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血防“经验”——从医案到临床实验
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了国家权力的保障，中医可以自由发挥所长，这和中医在民国时期的境遇确实大不相同。我们发现，在实际的工作中，中医寻求一种西式理解“虫”的理论，再运用中药治疗的汇通模式。中医对过往文献的经验追索，进行的正是一种基于古代医学文献的“反溯论证”。今日史家所为“考证”病名之工作，其实是当时中医据以立论，展开“科学”工作、投入公共卫生的基础。
在文献搜索的过程中，他们开始从过往患者的“症状”，而非微生物的思考脉络来确立病名与治疗方法。例如从“蛊毒”立论：“蛊者腹中虫也，从虫从皿。”“男子之胀病，如犯蛊毒也。”又如五蛊、蛊毒、血蛊、蛊胀、石水、水毒、癥瘕、积聚等门类之记载，可能都与该病有关，被认为“有一定的科学价值”[74]。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医杂志》中，有许多类似文章，他们的发现不是各说各话，而是具有高度类似的病因论述和发病之认识[75]，在中医展示医疗成果时，也不忘将过去文献中的成果加以梳理一番，这时中医文献学与历史研究成了重要的方法[76]。又，虽然也有像李蔚普曾指中医对血吸虫“散见的个别类型，缺乏系统的认识”[77]，不过，张赞臣（1904—1993）却具有自信地指出：在汉唐开始，中医疾病分类之依据就不是微生物，而是疾病所展现在人体各个分期的明显证候。例如下痢或腹水，可能先后出现或同时出现，但张认为可以克服；又如在“蛊毒”内虽找不到早期血吸虫的感染途径，但在“水毒”的文献中，则有相当多的线索。换句话说，把一种西医病名用多种中医古病名之症状来加以对应，是向血吸虫病“作斗争”的好方式[78]。现在，已不仅止于寻求病名一对一的对照，而是透过历史文献的梳理，来找出任何可能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些治疗法的挖掘，大多会先介绍西医对血吸虫的病理认识，但随后又肯定“数千年来与疾病斗争的经验积累和总结”，强调中医响应国家政策，应该负担公共卫生责任的一面[79]。
此时的中医更能藉用西方医学的发现来解释古代的疾病。可以看到李聪甫（1905—1990）的辨别就很有意思。他梳理了古代医学文献后，除了提出病名的考证与和实际病症对照的论述外，他认为鼓胀容易和“疟母”引起之脾肿大混淆在一起，所以临证时如患者有得过荨麻疹或痢疾后才逐渐腹胀，那么，几乎就可以确定是血吸虫所导致的。此即根据现代血吸虫病理进程之认识，再反推至古代医学典籍的一种方式[80]。第一时间的诊断，还是需要靠西医的技术，所以以下将可以看到，许多当时中医的验方是针对该病的“晚期”，西医比较难处理的腹水来进行论述的。这当然还与锑剂某部分的危险性有关，且该药对晚期的患者效果也不大。有些文献则指出：放弃晚期的患者，就是一种“不关心群众疾苦的资产阶级思想”。由于中药可以治疗晚期患者，所以也将得到青睐[81]。
当时有许多中医投入消灭血吸虫的卫生运动中，这是之前民国卫生史中难得一见的情况。路志正是较早参与防治血吸虫中央卫生工作的中医，他回忆说：“当时由卫生部部长齐仲桓（1910—1970）和防疫司人员领导，加上苏联专家鲍尔德烈夫带领，从北京到上海青浦，再转赴苏州、扬州，并在高邮湖亲自体验当地防疫人员乘载有烧水锅炉的汽艇，用开水来杀灭钉螺。后来中国科学院一个专家建议，用焚烧的方法消灭钉螺，并加以推广”。[82]路回忆说，在血吸虫病晚期，西药的锑剂虽对杀虫有效，但腹水却一直是个难解的问题。反而是中药杀虫力较弱，但对治疗腹胀、腹水却很有效。于是路拟订了《中西医协作治疗晚期血吸虫病腹水方案》提供给当时的领导小组，他在提案中指出：先用中医治疗腹水，待患者腹水消退，症状减轻后，再用西药来杀虫。他还指出，是否可以在中央血防局和各地血防站中增加中医人员，来发挥中医的作用。他对这段时期工作的回忆是：“经领导研究后，认为这一方案很好，立即批准执行。”路认为，血吸虫是江淮一带的特殊地方病，一般中医对此认识不足，他针对此弱点，在1956年撰写文章刊登在《中医杂志》上，并建议各中医期刊可以优先选刊关于治愈经验的文章[83]。
