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中医的经历与转型
曾在书中记载血吸虫病的时逸人，表示了近代中医面临的挑战。他谈到许多西医的新病名“古书中虽有类似记载，但名称未曾确定，治法尤多紊乱”，所以“有汇集整理编订之必要”[50]。但是，中医在民国时期没有发展出实验室医学，仅拿中医的理论来对照，似乎说服不了西医；并且，很多中医对同行一直拿西医病理学来硬套中医的学说，也不甚满意。民初医者兼小说家陆士谔就说：“中医书上，素无发炎、细菌等新奇名词，中医方药，又从无治疗此种新病之记载，试问有何根据，有何把握，胆敢以人为试验品，以草根树皮医治发炎、细菌，私心自用，绝无师承，毫无根据。”[51]陆认为，如果只是采用西医的名词来套中医，中医无法实验，中药的效果无法确定，根本无法用一种科学的证据来说服中药确实“有效”。这个困境，在1949年后有了重大转变，国家权力创造了一个新环境，而血吸虫疫情之严重，也为中医创造了新的介入契机。
1949年后我国的中医政策有了重大的转变。民国时期中医的科学化，不能不说是带有被强迫性质的，但就逃过“被废除”下场来检视其成果，还算是正面的[52]。待至上海解放后，反中医色彩浓厚的“上海中华医学会”举办了“改造中医座谈会”，还出版《改造中医基本方案》的小册子。主导会议的余岩（1879—1954）、庞京周（1897—1966）、汪企张（1885—1955）等人，皆为民国时期反中医的著名人物。据说余岩自称对中医问题素有研究，所以“一说到中医，他就要发表意见”[53]。他于1954年过世，恐怕也是反中医思潮衰弱的一个标志。在法令方面，1951至1952年发表的几条对中医的法令，虽都较民国时期更加严苛，但1953年起，毛泽东（1893—1976）开始注意这些情况，隔年即撤换了两位卫生部副部长，1955年，更从“中学西”转成了“西学中”。至1958年，毛泽东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54]这些改变所跨越的时间点，都和毛泽东指示消灭血吸虫的政策和指示互相重叠。直至20世纪60年代，任意批评中医药都可能代表一种“民族虚无主义”，很容易受到指责[55]。
1952年，全国爱国卫生运动会首次举办有关血吸虫问题的展览[56]。至毛泽东“消灭血吸虫”一声令下，它成了国家政策，“团结各方”的意向就变得很重要。从防疫治病到除“四害”，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斗争[57]。在1954年，毛泽东抨击了卫生部门歧视中医的现象[58]。中医参与消灭血吸虫的“战疫”，立刻拥抱了民国时期中医所无法享有的、在国家政策内参与公共卫生运动的合法与合理性[59]。此时，政府把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结合；在“人人”参与的政治话语下，西医无法如过去那样将中医这些“群众”给排除出去[60]。即便还是必须依靠西医的力量来防疫，因其对公共卫生的处理方式已有经验、有掌握，且诊断之技巧也有胜过中医之处，这些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中医替换，但本文点出当时卫生政治的氛围，实已营造了一个中医参加治疗过程的客观环境。
更何况，当时真正投入打击血吸虫防疫战的困难，还在于专业人士的不足和必要仪器之缺乏。20世纪50年代，整个大陆的正规西医只有3万多人，但该病在大陆地区估计共有1 000万人罹病[61]。在血防站工作的医师甚至可能一个人照顾近200个患者。1950年湖南医科大学教授陈祜鑫（1918—1981）至湖南省该病流行最严重的岳阳县，筹建岳阳县血吸虫病实验所，这类防治所的组成大都不仅止于地方卫生单位，还包括农业厅、水利厅等单位，当时血防所也负责培育技术人员。但由于防治工作起步晚，现代医学教育落后，故专业医师甚少[62]。据当时有关资料记载：血防机构的配备简略，少有现代化的医疗仪器，还常出现短缺情况[63]。在血防第一阶段，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政府对血吸虫病患者进行了治疗，基本上采用锑剂20日疗法[64]。此外，外科疗法则仅是切除肿大的脾脏，一般来说，在西医人数较少的乡村，手术施行不易，而且手术后还是需要靠锑剂来治疗[65]。锑剂易导致心脏衰竭的后遗症，当时的血防站却可能连一台心电图机都没有[66]。这些背景与情况，都为中医在国家权力的认同下加入防疫工作创造了可能的契机。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刘民叔（1897—1960）在其《鲁楼医案》中就已有不少和血吸虫病交手之记录。他的医案较少国家政治的因素，显示在国家卫生权力吸纳传统医学进行抗疫前，中医早已揭开与血吸虫抗战之布幕。