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求医药振兴，促进民族品牌意识觉醒
近代日本曾一方面在朝鲜奖励种植汉药，一方面不断向中国输入日产西药，进行医药资源掠夺[10]。国内中医界各种呼声和琳琅满目的医药广告出现在期刊中，开始形成民族品牌保护意识。文化博弈从未停止，而文化又为经济发展提供潜在动力。时隔百年，日本汉方蓬勃发展，不断抢注中药古方专利。据2011年数据显示，目前国际中成药市场总销售额为165亿美元，而作为中药发源地的中国仅为3.5亿美元[11]。中医药文化传承和保护问题，是延续了上百年的问题，如今更是迫在眉睫。
从《光华医药杂志》所载《广东二神丸之救国运动》[12]一文中可知，近代中国国际贸易逆差所带来的问题，早已为医药界爱国商人所警觉。朱小南在《创设中医院之重要》文中主张发展中医、畅销国药，在无形中抵制西药输入，减少入超，对国民经济大有裨益[13]。药为医之本，中医界重视药材质量，对中药产地和药材市场也进行了大量调查，如徐淡然《上海近月来之药材市况》、李慎五《山东东阿特产阿胶之调查》、张维仁《香港最近之药材市况》等。近代名医普遍忧虑和关注的焦点有两个：一是民族命运，二是中医命运。这不仅涉及生存问题，也彰显了民族情怀。以上海为例，近代浦东地区共开设275家中草药堂，且有多家经营时间近百年甚至百年以上的老店[14]。由此也可窥见，中国医药与国计民生的关系。名医时逸人在《复兴中医》一刊中提道：“一国之文明及民族之强弱、民生之荣枯，与其国内医药进化之程度，适成正比。”[15]因此，近代名医已注重打造民族品牌，并将民族命运与中医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
近代名医曹炳章曾研制物美价廉的“和济雪耻丹”，用来抵制日产“翘胡子牌仁丹”的倾销，可见当时中医民族品牌意识已经觉醒。近代中医药品牌主要集中在中医专科、中药老字号、中成药等方面。结合期刊研究广告和老字号文化，有利于推动民族品牌意识和策略的建设，提高民族医药企业的竞争力[16]。上海名医包识生目睹“舶来品”广告充斥报端，国民缺乏竞争意识，尝试发起“神州模范制药社”，旨在“联络医药人才，改良各种药品，以振兴医药，维持国货”，并提出了专利保护条款[17]，说明民族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已经形成。
上海粹华制药厂的丸散膏丹广告，图文并茂地刊布于《中医杂志》《绍兴医药学报》，注重道地药材、古法炮制。张赞臣医界春秋社于1933年组建了中国制药社，以股份制形式在作者、读者中募集资金，开发验方成药，并在《医界春秋》中刊登了较多广告。同时，医界春秋社并不排斥西医西药广告[18]。
在中医科学化的道路上，中西医汇通派医家更注重实业救国，呈现另一番景象。近代名医丁福保在《国药新声》发刊词中强调，社会变革之际，唯有“中医科学化”，国医才有出路，而关键在于“国药科学化”。丁氏主办《国药新声》，由当时著名的上海新亚药厂资助。上海新亚药业是中华民族药业最早的企业之一，以生产西药为主，也致力于中药制剂的研发。《国药新声》创刊理念与新亚药业研发理念不谋而合。而新亚药业在广告投放过程中强调国产，也表达了实业救国之心[19]。朱仁康《国医导报》，也是由上海信谊药厂主办。国医大师邓铁涛曾提到，20世纪30年代，他在广东中医专科学校读书，校长卢大鹏得到了广州药业八大行头每作一元生意抽四厘钱的补助，所以学校办得很好[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