一些中医更亲身投入这样的公共卫生工作中。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全国血防委员会和九人领导小组，集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等省的部分名老中医深入疫区，面对患者，各展所长，多次集会总结治疗经验，提出较为规律性的药方。湖南省名老中医刘炳凡指出，他参与工作13年，足迹踏遍洞庭湖周围诸县市，诊断2 000多名晚期患者，吸收了不少实际经验，后写成《晚期血吸虫病腹水分型与辨证论治》（载于湖南省岳阳地区1979年内部《血防参考资料》）一书[84]。至于杨志一（1905—1966）在江西，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之间，与该地各中医药研究院所、寄生虫病研究所、玉山县血防站等单位合作，展开中医药治疗血吸虫病的科研工作。他常深入疫区实察，奔波于血防第一线。他的诊察医案，常常会有一些血常规、粪便检查，很自然的，中医也就熟悉这些验证和科学数据的意义[85]。没有资料显示中医是先吸收这些现代知识后才展开工作的，那样效率太低且缓不济急，而很可能是“从做中学”的成果。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医疗卫生部门流行组建巡回医疗队，出发到农村、牧区和林区，为保护劳动人民的健康服务。上海也响应了这样的运动，著名老中医程门雪、内科专家黄铭新、流行病学专家苏德隆等参加的第二批医疗队，大部分在嘉定县（今上海嘉定区）农村结合巡回医疗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为了适应农村需要，参加医疗队的许多专科医生都学习了在农村中常用的医疗技术，使自己达到“一专多能”。这在当时是一种理想，所以西医也必须学习中医技巧，例如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参加医疗队的人，几乎都学习了中医的针灸疗法[86]，而中医当然也学习到西医的诊断技术与简单的治疗，中西医汇通，在这样的时代和场域中实际发生。
在时间脉络上，当一些医者发表他们宣称有效的治疗方剂与辨证方法之前，令人瞩目的反而先是下层中医、草药郎中的“献方运动”。当时对方子中药物之疗效确认，是来自各地具有人体试验性质的各种“医案”或“经验”的中药方子汇编。这类文献都不谈高深的医学理论，只是强调他们的方子为“祖传”或“秘方”，现在献给国家，响应消灭血吸虫的卫生革命，而官方显然也乐于见到这样的发展，所以多抱持鼓励态度而少有质疑的声音。在《怎样消灭血吸虫病》的书中，就指出血吸虫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疾病，中医药必定拥有不少治疗经验和有效方药，只因过去没有重视，故今后应该“贯彻党对中医的政策，虚心向中医学习”，并且乐观相信：“要找出一种比现在所用药剂更合理想的药品，是有充分可能的。”[87]1955年卫生部表彰浙江徐碧辉公开之祖传三代“腹水草”（又名“仙人搭桥”，玄参科）具有杀虫效果，并通过吐泻来排除腹水。该药经常山县卫生院试治了39名晚期患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中“21人腹水消除、肝脾缩小，面色红润，这些患者食欲体力均有不同的恢复，有的已经参加生产劳动”。浙江卫生厅随即成立“腹水草”研究推广委员会，分五组进行疗效的实验研究，而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也都派人前往参加学习腹水草治疗血吸虫病的经验[88]。这项国家公开的奖励，等于是鼓励民众（不只是中医）献出各式有效方剂，当时比较著名的方剂还有：安徽省安庆市医院，用中药半边莲（俗名“细米草”）治疗了40名血吸虫病晚期腹水患者，除2人变化不大和1人病重死亡外，其他37人腹水明显减少，有8例参加生产劳动。江苏无锡血吸虫病防治所用“葫芦—虫笋”治疗23名晚期腹水患者，除6人无效外，其余17人腹水减少，下肢水肿症状消失、体力好转，因而可以接受锑剂之治疗[89]。还有苏州市卫生局编写的《复方荜澄茄治疗血吸虫初步观察报告》等[90]，上述皆可以说明中药对血吸虫病的确具有部分疗效[91]。