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在泛滥中怀旧——以《中国文学史稿》为例
新时期以来，二十余年间竟有千余部文学史（参见2005年2月19日《工人日报》报道），而眼下最新的数字居然是六千多部（2008年9月22日《文汇报》），若说前一个数字令人震惊，那后一个数字则令人震恐了。不过该报评论文章说，文学史写作至此已经十足垃圾化。与次等货色周旋的滋味如何？则除逐臭之夫外，未有不掩鼻者。
今之文学史作者，对旧学的衡定梳理，不是看走眼的忧虑，而是盲了眼的问题，而且是心眼两盲。要寻觅文学史的新思想，还要到旧书里头去找。
近数十年新编写的文学史，不啻数千部，研究人员较百年前上千倍增加，然视前人著作，仍是望尘莫及。在前贤文学史的精准、精确、精切、精妙、精彩的相形之下，今人的伧俗的面目更显可憎。
郑宾于先生的《中国文学流变史》，其实是紧缩到诗词歌赋的历史，全书一千多页的篇幅，才从上古讲到南宋，可谓一部狭义的文学史。他在这条特定的文学之河腾挪翻覆，仿佛手执金箍棒的孙悟空大闹天宫，巨细靡遗，全书写得质实绵密，是拿着显微镜默察到底的文体细分。文体流变的轨迹清楚细如毫发，作者1925年动笔，写了七年才写完，甫出版就不胫而走。他观照的方式与来裕恂先生的史稿恰成两个有趣的极端。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从上古写到明代，行文风格娓娓不倦，与郑宾于有相似之处，另外他较注意非正统的文学样式，民歌、宝卷、弹词、鼓词等均予以瞩目，颇具开创之功，他的书也写于20年代后期。
胡适之的《白话文学史》则好像一个正餐大菜吃腻了的食客，偏要去寻找野蔬山芹，行文跳荡躁进，他把杜甫、王维都拉来归功于白话文学，到底还是牵强。
像柳存仁、陈中凡、陈子展、柯敦伯、张宗祥诸位分头撰写的历朝断代文学史，合为一部《中国大文学史》，用笔都相当从容，自成一家之言。虽属集体著作，个性自在其中。
又有刘麟生、方孝岳等先生合著的《中国文学八论》，则是从文学体裁切入而撰写的文学史，分散文、骈文、小说、诗词、戏剧等，观察角度又为之一变。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则邃密精详，具体而微。作家合集、别集搜求殆遍，规模宏大，剖析源流，援证渊博而推阐精详，自出手眼尤见创辟。
清末民初，是现代学术创立时期。瞻前顾后，这个时期的两三代学人，仍要执学术之牛耳而巍然高耸。盖前人无此写法，今人却已失却学术土壤而难以望先人之项背。
最新旧籍新刊的则有来裕恂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稿》，尘封百年而得以重现天日，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他像京剧的名角，往舞台中央一站，满堂的气氛都是他的；又像国画巨子，一笔下去，满纸的气氛都出来了。总之，眉目朗然清晰。
本书绪言起句就说：“置身于喜马拉耶之巅而东望亚洲，岿然一四千年之大陆国……”乃以遒练笔法振起，气势澎湃。接着简述近代国家所处困境，就古代学术之灿烂历数而举一反三，反复驳问，何以学术并未转化为进化之助力，反成重如磐石之扼制的瓶颈？先生曰：“则以泰西之政治，随学术为变迁，而中国之学术，随政治为旋转也。”这才是造成困境之关键枢纽。先生又举欧陆学术之大宗，谓其以学术之力，转移政治之方，乃是开创性地以知识分子的自觉来观照学术的处境。最后讲述文学之为用，其在学术中的位置，作为著书之缘起。(https://www.daowen.com)
全书只有十余万字的篇幅，言约意丰，简明条畅的叙述中，峰回路转，作者之用意阐发得淋漓尽致。
萧一山先生以为清代之汉学曾出现瑰丽之奇观，不幸最后走向末流，“清儒最精诣的地方，未能实施于一般社会，而只在故纸堆里盘旋，以经义训诂掩蔽了一切，买椟还珠，日趋于琐碎支离……”（《清史大纲》，62页）失却了治学的目的，难怪后人要痛诋之了。何以至此惨切的地步，则来先生绪言已将要害揭橥出来，至第九编更将汉学与宋学之对立情形所造成之拘泥拈出。
第二编第八章讲述先秦诸子的起承转合，流别异同，在分叙与综论中，抉发得失，推求的方法是何等的高明。第四编将文笔之分推至先秦诸子，眼光如炬，其间亦梳理古人文体认识的涣散，有似今人辄称近体诗为古诗。
第九编讲述清代文学，辄就经学、性理、舆地、算学……一一罗列之，虽非狭义之文学，然文学正有千丝万缕之关系，或为一体之多面，或为多体之一脉，既以总论纫之，又以各章节之内在联系串起，可谓讲文学而兼涉群经，故其整体感如控六辔在手，操纵自如。
至于具体作家定位，评人衡文，叙其性情与文风，简洁老到而传其风神。末章叙当时最近之文学情形，当预备立宪诏下，“中国之文学，自此将与欧美合乎。是又开前古未有之景象，而文学史上，又为之生色矣”。此一判断，真老吏断狱，完全吻合此后数十年文学之走向，精切如有神遇。
著书亦如酿酒然，水分愈少，其力愈厚。来先生此书，高瞻千古，远瞩八方，乃高屋建瓴地综合地把握大势。开门见山，推出考察范围最精辟的观点、结论，欲以此窥中国文学整体之概貌，而不欲囿于一部分耳。
来先生于元代诗学之后讲元代医学，唐代诗学之后辅以佛学成就，且篇幅充盈，似此虽非狭义之文学，实质却与文学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一者文学并非纯之又纯的真空，二者参照系渊然而明，犹如沙盘推演，战略态势历历在目，于读者自大处把握文学之处境、学术之流别，功莫大焉。
来裕恂先生为光复会先贤，当时党人先进，自中山先生以次，身体力行，北走大漠，中察江淮，西赴边陲，沉潜观览山川大势，来先生以一会党干员，自具有宏、微观双控的胸怀，故其著书极擅大处把握，篇目章节之合纵，亦如占象州郡山川一般烂熟罗于胸中，以文学史为主轴的学术阵形朗然在目前。这需要高度的把握能力，以超群绝伦的智慧，从故纸堆中归纳、辨析、总结之。参照作者所生活的急剧转型的时代，种种观念事态的冲击，附丽近代学术的估衡，在博综的基础上触类旁通。
作者具有深邃之眼光，于人所不经意的地方，一见即能执其关纽、间隙，故其论断臻于一种超迈的境界。于古于今皆然，须知来先生著书之前，虽无系统之文学史著，却有山垒海积之诗文评，如无超卓的综合辨析功夫，焉能超乎古人自成一家？此则鉴别发挥的功力有古人未到之处；至其视今人著述，更是下望齐州九点烟，令今人难以企及。盖今人虽有数千部文学史，但其疏漏平庸与兔园册子无异，文采、思想、见识，真是“要啥没啥”，观之令人气沮。
《中国文学史稿》概括力极强，取精用宏，斐然成章。民初和民国中期的文学史虽有区别，但同一特征，即文字叙述讲究，读来舒服。这是晚清新学滥觞以来最早的文学史之一，著者的价值判断，深沉正大，书中充溢老辈匡正学术思想危机的用心与特识。他当清末写此书，可谓嘤鸣甚切，到了民国中期，则可说是友声频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