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肉和谐的文化心理
和谐社会建设并非庸俗的社会学理论所解释的那样,仅是一个社会机制问题,它更是一个心理人类学课题,即如何创造和谐社会的文化心理基础。人是文化的动物,这个命题不仅意味着人为文化所模塑,而且也意味着文化为人所创造。人与文化互生互育。灵肉二分,精神梦游,则视听言行混乱狂躁;反之,神形相守,灵肉和谐,则自然“顺道达和”。如何才能达致人的灵肉和谐?作为一种深度的精神生活,灵肉和谐更多地仰赖于哲学、艺术、审美、信仰的生活。于平民百姓而言,以哲学照护灵魂和谐似乎机缘欠缺,信仰与艺术的生活倒是其滋养灵魂和谐的可能之路。正如精神分析理论家荣格所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心理治疗:处理并治愈心理创伤以及因心理痛苦所引起的心理不适的手段。[1]因此,正是民间信仰为人们的心理疾病提供了一种防御机制。妈祖文化作为信仰的一种,亦是平民百姓守护灵肉一体的主要途径。
1.妈祖信仰与“苦难”解脱
妈祖信仰是维系普通百姓灵魂和谐的另一种十分有效的形式。生活是混乱的、无常的,甚至是残酷的。灾难、厄运、荒谬、无理……在没有任何预约的情况下突然造访,打乱我们生活的逻辑结构。如果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抗御能力,人就会被它们吓得瘫软在地乃至于疯狂。但是,就人类已有的“能力及手段”而言,无论是技术还是理性,都不足以同“伟大”的自然力相抗衡。为了活下去,人就要创造出“超自然”的力量。我们不必嘲笑平民百姓的愚昧无知,其实这是弱者抗拒强者的一种生存策略。生存之本质就是一个在幻想的支持下不断试验的过程。相信奇迹的哲学不是实在论而是存在论;不应鄙视为愚蠢而应理解为人类在驾驭生活方面表现出的成熟。所谓“成熟”,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在某种情况下对某些非知识和经验的命题的相信。一次献祭,一次祷告,并不能改变不幸的命运,但它可以燃烧某些沉没的希望,或通过闪烁的烛光抹去哀伤,重构被现实的无常碾碎的生活想象。桑塔亚纳说得好:“祷告虽未带来任何物质的东西,但至少是培养了人的某些精神方面。它不会带来雨,但直到雨到来之前,它可以培养一种希望,一种屈从,可以培养一种心情以应付任何可能的结果,即展开一种远景,在其中人类的成功会根据它的被限定的存在和有条件的价值显示出来。”[2]对于一个在一次海难中丧失了两个儿子的母亲来说,如果她不是相信她的孩子得到了“天上圣母”妈祖的拯救并享受着妈祖之爱,那么,她的存在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彻底地疯狂。妈祖庙的献祭与祷告尽管并不能改变客观实在,但却改变了人的心理状态,使人能够面对灾难与不幸。作为一种信仰,它的主要功能不是改变现实生活中的恶、痛苦、无序这类问题,而是使我们如何把这些问题承受下来。[3]对于信仰者而言,信仰之所以无须怀疑,其根本原因也就在于此。也正是通过祈求和祷告,相信有求必应与善恶有报,相信魔法和期待奇迹,使人们以一种“平常心”和“归因法则”来对待生老病死、天灾人祸,避免了因一时的痛苦、抑郁和焦虑等精神苦痛而向他人和社会宣泄,从而以平和的心理维系着社会的和平。
图7.1 妈祖庙会举行“升幡挂灯”仪式 (图片来源: 高亚成)
2.仪式表演与心理净化(https://www.daowen.com)
从宗教人类学的视角看,妈祖文化仪式的表演性、娱乐性似乎可与宗教性比肩。它没有佛教严肃的喃喃诵经,没有道教森严的布法说道,也没有天主教痛苦的自我忏悔,而是充满了审美炫耀和表演色彩,成为一种如人类学家辛格所说的名副其实的“文化表演”。作为一种融艺术性、游戏性与宗教性为一体的“文化表演”。
图7.2 2014年妈祖金像开光大典(图片来源:舒米)
从文化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妈祖文化之所以有益于人的心理健康,还在于它具有情感宣泄、心理净化的功能。它的主要文化心理功能就是为普通百姓提供了一种发泄心理抑郁和压抑的表达形式。在缺乏心理医师和心理健康知识而生活又是如此艰难的乡土社会,中国农民能够令弗洛姆惊讶不已——生命是如此地沉重,但奇怪的是,大多数人并没有精神失常,反而精神平和,心理健康——其原因就在于文化心理学家所说的人以多种多样的文化游戏即仪式的狂欢喷发苦闷,压抑对存在的现实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