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从20世纪50年代的中医血防经验开始回溯兼谈研究方法

历史上江南的血吸虫病，危害之大，在中国历代造成的人民性命和劳动力之损失，堪称惊人。即使到了20世纪初，中国的细菌学研究与公共卫生手段已逐步进展、兴盛，但多将目光与力量投注在致死迅速的传染病防治上面，对于所谓寄生虫病防治，仅有零星调查与报道，却无大规模防治之举措。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积极的防治运动因党和政府的决策号召与群众动员等因素相加^[1]，才得以逐步开展，并取得有效成果^[2]，这段历史，已有不少二手研究，透过各种不同的视野加以关注^[3]。不过，20世纪50年代也是中医在经历民国初年废除中医案之后的另一次发展高峰，新中国政权建立之初，对于过往歧视、贬抑中医的政策有所修正，这使得中医可以正式地进入各地的防疫工作^[4]。透过以上的梳理，可以发现，中医在血吸虫病防治运动中的具体作为，以及中医本身在学术上对于寄生虫病的认识与治疗历史的挖掘尚未展开。本文之撰写，即在这个时代脉络中，寻找出中医与当时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方方面面的故事，来为中医在现代国家之防疫卫生工作所需要以及可以扮演的角色进行探究。现代中医对“虫”论述的展开，本身就是一段丰富有趣的疾病史。它至少牵涉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层面是传统医学文献的梳理，另一面则是中医涉入科学话语后的认定与实际治疗成效的再定义。

本文着重探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关于血吸虫病的论述，大体目前有几个方向的研究成果。首先是由一种地方风俗、环境的考察切入，例如探索血吸虫病导致农村生产力衰弱、家庭破碎的故事与歌谣之研究。例如据《余江县志》记载，1915年，一位刚满17岁的妇女夏老香，在此后的34年中，先后改嫁1次，招夫3次，都是“头年做新娘，没过几年守空房”，5个丈夫都死于“大肚子病”，到头来仍当寡妇。很多人为了缓解腹水的痛苦，甚至于用刀子刺破自己的肚子，把腹水放出来^[5]。其次，则是在西方公共卫生学史的框架中，强调血防工作从“落后”到“进步”的历程，体现一种进步史观。它们多强调过去人们在未经“科学”洗礼下的许多错误行为或不卫生的习惯，例如：过去在河湖中刷洗马桶、随地大便等行为，容易导致疾病上身；采割湖草、搜集人便等作为肥料，造成感染的危险因素等^[6]。更由于“大肚子病”一直以来被视为绝症，故人们常委因于鬼怪、风水等因素。这些研究多指出现代卫生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例如采取口头、座谈会、幻灯片、实物展览会、参观等，它们都在叙述一种科学、卫生现代性的“救赎”；它们多数时刻是对的，但探究这个时代的方式，有没有其他史学论述的视角呢^[7]？较新的研究方法，则是从田野实察或新兴环境史的论述来梳理，例如李玉尚和孙琦的研究可作为代表^[8]。(https://www.daowen.com)

目前的研究，大多从环境与国家政策来切入，还有一些研究则专注在特定地区的生态和防治技术，探讨血吸虫病之防治，但从传统中国医学史的视角来检视血吸虫病防治的研究，尚未好好展开。这不令人讶异，因为中医史在过去总是甚少谈论微生物的历史^[9]，史学家也很少关注中医如何涉入国家公共卫生的问题，特别是到了近代以后，中医仿佛“失语”，失去了医疗卫生的发言权。那么，如果我们从中医疾病史的视角来看待血吸虫病的防治，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开发新的研究视角呢？本文之作，即藉近代中医的视角，来反思疾病史研究之问题，并拓展血吸虫病史的研究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