1956年，全国血吸虫病治疗工作座谈会在上海举行，会上认为锑剂短程疗法是今后大规模治疗的努力方向，座谈会中对几种中医验方及其疗法，以及有关科学研究的问题作了详尽的讨论。在中医中药方面，研究了十个省市提供的验方和针刺疗法。会上还有人提出各地医疗机构在治疗血吸虫病中对研究和采用中药还不够重视。与会代表们建议，重点试用杀虫类的复方荜澄茄片、消除肝脾肿大的猪儿草根和臭椿树根皮（外用），并应用消除腹水的半边莲和能够制止锑剂反应的针刺疗法。另外，还有约十一种中药被中医代表提出，建议由各省市的防治机构继续研究[92]。(https://www.daowen.com)
不过，在这样一片乐观的声浪中，也有人指出不只要重视单方，所谓“单方一味，气死良医”，不能只当一个“机械的方药实验者”，还要结合中医理论核心——辨证论治，来把握中医的价值。这一思路的产生，大多从文献出发来归纳有效的证型[93]。早先治疗血吸虫的草药多是一些单方、草药、验方，它们虽有短暂效果，但病人随访后多有腹水复发、缩小的肝脾又见肿大的缺点。自1955年后，中医界吹起了探索“辨证论治”的风潮[94]，后来发展成要能融入“辨证论治”的病理思考后，疗效才更加确实的认知[95]。这里举几个比较著名的故事，首先是江西杨志一，他常深入疫区实察，奔波于血防第一线，实际寻求血吸虫病的中医用药规律。其实是有该省中医实验院推动的中医临床研究计划，才得以让中医提出近代以来所没有的“实验报告”，此乃近代中医的显著转型[96]。杨总结出运用《伤寒论》六经辨证来分类治疗血吸虫病，这种回归经典的研究，对中医而言是极有意义的[97]，后来江西省中医药研究所也声称血吸虫病从急性期到晚期的发展，是符合古代中医“六经”辨证的[98]。王玉润（1919—1991）则以中医的身份，被聘为华东地区防治血吸虫九人领导小组之一，当时公私合营的医疗机制，使他可以进入大型医疗院所，展开新的科学研究。他在今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门诊部工作，后来还开设中药药理实验室，来开展一系列灭杀血吸虫的中草药实验，也常亲自下乡了解疫情。他在1956至1960年参加血防队，前往浙江嘉兴的农村[99]，他主要的贡献在于治疗晚期血吸虫病药物与治则之确立。他寻找几个证型来与古代方药疗效做现代对照，靠着对患者体质和疾病证候的分析来加以治疗，得到好的效果，逐渐从6个证筛选到1个最有效的证型——活血化瘀。这是一种新的发掘知识法，也成为后来中医常见的论述疾病治疗之模式[100]。
中医研究的问题，在于孙琦的研究所指出的：首先，中药对于杀虫的成效不彰；其次，很多人接受了中医的治疗，但最后还是回去寻求西医的锑剂治疗[101]。这其实牵涉到“治愈”的标准为何。通常一个患者治愈的标准，就西医而言，可能是虫体或虫卵的消灭，但在中医而言，在当时并没有这种标准，所以主要还是跟着西医走；在恢复身体功能和痛苦症状的解除上，才是中医强调的重点，而不是将身上的寄生虫杀光。在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的检验就是依赖患者粪便的“孵化法”或“沉淀集卵法”；在化验方面，不管在技术或人员训练上，都有些许困难[102]，即便是现代诊断，也还有所谓“慢性”或“隐匿型”，不依靠更进步的检验方式，是无法觉查的[103]。西医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不断寻求杀虫的内服药物，“杀虫”一直是西医的思维，但包括锑剂在内的药物总是有毒性反应大的缺点。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德国吡喹酮（praziquantel）问世后，“杀虫”这样的思维在西方医学内获得巨大胜利[104]。
