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史识与文采
近年来，首次挖掘出版或修订出版的回忆录渐夥，形成非虚构类文学的重镇。它们既是研究者的至宝，也是读者经久不磨的欣赏品。回忆录是历史见证者的自白，饱含动机与心情，提供一个绝佳的勘察比较的对象，辗转对照，宜于窥破迷津，达至柳暗花明之境界。其中，不难衍化出淘汰与新生的学术动力。回忆录在某种角度上与自传得以重合，鸿瓜留痕，小内幕有大精彩，自然深具历史价值。其上品，多缘情事生为波澜，别求义理以寓襟袍，叙事、考理、辨义都能恰到好处，饱含史家追求真相的推动力，充溢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乃经验、智慧、心血的结晶，自成一种风格。
廿四史中的前四史——《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秉春秋之笔，白历史真相，所谓述往事、思来者，最具史品、史识。《史记》不特是史家之绝唱，亦是文学之极品。《资治通鉴》虽非文学之供奉，却是写作（包括创作）之祖构，其文学价值，乃如血液之于人体，造成一种内在的精微之搏动。
《史记》等作品，本属历史的正宗，却正是不折不扣的文学；回忆录，隶属文学之一种体裁，却又是货真价实的历史。
民国时期来华抗战的美国军人所著回忆录，以陈纳德之作最具分量。而美国密电码专家雅德礼的《民国密码战》，则问题多多。其文学性，相对于陈纳德的对中国饮食、民俗、文化的认同，满心的欢喜，渊然的沉醉，雅德礼则是蜻蜓点水，心不在焉。
《陈纳德回忆录》十四章，谈抗战后期中国经济的衰败，通货膨胀，黑市交易和囤积居奇，公教人员三餐不继，农村已在搜吃树皮草根。他写道：“从这只支离破碎的经济体系中孕育出来的腐败，就像下水道的污水一样四处泛滥。”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时候，日军八个师团长驱而入，陈纳德形容道：“如同灼热的钢刀切在奶酪上一般，轻而易举地把中国军队分割得七零八落。”都是很漂亮的比喻，来自他的经验、感悟，相当直率而剀切。这位老军人，笔下颇有妙句，在谈到日军封锁中国西南部运输线时，他写道：“如果切断了盟军的援助，中国的抵抗力量便会像刺穿了的肺一样萎缩下去。”陈纳德战争思想的波澜起伏、曲折萦回，都融汇归宿到他崇高而磅礴的民族气节。
《民国密码战》系雅德礼在华期间的回忆录，抗战初年他以一万美金的年薪聘到军统工作。作者当年失宠于白宫期间，醉心写书，其致命处在于真实的间谍素材，加上似是而非的人生经验，后者的不伦不类，也并非一种文学上的合理虚构，而是一种夸饰，即兴式的想当然，导致其下笔不能自休，充斥有口无心的无稽之谈，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究诘。
该书的英文版原序中有谓：“戴笠这个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曾经逗留上海经月，策划暗杀他的老同学——汪精卫。”（15页）真是驴唇不对马嘴的叙述，并不存在戴笠本人专往上海刺汪氏的事实，戴也不可能和汪氏成为同学，汪氏奋力革命的时代，戴还是光屁股的小孩。作者写他遇到一个叫淑贞的上流社会女人，据一英国人向他介绍，“淑贞是汪精卫最喜爱的姨太太”（24页），作者问他有几个姨太太，那人说“汪精卫有十个姨太太，这不是什么秘密，汪非常富有”（25页）……这类记述，可能是天下最荒谬的民国史记录了，无疑是民国史研究的原始资料，但都是十足的废料。又如：“自1937年开战以来，虽然已经有一百万日军被歼灭，但是中国政府手里的日本战俘只有六十人。”（75页）其言下之意，是抗战开始，到1939年3月就已取得这样的成绩。这更是荒谬透顶的记录。因为整个抗战史，所歼灭的日军还不到一百万。这类错得一塌糊涂的地方，不可胜数。这不仅让人怀疑他的数学基础，更让人怀疑他的心智是否正常。
