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观的文学印象

英语文学界主要文学奖布克奖，2004年入围作品之一为戴维的《云之地图》，叙事手法以六个人的声音和性别一再变换，叙事用层层重叠法。文学评论家称为令人眩目的大气魄的小说，一些评论家则贬之为“松松垮垮的怪物”。（《参考消息》2004年9月8日）

梵蒂冈教会更是认为，瑞典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了一个江湖艺人，是一种没有头脑的选择”。可与此相悖的意见认为达里奥·福是一位“最佳的剧作家，天才的戏剧演员，富有创新精神”，也有认为1997年的颁奖是“对一位优雅、宽容、蔑视权贵的多才多艺的艺术家的承认，扩大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概念”。意见分歧之大简直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里关于达里奥·福的介绍：“小丑乙的台词：谁是达里奥·福？小丑甲：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一个江湖艺人，喜剧小丑，半途而废的建筑系学生，女演员拉梅的丈夫……云云。”很像林语堂写《苏轼传》开篇，这种集束式的比喻性排比，实在没有什么精彩；而梵蒂冈教会的批评，倒可以说是一种印象式的结论，因其直观，而见精彩。(https://www.daowen.com)

20世纪60年代，台湾清华大学邀请余光中讲新诗，其间他朗诵自己的诗“天空非常希腊”等。当时在座的某教授，是一狂士，忽然大吼一声：“不准再念下去了！”说是动名词不分，而且台湾的天空就不希腊了吗？这就像毛奇龄和苏轼的“春江水暖鸭先知”较真一样，不过他无法退回宋朝去和东坡叫阵。而那教授，当时就在大会上勒令余光中停止演讲，余氏反驳，会场乱作一团。后来，余先生将这荒唐的事加以记叙，文中将清华定性为“文化的沙漠，疯子的乐园”（参见余先生同事记载）。

美国名演员约翰·戴普，是大胆批评“自己人”的名流，曾对着镜头说：“美国很愚蠢，它就像一个长着尖利牙齿的愚蠢小狗，它能把你咬得遍体鳞伤。”这和美国宣扬普世价值的著述逆反，走极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骂得嘴上痛快，只是好玩而已。此类事在美国很多，安兰德，在20世纪活了八十多年的美国女哲学家，她认为，普遍的幸福不可能来源于普遍的痛苦和自我牺牲，这实在是精彩的论述。在1950年代，她对青年的影响几乎激怒了整个成人世界，父亲、母亲和左派……他们贬低她，“只有十几岁的人醉心她的学说”，“她患上癌症完全是她在哲学上和精神上犯错的结果”（《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39期），骂架凶悍到不管不顾的地步了。

文人相轻的对骂，看似意气用事，其实对事物的本质或真实性，往往一语道着，增强了论战的焦点。其头脑清醒的程度如何，观照事情的深度怎样，用语不多，也能侧面窥及文人独立性和写作自由的尺度。而其在接受美学上，对读者的作用，就像候选人拉选票一样，在接近真理、深入人心等方面，推拉摇移，引发不同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