不高。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组装类企业的项目大约占总项目数的60%—70%，这些产业一般规模小，技术层次不高。
第四阶段是2002年—2008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外资利用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无论规模还是质量都得到新的提升，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输入国，这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因素。
这一时期外资利用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一是包括世界五百强企业在内的世界跨国公司大量进入中国，这标志着外资已经无法忽视中国，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表明引资工作无论规模还是质量都上了一个新台阶；二是外商投资不再仅限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开始关注中国重要的智力资源和巨大市场，加大在高新技术的投资；三是投资领域不断拓展，从制造业向服务业以及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股权投资转移，尤其是跨国公司开始完善其在中国的产业布局，加快了对国内优势企业的兼并收购，一些行业出现了外资垄断的格局。(https://www.daowen.com)
从不同国家的外商投资所分布的区域分析，欧盟的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地区，其次是环渤海地区和华南地区；美国的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地区和长江三角地区；日本的外商投资按照各地所占份额的大小分别是长江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华南地区；韩国的投资绝大部分集中在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地区和华南地区所占比例很小；中国香港、台湾投资最为集中的地区主要是华南地区，其次是环渤海地区和长江三角地区。尽管沿海仍是外资的主要投资地，但部分行业也出现了向内地转移的现象，主要是低附加值行业。
这一时期外商对我国企业的兼并收购明显增加，在外资并购过程中，外国公司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国内企业的股权，低价甚至无偿获得国内企业的品牌、商业信誉、原材料、供货渠道、产品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这类现象在日用消费品行业表现是最为明显。如洗涤用品、食品饮料等，一些民族品牌相继落入外资企业手中，不少民族品牌因此消失，外资已经控制了我国某些行业。
毋庸置疑，大力引进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1983年—1999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综合弹性比为0.121，即外资每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长0.121%。2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利用外资的贡献；在1985年—1999年，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90%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在解决就业人口方面，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在华外资企业就业人数由1993年的288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1340万人。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直接就业人员约占全国城镇劳动就业人口10%以上。如果将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外资企业有关的配套加工、服务等劳务人员计算在内，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对就业的积极影响会更大。外资企业对培养产业工人、培训技术及管理人才以及形成高素质人力资源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们在看到外资对我国经济正面的作用时，也不能忽视外资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外资进入中国是其全球经济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最低限度是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更深远的目的是试图控制某些领域，以获取超额利润。外资有几百年市场经济的经验，因此我们很多时候并不了解其用意，往往吃大亏，从近年来外资企业的表现看，有几种情形：
一是逼退中方合作者，从合股转为独资。早期由于政策的限制，也由于外商对中国情况不了解，外商大多采取合资企业的方式。随着企业进入回报期，外商对中国情况熟悉以后，开始谋求独资。由于外商掌握核心技术，因此，他们常常以退出要挟，如生产手机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在中国的最大合资企业是浙江的东方通信，美方向中方董事长施继兴提出，要么中方出让股份，要么美方退出合资。施继兴选择了第二方案，摩托罗拉随即退出并停止了一切技术支持，最终导致东方通信衰败。或者通过人为方式造成企业亏损，最终不得不使中方股东退出，如福建某企业与日本合资生产打印机，长期一直亏损，原因在于生产所需元器件需日方采购，结果日方通过高报采购价而使企业难以盈利，最终导致分手。进入2000年后，合资企业独资化呈明显加快之势，像日立、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众多知名合资企业都纷纷逼退中方投资者，成为独资企业。
二是开始控制消费品市场某些重要领域。中国众多的人口和庞大消费问题一直是外商窥视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外商遇到的主要对手是中国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尽管经营灵活，也有拼劲，但总的说来积淀不深，实力不足。正是利用这点，外商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在经营上无法消灭民企时，就采取了收购的方式，在一些行业，如洗涤用品、饮料等，取得了成功，当然此举也引起了国内企业的反抗，像达能与上海光明乳业、杭州娃哈哈之争，凯雷收购徐工等，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三是与权力结盟，分享上游。如果说外商在充分竞争的下游领域多少受到狙击的话，那么他们在上游垄断和半垄断领域，如能源、大型工程、电信、金融等方面，却畅通无阻。这些领域，长期都由国企把守，和政府关系十分密切，事实证明，与国企打交道要远比与民企来得容易，当然，这些领域对技术要求更高，这是外资企业擅长的地方，但根本原因还是民企没法介入，使得国内企业在这些领域发展缓慢。如通用电气、西门子等，早先它们主要关注消费品行业，但发现在与民企竞争中讨不到便宜，于是向上游如工业照明、医疗设备、燃气轮机、风机、水电发电设备、飞机发动机、电力输送等大型工程项目上发展，获得巨大成功。
四是实施金融超限战，获取超额利润。进入21世纪后，外资对中国的渗透已不限于产业资本，国际金融资本频频光顾中国。如果说早期，摩根士丹利与中国建设银行合资成立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垄断了近乎所有的国有大型企业如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的首次公开募股（IPO），还多少要凭借其国际经验的话，那么后来的参与中国银行业的改制上市则近乎空手套白狼了。改制前，这些国际投行纷纷放出风声，以“国际眼光”分析，认为中国银行业“从技术上已经破产”，在参与改制时，利用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介入及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从而以低价购得巨额股份。随着国内商业银行的上市，这些国际投行在很短时间内获得数千亿甚至近万亿的财富。
对于外资在中国，我们既要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引进外资以发展我国经济，同时也要抱有警惕，尤其在金融领域，毕竟我们市场经济的经验还很有限，对外国资本的一些行为还很难看清其意图，因此要努力避免受骗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