《民国密码战》捕风捉影，大放厥词，所述所论，隐晦跳荡，来龙去脉，随意斩断。似此齐东野语，早已贻笑大方，现在出版者竟欲以之取宠一时，跻身民国史热潮，又焉可得？且于其极其荒谬叙述不加任何说明，显然非但不能达到传知的目的，反而添乱。
前些年有所谓百岁老人章克标所著回忆录《世纪挥手》，整本书就像一个病恹恹的衰人，记事则隔靴搔痒，叙述则木强寡神，粗枝大叶，结体则不见轮廓，论事则毫无风骨，文字因循庸陋，观之昏昏欲睡。虽曰敝帚，却不自珍；难免顾影，却不自怜。本来似他这般也算饱经世变，当有不少秘辛可供解剖，谁知看完只是一场竹篮打水，可以说是最差的回忆录，可是偏要命曰“世纪挥手”。
同样是民国报人的生涯回忆，相对于章克标记叙的庸常无聊，张林岚老先生回忆录《腊后春前》则可说是陡起一峰。老先生是《新民报》（赫赫有名的《新民晚报》的前身）的前辈。他叙述的方法，平稳而浩荡，信息相当密集，仿若一条集聚文化生命的链条，蕴含着大时代接踵而来的事件，成为关乎后人命运的潜在线索。全书有似慢镜头拉开巨幅长卷，可直截分为两个部分，即两个历史转捩时期，一是中年以前漫长的战乱时期，一是社会变异的运动时期。
他的书中，举凡办报理念，一代文化人谋生的艰辛苦楚，时代回旋与冲撞，与旧中国新闻检查持续的抗争，现代史上诸多政经、文化人物史事发生的渊源、情状、流向……其丰厚内涵，可以分解成无数的专题、事件来解析、考察，从而为历史、为时代做佐证、旁证、补证、疏证……正如老先生书中的感慨——“许多新闻在我们笔下奔流过去，成为历史……历史虽然总是在弯弯曲曲、跌跌撞撞中发展，但总是不断进步的……”
《高宗武回忆录》用英文写成，作者当时身在美国，写毕且束之高阁多年，不存在怕的问题，但他还是隐瞒了关键的事实行为，属于一种处心积虑的藏藏掖掖，却不知在他人的回忆录中事实清清楚楚，有如镜鉴。加以内容不周密，文笔欠流畅，以致事实多有不明，意义亦嫌含糊，价值大打折扣。该回忆录，他不敢生前示人，又想扳回自己在历史上的定位，为已开脱，试图在其身后的时段中公诸世人，故有很多设计、增减、算计，处处留下想从历史审判席上溜之大吉的魅影，其心可诛。殊不料越藏越露，老妖怪老而成精，那一番扭捏，令人无法忍受。
高宗武后来赴美，胡适对他颇为关照。傅斯年在重庆闻之，大怒，致信痛斥：“近日高贼宗武常住大使馆，先生本有教无类之心，以为此人有改过之迹，或因是耶？然此贼实为穷凶极恶，以前即知其妄——大有代办外交之势……而汪逆之至于此，皆高逆之拉拢也。至于半路出来，非由天良，乃由不得志，且是政府已大批款买来的。国家此时不将其寸磔，自有不得已之苦衷，先生岂可复以为人类耶？”傅先生查资料做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大开大阖，斥骂丑类也是不留余地。
与高宗武并称的陶希圣，著有《陶希圣回忆录》。陶希圣是当时社会史理论建构的巨子，写到民国社会的转型问题，多有卓见；抗战前庐山牯岭的知识界茶话会，更有其不可代替的史料价值。但他后期生活，因了跟高宗武落水、出水的折腾，大受影响，似乎总在竭力按捺其六神无主的神情，很多关键的转捩点，竟然连一笔带过都说不上，而根本是略去不写。故而有的篇章充溢历史的神经末梢，清晰解渴；有的部分则大面积迟钝，令人观之生疑，不，是生气。
《知堂回想录》看似冲淡，实则就叙述笔法的选择而言，横亘着他那淡然而潜在的固执，也即对史事的观察叙论，均以其可疑的自我视点来统摄，期待深处失望也深。至于其文笔，并不像某些吹捧者所说平淡因而到达了散文艺术的极境，而是根本不把读者放在眼里。他的散文《初恋》有这样的句子：“她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的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如此啰唆、夹缠的不知所云，真可以把人考住了！
至于他落水的心理暗影，在回忆录中反而不见，倒是在其《老虎桥杂诗》一书中隐约有所透露。
