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桂林是抗战时期的交通要道。头几年中，市面很见繁荣，文化活动多多，气氛也很热络。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夏衍、田汉……都时常在此。
到抗战中后期，桂林出版、发行的报纸多达二十余家；新闻机构亦多，出版社、书店更多，近二百家。杂志、纯文学期刊、综合性文艺期刊不可胜数。大批作家、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学者麇集于此。抗日文化运动声势颇壮。展览会、音乐会、戏剧演出、街头宣传等都很活跃。文协桂林分会成立后，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推动和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奔赴战地，慰问、采访。
这些活跃的文化生活，仅仅在声势上支持了抗日战争，到后来，间接的抗日活动变成直接进入战斗序列，这个转变，可以说是书生从戎、君子豹变的一个过程。
知识青年从军，到驻印军和远征军的最多。抗战后期，极峰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也是实情写照，有的大学报名人数竟达三分之一。抗战后期，学生参军形成热潮，仅四川三台县，大中学生613人报名，录取213人。寓居三台的史学家、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萧一山，发电报促其在成都的长子萧树勋（北大毕业生）回三台报名从军。陈布雷、平江不肖生、田汉……也都送子参军。仅四川就征集从军知识青年近二万人，居全国各省之冠。
青年从军，规模空前，为有史以来所仅见。远征军的配备及训练都是美国化的，包括驾驶、跳伞等特种训练，训练科目由兵器到战术，学科、术科及思想并重。青年学生多安排在王牌部队及宪兵、教导队、译员训练班、无线电训练班及派赴美国受训的海空军等单位。缅北大反攻，如密支那、八莫、南坎、腊戌诸战役，学生军作用极巨。
学生参加远征军，时在抗战后期，为什么呢？因为远征军分两期，1942年1月下旬，日军猛攻缅甸，驻缅英军不支，损失惨重。英方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向中方请求援助。1942年2月下旬，远征军入缅作战，此为第一期，杜聿明任实际总指挥；第二期，是在杜败退以后，一部回国驻云南，一部退入印度。再在印度整军，在兰姆珈尔成立训练基地，也叫驻印军，接受美军训练及装备。驻印军就是第二期远征军，郑洞国任实际总指挥。
穆旦（查良铮）乃其中代表之一。先前，他从长沙长途步行至昆明入西南联大。期间，他每天从英汉词典撕下数页，边走边记，背熟之后就把这部分丢掉。到达昆明时，那本字典已经所剩无几。参加远征军后，任军部随军翻译，战败突围路过缅北密支那野人山，陷入了濒死边缘。蚂蟥、蚊子、热带丛林的瘴疠、毒蛇毒虫的侵袭，绿得发黑的丛林中，到处是腐烂的尸体。“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这是穆旦的名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乃中国现代诗史上直面战争与死亡的代表作。
青年军的形成，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从文化的抗战，直接进入了武器的抗战阶段。抗战后期，兵员严重匮乏。“有的一个师在一次战役后只能编四个连，而一个连只有三十几个人。”（见《张治中回忆录》）可因为青年军逐渐壮大，原定编为八个师，后竟编成足数十二个师。文化的传存，仿佛民族的精神细胞，只要活的细胞永远存在，中国总是有办法的。
曹聚仁在抗战时为中央社战地特派员，随军进退，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立报》和中央通讯社撰写战地通讯。他曾进入谢晋元524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了八百壮士苦战的全过程，及时报道，给沮丧的中国人一剂强心针。他编的《中国抗战画史》中写道：“二十七年（1938年）夏初，笔者随军鲁南，乃开始有计划的搜集。首要敌情，包括敌军文件、日记及俘虏口供。”后来，他随战线变动，也渐往西往北退去，赶上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1938年4月7日，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首发者就是曹聚仁。1939年他到了顾祝同的防区，落脚赣州，应蒋经国之请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兼做蒋经国的高参。
曹聚仁做战地记者的时候，曾往江西临川做客（第三战区防地），在某军驻地讲演。曹先生主讲哲学，又以为面对军人，“谈哲学总不会出毛病的”。乃就地取材，谈当地人王荆公、陆九渊、汤若士的情理观。次日，该军汪参谋长，就和他大谈张载《东铭》的话题。“张子的《西铭》人所熟知，他偏谈《东铭》岂不是有意要估量我的见识么？”而《东铭》的内容，曹先生恰恰不大记得了，乃硬着头皮，凭印象谈张载的哲学路线，捏着一把汗。后来找到《近思录》重看《东铭》，觉所谈并不太出格，才略略放心。（事见《书似青山常乱叠》）
曹先生差点被军人考住，这有趣的一幕并非偶然现象，也并不是当时军人喜欢附庸风雅，原因有二：一是辛亥以来，知识分子投身社会实际运作，军人书生往往一物两面，初未可分；一是抗战的形势需求，社会各界当然包括知识界，从军者甚多，导致军队高层中层，相当程度地“学术化”。钱穆先生在成都中央军校演讲时，也对学员的水平有所肯定。(https://www.daowen.com)