至于中药能不能杀虫？西医抱持怀疑，中医则想追问。似乎中医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受到西医杀菌、杀虫论述的影响，而在新旧疾病观、文献记载和现实治疗间，挣扎求取突破。在“除四害运动”时，中医已经开发了不少体外杀虫或杀灭钉螺的外用药物[105]，但用于人体内又是另外一回事。路志正指出：“我们应从整体来考虑中药在人体内引起的生理机转作用，如症状的改善和体力的恢复等。不能机械地单纯从试管中杀死成虫与否来肯定它的效果。”[106]可见一开始中医并没有只重视杀虫，这和民国以来中医学术的发展中认为中药不专主杀死微生物的想法也是一致的。不过，透过医药文献的整理，中医确认对该病的治疗，有吐下、逐瘀、逐水、扶正等法，但也包括了杀虫法。有中医提出，应通过更多的实验来加以证实，进一步发掘以充实研究资料[107]。20世纪50年代许多经验方，其实都没有科学实验在支撑，有的只是实验于人体的治疗经验，对中医而言，当时做实验并不容易，没有针对中药的大规模研究的限制可能包括以下因素。如路志正所回忆：当初他根据下面报上来的资料，编辑成《临床资料汇编》1、2辑，他回想当初在卫生部工作时，想把这些资料出版，为促进中医事业尽点力；然而，个别领导不同意，说这些病案“没有实验室研究，仅是一些临床验证资料”，故只能作为“内部发行”。例如《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第一辑，尽管1956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刊印，但一般人应该是看不到的，接下来的第二辑，也是如此[108]。笔者手上购得一些血吸虫验方书，也被盖上“内部发行”[109]，原来一般中医很难看到这样的资料。而对上层中医而言，很多验方都属于地方性药材，无法大规模的持续供应[110]；加上过去从未有中医主导的中药实验，中药种类如此繁多，却从未有任何数据[111]，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实验”，追上微生物研究已有70多年经验的西方医学水平，相当不容易。所以其价值可能不在“追上”，而在于一些新式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医学体系内的起步。
以西医杀虫的思维来检视中医的想法，这本为中医之弱项，从民国时期以来就一直如此。按理说，中医应该不着重于这一治疗思维，但正好相反，从民国已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杀菌、杀虫一直都是中西医药对话之重点。1953年以来，应用血吸虫成虫体外培养法和治疗感染动物实验，筛选出大量中草药。很多研究就是依据锑剂杀虫的效果来作为一显著之对照组，而且实验模式以观察被感染动物体内是否有“虫体（向肝门静脉）移行”的方式，来快筛中药有无具体效验，这也是从西药锑剂的动物实验成果而产生的灵感[112]。当然，在实验法则上可能仍有若干差异。在当时1 000多种中草药的筛选实验中，曾发现《本草纲目》所载“蛊毒”的主治药物中，用以解蛊毒的荠苨、桔梗、常山、藜芦、斑蝥等中药具有杀虫作用。1978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发现，仙鹤草根芽所提炼出的鹤草酚具有杀虫作用；1976年云南大理州血防所也运用黄花蒿（菊科植物）治疗小白鼠、兔、犬等动物身上的血吸虫，后来也证实该药对成虫具有杀灭作用[113]。当时，有不少人对这种实验提出质疑，例如祖述宪回顾：1958年时，有人认为，“只要敢想敢说敢干，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这时一所医院传染病科的黎磊石医师，响应“中西医结合”的号召，查阅了《外台秘要》《景岳全书》等多种中医古籍，找到中药“藜芦”治疗血吸虫病的“证据”，于是将它贡献出来。据说那味药根本不是“藜芦”，而是萱草或野金针菜，即可能为了配合“文献足征”而硬套上“藜芦”之功效。由于当时治疗血吸虫病的药物锑剂注射具有严重的毒性，因此这一发现令人十分欢欣鼓舞。祖述宪指出：他当时在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读书，其师苏德隆（1906—1985）教授对这个发现持审慎的态度[114]。但当时因“拔白旗，插红旗”运动，诬陷中医是一件极危险的事情，所以没有出现强烈的质疑声浪。后来临床发现“藜芦”具有严重毒性，早在“献方”前就已经知道，它将导致视神经萎缩，许多患者的眼睛瞎了，还造成一些死亡，临床治疗立即停了下来。后来证实，“藜芦”不过对初期的虫体有抑制作用，停药后虫体恢复正常，故没有临床价值[115]。