跟跌入政途的同行不同，他也有纯粹的校园生活图景。文教人物虽处于战乱岁月，但那也是现代学术成长期的黄金时代。生活虽然简朴平凡，难以超然物外，然而致志学术，却别有光辉四射、姿釆缤纷的灵境。
《朱东润回忆录》对学界倾轧的描述，简直是《围城》现实版。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文学院某掌门，为了排挤朱东润于校外，乃限定到校报到时间，那人笃定他从沦陷区到大后方万不可能插翅飞来，所以承诺之后就抛诸脑后。这和《围城》中那封子虚乌有的聘用电报如出一辙。殊不料朱东润竟然拿到吴稚晖的一个条子，从重庆搭乘军用水上飞机，提前到达乐山，那人傻眼了，瞠目结舌，张皇失措。其场面可谓惊险！较之方鸿渐对高松年撒谎的无可奈何，朱东润则制造了一个奇迹。另如大学里文言派教师挤对白话文学家，种种细节，煞是好看。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刘赜，师承章太炎、黄侃，他们师徒都是鄙视白话文学的。黄侃骂人出了名，他酷嗜古文体例，因此视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为大逆不道，经常痛斥胡氏之非，刘赜亦然。这本回忆录以这段抗战时期的文教生活最为动人，种种殊出意外的精彩，几乎可以全盘搬用为《围城》的真实注脚。(https://www.daowen.com)
相较于朱东润的教书生涯奔波劳苦，心力交瘁，何炳棣则在很年轻时，即抗战尚未结束，就已考取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生，殊少生活折磨苦累，更多生命交付学术探求。他的回忆录《读史阅史六十年》，包括西南联大时期的教与学，治学范围之广、成就之巨，与有允许其专注的环境有关系。所以他读史阅世的心路历程，又跟朱东润他们穷忙了一生的悲哀是亦合亦分的两种路数。但即使是朱东润之所遭遇学界倾轧，仍属一种不同学术源头的竞争，虽有不快，但生活与学术的空间仍在。到了四凶肆虐的时代，那就只有同声感悼了。
民国时期也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不仅以国学自任，且以国事自任。在行政工作方面也抱持学术上求取真知的态度，践行经世济民的实学，蒋廷黻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蒋廷黻怀史迁之才，抱张骞之志。这是学者从政，善始善终的典型。《蒋廷黻回忆录》中道及的人生履历，充溢谋国的真诚，善谋善断，慧眼识人识事，坚毅的努力，寓于分寸感之中，可钦可佩。他早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提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的观点。他在学术上开创新史学、培养新式历史学家的教学目标，在行政方面也能如是。做人避免了虚骄，行政祛除了虚浮，学术上摒绝了虚妄。他对国事、外交、人性、战争……的判断，如龙跳渊门，虎卧凤阙，稳稳当当。无论在校园做学问，还是踏入政坛用以济世，他都踏实稳健，心中仍是赤子之心，对于世道的变迁，葆有较翁文灏们更为深透的认识。相对于当年一些鸡飞狗走的智识者，其伟岸自因时间推移而水落石出。作者以平实的文体写出不平凡的文章。
法国当代史家保罗·科利在论述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时尝指出，杰出史家须努力去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即复活历史。因为人类经历的真实的过去只能是一种假定，即我们不可能倒回时光、接触往事。史家的努力是什么呢？即在复活往事的过程中将理解和解释融为一体。职是之故，史论的目的是获得知识，这种知识又非死的知识，而是“在因果链的基础上，在终极关系、意义及价值的基础上获得有条不紊的观点”，这里面，又包含了“作为史家的主体确立了他所再现的往事与他本人现在方面的联系”（《法国史学及史论的贡献》，第48页）。
