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变迁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变迁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于秦汉,兴于隋唐,繁盛于宋元时期,明清两朝因海禁而走向衰落。据史料记载:秦始皇曾派遣方士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与工匠等人出海寻觅传说中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的仙草。徐福第一次出海未能到达传说中的地方,第二次出海后便无所踪了。传说徐福到达日本九州北部伊万里地方,向当地人民传授水稻种植技术、制陶技术和养蚕织绢技术,历代日本人民尊徐福为农神、纺织神。司马迁的《史记》也记载了徐福东渡的故事。徐福因此被尊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汉武帝时开辟了与东南亚及南亚各国的海上贸易往来。据《汉书·地理志·粤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甘夫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又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3]但此时我国经济中心在北方,陆上丝绸之路正值鼎盛时期,加之当时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有限,海上丝绸之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发展缓慢。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阻断,再加上造船技术的提高(采用桐油石灰捻缝技术,并使用木榫和铁钩固定船体),海上丝绸之路较之汉代有较大发展,航线从广州经东南亚至南印度扩展到阿拉伯海、波斯湾以至巴格达,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并驾齐驱。唐朝在广州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唐天宝年间云集于广州江中的外国商船,“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聚如山,舶深六七丈”。[4]

两宋时期,由于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西北丝绸之路为北方少数民族阻断和封建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极度重视,加上航海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造船术的改进与指南针的发明),海外贸易开始进入鼎盛时期。两宋时北方少数民族兴起,常常南侵,偏安于南部的宋朝被迫连年征战,不但耗费了庞大的军费,而且向辽、西夏、金交纳数额巨大的岁贡,财政入不敷出。因此,宋朝皇帝大多奉行对外开放、招揽蕃商的积极政策,通过扩大海外贸易来增加税入。宋太宗“遣内侍八人赉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南海诸蕃”。[5]南宋高宗赵构则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6]此时,航海技术也获得了较大发展,这从北宋宣和年间成书的《萍州可谈》描述当时的远洋航行可以看出。“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下以储物,夜卧其上。……船忽发漏,即不可人治,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补之。鬼奴善游,人水不膜。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宋神宗时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海洋贸易管理条例——《广州市舶条》。曾任泉州太守的赵汝适在《诸蕃志》记载,与泉州通商的国家和地区多达五六十处。由此可见宋代海外贸易的繁荣。元政府鼓励海外贸易,在沿海设立了七个市舶司,并制定了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规——“至元法则”和“延祐法则”。“元自世祖定江南,凡临海诸郡与藩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于至元十四年(1277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7]元代与中国交往的海外国家和地区,见于文献记载的有220余个。明初郑和七次下西洋使中国海洋贸易发展到顶峰,舰船遍及亚洲、非洲等30多个国家,航程10万余里,远至波斯湾、红海、东非沿岸各国。舰队规模大到船舶200艘、乘员近3万人,最大船有九桅十二帆,吨位在1000吨以上。但自此之后,明清政府基于倭寇滋扰、民族反抗的缘由而实行海禁政策,海上丝绸之路日渐式微,从一开始的四口通商,到后来只有广州一口对外通商。(https://www.daowen.com)

海上丝绸之路在流通贸易方面比陆上丝绸之路更具优越性,道路比较畅通(海面平坦广阔,没有国界障碍,陆路常因一些国家发生变乱而受阻),运费低廉,运载量大,在促进东西文明交流方面意义也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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