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期刊为载体，管窥近代名医文化风貌

名医作为中医药文化传承的主体，在近代社会变革的时期，既注重学术传统，又拥有革新意识；既有传统的名医人文风貌，又彰显个性化特征，思想活跃。期刊镌刻了时代的诸多印记，各种奇闻轶事、名人传记、医事活动等，为研究近代名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线索和生动的资料。

近代名医多以传统教育为主，国学功底深厚。以上海期刊主创人为例，如《中国医学月刊》《中医新生命》主编陆渊雷，川沙人，曾师从朴学大师姚孟醺习经学、小学，又随经学大家章太炎研医古文和中医，后授业于铁樵函授中医学校。陆渊雷自身的教育经历及培养后学的模式，为近代中医教育较典型代表。《中医世界》主编秦伯未出身儒医世家，师从曹颖甫，后就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办刊人包识生、张赞臣、余鸿仁、朱小南、钱宝华、祝味菊等多世代业医，或为名医之后，成为中医界的精英群体。期刊动态反映的名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当时的中医水平。

近代中医药期刊中记载许多珍贵资料，如清代名医赵海仙的方案及日记真迹，清代名医何鸿舫的处方真迹，先哲傅青主先生手书诗稿墨迹，各类珍稀医籍或医案，施今墨、汪逢春、萧龙友、孔伯华、何廉臣、曹颖甫、曹炳章等名医传记，均有较高研究价值。近代上海名医医案医话，如王慎轩《曹颖甫先生内科医案》、何时希《程门雪近案》、方公溥《涵虚室医话鳞爪》、陈无咎《医垒笔记》，小说如虞哲夫《杜鹃啼》、沈仲圭《冇先生》，诗歌如秦伯未《二兰室诗稿》、严苍山《诗六首》等，都是难得的中医文献史料，体现了近代名医重视国学、医文并茂的特点。同时，近代中医注重医家的品性与修养，对医学与民族、医学与社会、医学与哲学、医学与人生等诸多关系也进行了探讨。(https://www.daowen.com)

一些名医在传统教育基础上，注重接纳新学，视野宽广。如《铁樵医学月刊》收录了法国人苏里（Soulie）《针治》一文，译者按语中提到：苏里曾任驻华领事，颇留心中国医术，译有《内经》，并著有《中国之针灸》^[4]。上海名医方慎盦在《国医砥柱月刊》^[5]中也载录了苏里新书部分内容，并加注按语。方慎盦与苏里素有往来。在《馥南针灸医院院刊》中，可检到方氏的个人传记。方慎盦是“神针”黄石屏的弟子，习兵法、通韵律、精书法、懂法语，为近代画家，与医政各界名流相熟识，也是近代上海针灸界最活跃的人物之一。方氏于1929年创办“医学挽澜社”，后又成立“馥南针灸医院”，曾为针灸在法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6]。

近代名医处时代变革之际，民族忧患意识强烈，医药界空前团结。在中医存亡的攸关时刻，以上海为主阵地，名医余伯陶、张赞臣、陆渊雷等发表了许多观点鲜明、语言犀利的文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余伯陶《神州医药总会呈请袁大总统保存中医中药奉批书后》，医界春秋社《上海医界春秋社驳斥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废止国医案之通电》《西医对于国大代表人选之恐慌》，张赞臣《医界春秋社为中西医不平等待遇案宣言》，陆渊雷《西医界之奴隶派》等，为近代中医的保存和传承进行了卓越的努力。

以此为鉴，上海中医界更具民族危机意识，将视线投向国际，关注中医在海外发展的情况，如《光华医药杂志》刊载《海外中医界》《我国医药界在美国之进展》，《中医世界》转录《日本汉医源流概要》等。陈存仁在《全世界注意中国医药记》中提到：“英国人，把《本草纲目》翻译成英文，并至中国搜集中药标本；德国人，把当归研制成妇女痛经良药，销往欧美各邦及中国，大获其利；美国人，开始关注和研究麻黄强心治喘功效，并仿名医陆仲安用大量黄芪治疗糖尿病的方法，研制黄芪精；日本人更是翻印了《本草纲目》，大量搜购中国古医书，提议在当时的国际联盟设汉药特委会，并出现数千人请愿复兴汉医的情况；法国人则热烈研究中国针灸。”^[7]从国际社会对中医的态度来看，中医所遭受的排挤，似乎并非学术问题。乱世之中，名医的医事活动，名医的思想变迁，更能体现中医文化的民族性。这是名医文化变迁史、中医药文化传承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