黄仁宇《黄河青山》《地北天南说古今》均为回忆录作品。其间屡屡提到部队战士的涣散、困穷、战力低下，吵架、斗殴、装备粗陋，简直是家常便饭。就是黄仁宇本人也染上粗鄙郎当的习气，1980年代他到中国社科院演讲，明史专家王春瑜负责接待，亲见他座谈时忽而跃起，蹲在沙发上，指手画脚，拍胸撸袖，就是当兵时留下的后遗症。
黄氏治学，将掌握的史料作有机的高度的压缩，文笔连绵辗转，浩荡不迫，而内里自呈洪波涌动之势。其感念与激发，均在不知不觉中完成。是以带动史学的热点，叙事角度的别致为青年人群起模仿，持续多年。他研究的是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而在文体上，却竟然有美洲魔幻文学的效应，在混沌中暗寓判断，也属奇迹。
黄仁宇、蒋纬国都是学生军人，也都从下级幕僚做起。后来前者专注于史学，后者致力于兵学。《蒋纬国回忆录》则可谓回忆录中的奇书。纬国颇能退让、忍受、克制。人生的苦楚无论有形无形，俱以平常心应之。其实汗水和苦修渗透其冰雪聪明，他对兵种认识深透，所提出战略战术的构想和过渡时期的老军人不可同日而语。纬国是科班出身的高级幕僚，他的治兵方略和军事学的深度，精密宏深；而他对文化的估衡，也可说是独具只眼。
蒋纬国的生涯修为，令人想到辛弃疾。同样是刚毅坚卓，谦恭有礼，纬国可以说是辛弃疾在现代的化身，两人的气质、着眼点、作为参谋起家的心曲、战争观、军备问题、战略与战术，均葆有神似的认识和感悟。他们既是思考者、策划者，又是行动家、执行者，他们所遭遇的无形的社会阻力几乎如出一辙，志士的悲哽、政治的不上轨道、民间的愚贫、大小环境的矛盾与内耗，一种强大的无力感和消磨感，令人长喟不已。
《白崇禧回忆录》系最新推出的修订本。白氏晚年，认识越发坚定，不再带有先前的顾虑私心，但是也晚了，不乏开脱之处、省略之处、难言之隐，其间固有大环境不利于他，也有他的小算盘，其间还试图勾邀胡琏，以图自救自壮，不料却吃闭门羹。他的智谋在民国军政人物中凸起一座醒目的峰峦，小诸葛之称不算虚誉。小诸葛的小，并非他在幕僚符号人物诸葛孔明相形之下的谦辞，这一个小字，恰恰是时代的留影，也即个人根性在时代中所表露的局限。不过较之冯玉祥回忆录《我的生活》，白氏的观照范畴就要辩证精辟得多。两人都属我执固我在的性格，但白氏晚年，多少能够“破我执”，思维所涉天地宽泛得多。
不过这书却有让人难以忍受的毛病：错字很多，上下册勉强读完，不禁有些恼火。本来只是翻印已有的繁体字本，而非原创，但在繁体变简体一事，就有无数的错误。错字频出，鲁鱼亥豕，出版社太过粗糙的制作，也说不过去吧。
军政元戎的回忆录，《麦克阿瑟回忆录》堪称泰山北斗。自由与爱情不是现成的，需要精神血汗来争取。远瞻人类前途，人类如何掌控自己的命运，免除被奴役的危机，回忆录中提供足够的多角度的值得深思的问题。著述界正有其不同寻常的旁逸斜出，徐志摩以文学名家，他在欧美原来是读经济系的，对英国文坛文事其实不大熟悉。像麦克阿瑟这样的政军大佬，谁会想到他著述的文学性呢？但他偏偏就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学天才，敏锐的历史想象力与文学叙事技巧，得以大大地发挥。
该书充溢历史哲学眼光的深远，大气磅礴的胸襟，遣词造句掩饰不住史诗样式的文学性。此中文学性乃是为了更恰切、准确地表述，暗合史传传统。在治丝益棼的社会史中，这是一笔无形的财富，作者最重生命价值，也为生命的虚无而暗自感伤，他将农人的质朴、名门的出身、天生的孝子、职员的敬业……集于一身。读他的回忆录，借由他的慧眼观测历史的偶然性的捉弄，每每不禁要汪然出涕。