1953年，一位住在上海浦东的39岁的男性患者谢岑楼，经过西医钱贻兰的诊断，确定感染血吸虫症，而且并发肝硬化病变。在住院期内，西医以吐酒石酸锑钾治疗，有些许反应，但西医建议先治疗肝硬变，等休息3个月以后，再行治疗“日本住血吸虫”。这是很奇怪的，因为肝硬化腹水对西医而言是个难以应付的症状，而治疗血吸虫的西药副作用又太大，两者皆颇为棘手，故西医在诊断报告上模糊的写着：“只以目前诊断而说，不能负责未来之病变。”似乎已为“不治”预设伏笔[67]。这位患者找上刘民叔，经中医治疗后逐渐转好，医案记载如“连日畅泻，大腹已平，膝胫已伸（六诊）”“症结全消，虚羸渐复（十诊）”，至第十三诊时，患者自言已痊愈，刘民叔认为应该再服十二剂，在医案中仅记载到此结束。第二则医案是住在常州市的患者钟士芳，据其云：“当十七岁时，腹内痞结，屡就中西医治疗不瘥，延至两年前，腹渐胀大，今年夏，隆起如抱甕，赴无锡梅园乡卞家湾疗养，未能个别饮食，与众共饭，盐咸油腥，无所避忌，至是大腹膨胀，胀满之苦，无可名状矣。”后经过多个西医单位诊断，确定为罹患血吸虫病[68]。当时患者到处寻医问药，询问自己的病情，从原医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血吸虫病患者将面临的困扰，例如患者似乎不愿意动外科手术将脾脏切除，但上海医学院外科学院却这样回复：“经本院医师研究，在目前尚无根治办法，因为切除脾脏仍不能解决腹内生水问题，所以目前除试用组织疗法及增进营养外，别无良策。”还有的就是费用问题：“到上海住院治疗，每天住院费用同膳食费一万五千元，其他手术费、输血费等亦有卫生局规定，至于所化费用之总数，则视病情轻重及住院日期长短而定，恕难肯定估计数目。”[69]可见患者非常在意手术和住院费用问题，这可能也是患者当时转向寻求中医诊治的因素之一。(https://www.daowen.com)
患者钟士芳在经过十五诊后，结束了这段中医的疗程，但似乎患者还是和中医保持联系，继续拿药服用，大概又服了两个月。医案记载了刘的徒弟李鼎的报告，他说：“自钟君返乡而后，或通函论病，或来沪求诊，至十二月二十四日，蛊胀全平，惟左腹痞结尚存三分之一，因固执根治此病必须切除脾脏之成见，屡欲施行手术。”可见患者虽然大部分症状有所改善，但似乎仍为脾脏肿大所困扰，想要切除之。刘则这样指示：“不必，大腹既已平复，痞亦消去三分之二，苟能续持药治，十全大功，为期不远。若切除而幸愈，则身中缺少一脏，其影响生理亦必大焉。若切除而不愈，其流弊尚堪设想耶！”医案最后记载：“后来沪续治，于农历新正而竟痊愈。”也许，患者回去后可能经历了各种“建议”，来自家人、朋友或是西医希望他开刀切除脾脏的声音，其间有着各种力量的拉扯[70]。至少，医案的最后是显示好消息，这位患者似乎痊愈了[71]。
在和弟子解释这些病例时，有位弟子叶茂烟注意到刘喜欢用“巴豆”。叶说：“常见师用原巴豆治疗日本住血吸虫病晚期腹水，愈者甚众。敢问征诸古医经传，其有说乎？”刘民叔的回答很有意思：
有之！但稽考中医书籍，并无日本住血吸虫病之名，如此七字长名当读为日本句，住血句，吸虫病句。不识能符日人创始命名之义否，余处方屡用原巴豆以治之者，盖亦有所据焉……《神农本草经》下品木部第一种云：“巴豆，味辛温，主伤寒、温疟、寒热，破癥瘕、结聚、坚积，留饮痰癖，大腹水胀，荡涤五脏六腑，开通闭塞，利水谷道，去恶肉，除鬼毒蛊疰邪物，杀虫鱼。”夫蛊之为物，犹今之所谓属动物性者，名原虫也。疰之为物，犹今之所谓属植物性者，名细菌也。中外异名，古今同物，然皆非肉眼所得而见之者也……住血吸虫余尝得而见之矣，其为形也，雌雄异体，各自独居。雄虫长12～20毫米，雌虫细而长，平均为26毫米。此皆肉眼可得而见之者，非若细菌原虫体极微细，人目不易窥见，非藉高度之显微镜，难以显示其形状者。然则其巴豆主杀虫鱼之所谓虫乎？虫而与鱼骈列并举，则此巴豆所杀之虫，除汉唐间所称射工、水弩、沙虱、溪毒之外，当必包括住血吸虫无疑……尝见渔家每以巴豆杀鱼，而螺虾等水族，亦被毒杀，窃推其义，用之以治人身中住血吸虫所致之晚期腹水，屡试而屡验，居然疗效卓著。遍考神农经典，言杀虫鱼者四，除巴豆外，有芫花、莽草、蜈蚣。按此三味虽皆属味辛温之药，然无巴豆“荡练五脏六腑，开通闭塞，利水谷道”之功能。且“大腹水胀”四字，又赫然著录于巴豆主治之下，明文可据，夫复何疑[72]。
刘对血吸虫的病原与传染方式都有所掌握，他和传统古文字考证的医家以经解经的旧方式有所不同。虽然只是初步，但他已开始从医书文献出发，再结合实际观察与临床效验，来建构一种新的疾病知识的论述。当时南京市江苏省中医院叶心铭也曾做巴豆的实验，但苦无结果[73]，他很高兴刘在临床上证实了他的想法。在中医还未在科学实验技术上有所突破时，刘先从梳理文献出发，用于临床，也许是可行或顺应情势之法？在之后的中医视野中，这或许是一个重要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