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君子相争，不出恶声，但也难说。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文艺评论尝有骂人者，至惹出多起笔墨纠纷、法律诉讼的事件。实则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大可不必闹至法庭的。在一定程度上，骂也是一种特殊的批评形式。笔墨官司，在笔墨范畴内解决足矣。

当年美国影片《珍珠港》上映，其战争场面摄人心魄，煞是好看。此片，乃电影史上最昂贵的巨作，耗资达一亿四千万美元。但美国也有人不买账，报纸评论说它是“好莱坞垃圾剧”，“是现实事件拙劣的滑稽模仿、纯粹的白痴行为”，“是谜，是香波和睾丸的合成”（《广州日报》转美国《每日电讯》）。这一通乱骂虽然也颇解颐，却也无啥道理。好多美国人也不以为意，自身强大雄厚，不怕骂，即令是刻毒的恶骂也只仿佛毛毛雨。其国人之间也常有恶骂、趣骂。50年前，某大法官骂一议员，说是“一根剥了皮的香蕉也比你这家伙的脊梁更硬”，且不问它有无道理，却是传神到家。(https://www.daowen.com)

20世纪20年代末期，郁达夫有感于时事的恶浊，不能有所作为，当时青年的苦闷，难以正常宣泄，文艺界思想界也歧路多多，因此他骂道：“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学问全无，将外国书抄誊几张，便算博学了——人家说kropotkin的屁是香的，他就说某某的排泄物是甘味儿的。有一位半通的先生说伦理学logic应该叫做‘老七’，他就说心理学该叫做‘老八’了。”（《郁达夫全集》，5卷，102页）同一个时期，他也骂日本人：“在日本，没有人民，没有国家、法律、思想，日本只有军部，和军部底下的许多毒蛇疯犬似的军人。”（同上，8卷，328页）郁达夫笔下的骂辞，却正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他喜欢骂人，而是非如此唾骂不足以说明问题。

另外，郁达夫还骂日本的某一类文人为“军阀的卵袋”，这和林白水骂北洋政府的总理潘复为张宗昌的“肾囊”，有异曲同工之妙。骂的功夫在艺文人事方面是必需必要的，试看莎士比亚剧作，其中有大段笑骂、怒骂、痛骂、暗骂——或简洁扼要，或酣畅淋漓，作为其作品的枝干或魂魄存在，设若将这些部分从剧作中抽去，则全篇必然减色不少，或竟至不能成立。

有清近三百年，桐城文章成“派”，后人捧之者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骂之者则谓“桐城谬种”与“选学妖孽”并列，事过境迁，新问题又成堆，衡文论艺，最紧要的是辩证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