黄仁宇最为典型，他出身同盟会员家庭，后入成都中央军校（黄埔陆军官校）为十六期生，毕业后赴抗日前线，为基层军官。1943年加入远征军，在印、缅与日军作战，在密支那负伤，受颁海陆空军一等奖章。1946年参加全国考试，名列前茅，保送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后为国防部参谋及战胜国（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随即再度赴美，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1964年获博士学位。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在海外史学界影响甚巨；九十年代以后，他的名字在中国内地以《万历十五年》为嚆矢，几乎无人不知；近年则其《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在学界影响很大，已成学术畅销书。其治史以历史之“当时人身经验，积累之则与我们今日之立场有关”为贯穿，而树立一种追溯“体制”前因后果的长远视界。其军旅生涯，则在《地北天南叙古今》一书中叙述甚详，尤其是远征军的抗日态势作战经过，高明之处，不下于雷马克之《西线无战事》。
国军将领的学术气，实在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所来有自。最要一点，乃辛亥老辈形成的学术风气及知识结构的无形框架。老一辈融军人、书生、学者、文人、革命家、狙击专家于一体，自孙中山、黄兴以起，蔡元培、叶楚伧、马君武、胡汉民、吴稚晖、蒋百里、章太炎、戴季陶、廖仲恺、冯自由、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俱允文允武之士。陶成章湛通经史，文章朴茂有奇气。蒋百里为现代军事家第一人，却也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其《欧洲文艺复兴史》为开山之作，孙中山先生则是唐德刚教授所称的“洋翰林”，后于国学用功甚勤，所获极丰，知识结构合理全面。蔡元培、吴稚晖、黄兴则分别是晚清实授之进士、举人、秀才……
黄埔军校的学生构成，也不可小觑，他们或为耕读人家子弟，或为中等人家出身，或于投考前，已是大学在校学生。若廖耀湘自幼家学渊源，他所写回忆录文辞朴茂；若邱清泉入黄埔以前，是于右任任校长的上海社会大学学生。所以国民党军队第二代将领中，也多文武全才。胡琏研究宋史极有心得；刘峙是旧尺牍专家；邱清泉、黄杰的旧体诗，俱深可称道；唐纵日记不特文辞雅健，即于国政之改革，也有痛心而良好可行的建议，罗列日记也是一种“流水草自春”的文学作品；蔡省三则是政论专材。中下级军官，甚至士兵，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十万青年十万军，如陈布雷、乔大壮、向恺然（平江不肖生）俱送子参军，此即奠定了军队人员素质的构成，故也尝有出人意料之修养。而大作家、记者加盟军队，一则有知识之亲和关系，一则也有军人、文人两种不分的渊源，若曹聚仁、张恨水、郁达夫、黄裳、冯英子、张文伯，以后又有司马中原、王鼎均……遂造成军人文化人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情势。郁达夫后来亡命海外，却心系万里家国，深怀信心抵御外族的同时，却又伴随国政转型不上轨道的深沉痛苦，一向遵循的那条“梦中道路”和现实相交替，有时无法排遣，竟以抄古书来发泄。
南怀瑾先生序青年军系统的阎修篆《易经的图与卦》一书，即谓：“故论军中学术之盛，人才辈出者，较之往史，尚莫过于国民革命之后期，如此时此地之辉煌灿烂也。”
正义存乎天壤之间。
法国当代法学巨匠，曾任司法部长、宪法委员会主席的罗贝尔·巴开特尔所著《孔多塞传》题词尝谓：“任何不为哲学家所启迪的社会，都会被江湖骗子所误导。”思想自由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的捍卫相交织。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取向。自由之精神价值之所以值得捍卫，乃因其已成为知识界的灵魂，为大智者视为当然。其实，这正是衰疲老大的中国不可征服的深层原因。当其时学校师生所受冲击很大，但人们精神十分饱满，教授们备课十分认真，学生学习特别刻苦，以此表明中国的文化不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可以摧毁的。
孙中山、蔡元培先生那一代辛亥智识者，留下了新理想光焰万丈的榜样。他们所引起的同情和景慕，融化为精神价值的成分。当时的大文人之间，有不少是相见而悦，莫逆于心，砥砺志业，相辅相成。清末的革命党自孙中山以下，牺牲的青少年如史坚如、吴樾，既能深刻了解世界文明的进程，又能葆有极佳之中国学问。于中国古书，尤三致意，故每一诗文出，必理精辞粹，彬彬可诵；思想上更能以今魂脱略古胎。吴宓先生发表在《新华日报》（1952年7月8日）的文章，言以为中华民族即使亡于异族，一定时期以后，最终也必能驱除侵略，恢复独立；但是“若中国文化灭亡或损失了，那真是万劫不复，不管这灭亡损失是外国人或中国人所造成的”。老先生真是忧患漠漠，包含一种高迈深远的卓识在里头。任何现代类型的民主与法治，任何将欲刷新政治的表现，任何改革的大手笔，若失却了本民族丰厚的人文精神去滋养发荣，必将以缺乏精神养料和成长基础而归于夭折。文化香火一旦彻底断灭，进而沦于无道德无信仰无文化的惨境，转以拍胸捋袖以大老粗相炫示威，则该民族铩羽折损的末日也就必为期不远。
中国数千年专制政治锢蔽积压，人民忍受已达极限，此时又受外力的全面侵迫，改革的呼声可谓贯彻于上智与下愚。在反抗的过程中，对于自由的生活方式，对于创造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冀望高于一切，仿佛天鹅肉般的诱惑。此时又需做局部的牺牲，也竟出于大多数人的意愿。所以，茅茨土阶，粗衣粝食，而能安之如饴。知识分子的表现，其情形令人快慰，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世道巨变之际，知识分子更用他们的智慧、心血、坚忍甚至生命，为动荡时期的中国文化写下了新的一页。
战后，有的大知识分子厌倦与日俱增，乃是在付出绝大牺牲后，对政治不上轨道的严重失望，竟至结束性命，如戴季陶、陈布雷先生，实在是久闷不舒变本加厉的巨哀大悲。
——写于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