以上回忆对当时中医而言，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指控。中医的经验报告，或许有欺瞒或不可信的状况，但也不能视为全然作假。相对的，因为同样有当年安徽医学院（今安徽医科大学）所指出的：该药具有毒性，“尚无妥善的解毒办法以前，尚不宜推广运用”[116]，所以，其实也并非不能提出“某某中药无效”这样的言论。又如“半边莲”的研究报告，也曾指出40例治疗的患者中有16例的粪便转为阴性，但他们认为“这些成绩仍应归功于锑剂”，而对半边莲的态度有所保留，并非一面倒地说某某中药确实能杀虫，也可见当时中西医有时是一起治疗一个患者的，或说患者常将中西药混合服用[117]。再者，王玉润则曾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上海市第五门诊部创设了中药实验室，率先引进了动物实验于中医药研究上[118]。他后来对古医方中可能对治疗血蛊、蛊胀、溪毒等病所记载的18种中药进行化验研究，皆属无效，这也和上面中医的“乐观”实验有所出入；也就是说，即使对同类药物的实验，其实验结果之呈现也不尽相同。在1958年的实验中，他发现了昆布、海藻这一组药物，经过家兔分组注射虫蚴与药物后，解剖后证实该药对杀灭虫体确实有效，也可能对虫的成长有抑制作用，这是他唯一确立的杀虫药物研究[119]。
早先，路志正言其开发了许多针对缓解症状的方剂，但仅是针对古代病名所选用之方子来加以介绍[120]。中医需要从实验中获取疗效之确认，但其施行有环境与条件上的限制，在当时的条件下，恢复民众劳动力可能是最大之目标，多数机构很难支持一个大规模的中药动物实验，令人信服后再运用在临床研究上，那将花费大量人力和金钱，故只能先用于人体，再求疗效之科学验证；并且，中医认为出院后的追踪与疗效之巩固是一大问题，比较难以克服，对中药治疗的疗程摸索，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仍只处在观察与累积经验的程度[121]。也可能出现前述所言，上层医者不断研究，但其成果属于“内部参考”，不能公开研究讨论。而一般民间医生却还继续使用无效或低效的药物，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民间中医的素质，也许还必须加以考虑，很多懂几味草药的医生，也自称“中医”，连基本文献都没有读过，当然就会出乱子。
看待这段中医史当时的价值，比较不受争议的还是在于患者的体能恢复与腹水之消除，而非杀虫。李聪甫（1905—1990）就指出，一些中药方剂能够缓解症状，但能不能杀血吸虫，则必待实验后才能得知。他刊载许多《蛊胀集验方》，显示中医不专主杀虫，而是重视逐瘀、消肿、软坚、补气等效果，主要还是希望多方面照顾患者。他说，这些验方都来源于中医文献，经过临证实践证实的有效方剂，“但选方还不够全面，只能是大体上的治疗方法”，他希望民众“相信广大中医，特别是经常接近血吸虫疫区的中医”，一定拥有更丰富的经验和验方，可以为人民的健康服务[122]。另外，他也说：“中医对血吸虫病的中、晚期治疗，减轻症状，改善体征，为锑剂治疗准备条件。”[123]其实也是一种中西医结合互助的治疗法，这是比较实际的，而不是去比杀虫效果。可能是新型西药的出现，中医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几乎都着重在晚期血吸虫肝硬化的相关治疗上，实验杀虫药已较不具临床价值了，找出能够杀虫的中药，显然没有必要性了[124]。不过，中医还是有别的收获，在搜集验方的过程中，中医对“新药”展开实验，这是过去所没有的经历[125]。在这样的过程中，如王玉润意外地发现桃仁对缓解晚期血吸虫导致肝硬化的治疗成果，是其最有贡献之发现[126]。刘炳凡则是透过10年来的临床，所积累之方法，不单可以治疗晚期血吸虫病腹水，而且证明其用于对门脉性肝硬化、肝炎后肝硬化，凡病异而症状相同者，亦可收到良好的效果。不去论杀虫之功过，但透过对症状和药物的实验，达成了某些创新与整理之功，这或许是中医在当时的国家权力机制中，另一种意外的收获吧[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