疟证、温病及其用药的地域化
叶天士《幼科要略》中引用“柴胡劫肝阴”之说，主要是针对疟病多因暑发，不可盲目采用张仲景小柴胡汤治疟之法而言的。王士雄《温热经纬》卷三评注《叶香岩外感温热篇》“疟之为病，因暑而发者居多”一句时，便云：“可谓一言扼要。奈世俗唯知小柴胡汤为治，误人多矣。”[24]
如前所述，“柴胡劫肝阴”来自林北海重刊张鹤腾《伤暑全书》时所言，《伤暑全书》顾名思义主要是针对暑邪致病而设，张鹤腾自序中云：
伤暑一证，医书止勒于小款中，世皆忽之。一遇是证，率目为伤寒，以发散等剂投之，间加衣被取汗，甚灸以致伤生者，累累不悟，可不悲欤[25]。
强调不能以辛温治伤寒之法来治疗暑证。
是书中张氏云：
秦晋地气寒，遂寒病多，而暑病少。吴越滇黔及粤地气暖，故寒病常，而暑病独剧。至八九月，犹如伏时，彼中盲医不知，率以治寒热剂投之。以火助火，又且禁人饮水食瓜，至不可救[26]。
则进一步从地域之别的角度，阐明了伤寒与暑病之别，其治疗自然也要因地制宜，不能以北方治伤寒之法治疗南方暑病。
王士雄对叶天士治疟之论进行了发挥。《古今医案按》卷一“疟”中王士雄云：
外感为疟，原不外乎风寒暑湿，里证亦不外乎痰食二者。但疟疾本是感证，不过轻于伤寒耳。故伤寒有五，疟亦有五，今世正伤寒少，温热暑湿之病多，疟亦尔也。故善于治温热暑湿者，始知治疟之全体也[27]。(https://www.daowen.com)
王士雄认为当时伤寒少而温热暑湿多，自然是基于他所生活江浙地域的考量。王士雄《王氏医案三编》卷一所载朱仲和患疟案，则有更为详尽的阐发，其云：
盖寒、暑、燥、湿、风五气之感于人也，重则为伤寒，轻则为疟疾，今所患者，暑湿之疟也。清其暑湿，旬日可瘥。前此之缠绵岁月而不能已者，必是不分五气之源流，徒以见疟治疟，而用柴胡、姜、枣等风疟之方，以致暑湿之邪滋蔓难图耳。兹以清暑化湿汤奉赠，放胆服之，不可商于人，恐其于五种伤寒未能辨晰，而泥少阳正疟之法以相争也。仲和韪之。方用石膏、杏仁、半夏、厚朴、知母、竹叶。果八剂而安。既而梁甫之仲郎亦患疟，孟英视曰：脉数舌绛，热炽寒微，素质阴亏，暑邪为患也，更不可稍用疟门套药。予元参、青蒿、白薇、丹皮、黄菊、知母、花粉、银花、竹叶、栀子，数剂而脉减，乃去青蒿、丹皮，加生地、甘草，数服而瘳[28]。
少阳正疟之法，及其所用柴胡等辛温药，实即仲景治伤寒之法，也就是“疟门套药”，在叶天士、王士雄等江浙医家看来，与疟多暑湿而当用清暑化湿养阴之法，多有扞格。
清代浙江医家何廉臣，师法叶天士、王士雄之论，其《重订通俗伤寒论》则更是进一步明确了疟病、温热暑湿与江浙南方地域的关联，“江浙人病多挟湿，轻投柴葛提剂，瞑眩可必”，“近世南方正伤寒少，温热暑湿之病多。疟亦正疟少，时疟多。温热暑湿，即不可以麻桂正伤寒法治之，时疟岂可以小柴胡正疟法治之哉？”[29]
由王士雄、何廉臣等所论还可见，“柴胡劫肝阴”表面上是少阳正疟与暑疟的争辩，实即伤寒与温病的治法和用药之异在疟证中的体现。而且，王士雄《温热经纬》卷四评注薛生白《湿热病篇》时曰：
幼科一见发热，即以柴葛解肌为家常便饭。初不究其因何而发热也。表热不清，柴葛不撤。虽肝风已动，瘛疭已形，犹以风药助疟，不亦慎乎。此叶氏所以有“劫肝阴，竭胃汁”之切戒也[30]。
原本是叶天士治疟时所言的“柴胡劫肝阴”，也的确已被王士雄作为不能使用柴胡等治伤寒之药来治疗温病的避忌原则。
综上所论，“柴胡劫肝阴”所反映的实际上是疟证、温病及其用药的地域化宜忌。在江浙等南方医家看来，地域不同，疟证的主要病因不同，外感也有仲景伤寒与温病伤暑之别，治疗自然不同，不能拘泥于张仲景《伤寒论》的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