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和文言

文言文是中国人内心的东西，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使文言文中产生了许多漂亮的句法和表达方式，思之无尽，味之无穷。然而，意识形态的转换，生活空间的转型，世人好尚的转变，终使文言文的气味日渐稀薄，影响日趋缩小。

报纸文体，作为一种新闻报道，应该简捷、明了、普及、客观，而文言文的简洁、有力、醒豁、雅健、优美，正可借鉴取法，同时更能在全民的文化意识培养上，收潜移默化之功。而我们当前的报纸文体，所最缺乏者，就是这一点。尽量用白话，当然是语文的改革，奈何白话文的正宗基础太薄弱，积累不深也不厚，久之，俚浅的俗语单性繁殖，传统中文优美的表达方式，味道深郁的字汇词句，势将湮灭殆尽，这是很可忧虑的一件事情。

相对来说，台湾地区的报纸文章所保留的文言成分要多一些。尤其在副刊和专栏上，颇有几支意气风发、文采炳蔚的妙笔，令人赏心悦目，掩卷融融。当然，此之外，随心所欲，率尔操觚者也不在少数，余光中先生指出台湾的某些记者，古文修养蹩脚庸浅，却每喜故作解人，结果呢，一个三流的演员死了，也是“一代佳人，玉殒香消”，任何女人偷了东西，也是“卿本佳人，奈何作贼”。而“使君有妇”“河东狮吼”“季常之癖”等更是经常出现在报纸的社会版或花边新闻里，变成了所谓“雅到俗不可耐”。

林纾虽然抵死反对新文学，但他以古文译西洋小说，一方面在不识ABC的情况下做了新文学的功臣，一方面也树立一代文章丰碑，影响所及，尤其是两栖于新闻和文学的写作者，受益良多。以《大公报》1918年3月11日文章为例：(https://www.daowen.com)

英国大小说家司各特氏肄业于爱丁堡大学时，蠢如鹿豕，同学咸窃笑之。教授某尝语人曰：“此子生而为蠢奴，他日亦且以蠢奴终耳。”司各特卒以小说成名，教授之言遂不验。

细推其文笔，虽并非一流，难称高华，但也可谓明畅、清通，未可厚非。旧时代，报纸上这种浅易文言随处可见，而真正堪称纯正、名下无虚的，是著名记者陈布雷那支虎虎有生气的妙笔。他于1926年3月12日上海《商报》撰写《中山逝世之周年祭》，尝谓“岁月迁流，忽忽一星终矣。国辱民扰，世衰道歇，山河崩决，莫喻其危……虽然，吾人之纪念逝者，其所奉献之礼物，岂仅鲜花酒醴、文字涕泪而已乎”，即可见一斑。陈先生天纵奇才，又加以文言功底深郁，真积力久，根深叶茂，发而为文，必有可观之处。大学者王力（了一）先生对他也甚为叹服，以为“他的文言文是最好的”。

文言文是一种古色古香的美的存在，现代人的文章中，若真能保留一些古文的神味，或能自古文的风调脱胎而来，于文化建设是一桩大幸事，于文章本身，也可以摒单调肤浅而渐趋丰饶。当然，那种糟蹋语法词汇，徒然在表面做手脚的伪文言，一知半解，文品卑下，只能贻人笑柄，应该尽早剔除。因为真正领会古代汉语，并不比学会一门外语容易，稍欠精熟，即出毛病。有志写作者，不可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