他的观察下，战争的小细节也以精妙的比喻出之，巴丹保卫战时，日本“一支完整的双引擎轰炸机编队，在耀眼的蓝空中闪闪发光地来到了，在远处，它们看起来是向太阳投射去的银币”。阵地被日本空袭后，“白色的兵营，一条混凝土直线，像一个玻璃匣子那样裂为碎片，屋顶上突出的马口铁的边缘，在一千磅炸弹的冲击下，像中国宝塔的飞檐那样翘了起来。金属碎片像五彩纸屑一样在空中回旋，令人毛骨悚然……铁轨和枕木卷成莫名其妙的图形……然后扫射起来，接着又轰炸起来……”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一手描写。
他对多场战事，点染杜鹃啼血般的总结叙说，于大势则直指要害关节，直指自由的精义、生存的目的。文字体现的胸怀，则示人以至诚。他的满腔孤愤，哀痛莫名，让后世扼腕伤绝。
华盛顿的官僚并不了解东方，导致麦帅单枪匹马地为此奋斗了几十年，令历史上罕见的成果最终毁于一旦。他对坏人有着天生的憎恶与抵御，但美国国事为小人政客所乘，麦帅解职，投置闲散，锦策不用，世界大势就急转直下了。民众的良愿，就毁于一旦了。他的事业为小人所折损，终告铩羽，导致贤人裹足，都是小人瞎指挥的策略一闪念而造成。焉得不谓历史太沉重！历史无情，杜鲁门彼辈，已成名副其实的骨灰而已，真是青山无辜埋昏庸。而麦帅的意义却愈加凸显，像不灭的星宿，在时间里面结晶，给混乱而迷茫的夜空增添希望。正如他屡次演说的名句：“老兵永远不会死，他们只是悄然隐去。”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读众多的回忆录，仿佛独驾扁舟，在风波浩渺的文学水泊里，静观周遭连山蓊郁，四面八方晨昏四季闪现不同的景色。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说过：“一句真话的分量比地球还重！”这种真话，必然在历史和时代中占有相当的分量。能否将回忆录看作文学作品，回答是肯定的。只是其文学的要素是文采、史识、思想，其终端则是真相，因而与虚构类的文学略有差别而已。
有不可信的材料，没有不可用的材料，这是一种陌生化的整合，由相距时空甚远的事象参互钩稽，来发现彼此之间无数的扞格矛盾以及无数的貌异质同。而历史歧途的重大性，致误的病根、病灶遂浮上前台。多量的回忆录文本参照互读，事象本质得以辩证会通，仿佛人工呼吸，顿成一强大之活体，又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史迹因果遂由隐而显。诚如梁启超所说：“乘飞机腾高空周览山川形势，历历如掌纹，真所谓俯仰纵宇宙、不乐复何如矣。”（《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
钱锺书先生说：“阳明仅知经之可以示法，实斋仅识经之为故典，龚自珍仅道诸子之出于史，概不知若经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征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岂特六经而已哉。”（《谈艺录》266页）即是说，不仅六经皆史，概有典籍，皆具“史”之内涵，而且是心史、精神史。他论史之眼光，高出古人、同侪。而唐德刚则谓：“我们谈口述历史与文学，应先扩大来谈文学与历史，才能厘清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我编了十六字真言来涵盖文学与历史，那就是：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史学与文学》）回忆录的上品，带给我们意外的文学惊喜，仿佛在幽微处发现亮光，在万枯之林遇洒法雨。其间史事生发的感喟，因为是建立在逻辑的知性考察上，故其发为感叹，颇具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回忆录之上品，既为最佳之史料，也应是极高明的作品，平淡竟能包举绚烂。其间佳构，文采斐然，议论周匝，踵事增华，由纸上风景，回到历史现场，大可激发今人志气与幽情。即令历史的废墟，亦大可流连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