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医家争论
（一）柴胡是否劫肝阴
《重庆堂随笔》中王士雄记载其师赵菊斋所云：
乾隆间先慈随侍外祖于番禺署时，患证甚剧，得遇夷医治愈。因嘱曰：“此肝阴不足之体，一生不可服柴胡也。”后先慈年逾五旬，两目失明，肝阴不足信然。继患外感，医投柴胡数分，下咽后即两胁胀痛，巅顶之热，如一轮烈日当空，亟以润药频溉，得大解而始安。善乎《本经疏证》之言曰：“柴胡为用，必阴气不纾，致阳气不达者，乃为恰对。若阴已虚者，阳方无依而欲越，更用升阳，是速其毙矣。故凡元气下脱，虚火上炎，及阴虚发热，不因血凝气阻为寒热者，近此正如砒鸩也。”[31]
柴胡由前文所述疟病正疟与暑疟之别、温病与伤寒之别的用药宜忌，扩大为一切肝阴不足之证皆不能应用柴胡，甚至是使用了“正如砒鸩”的强烈禁忌表述。换言之，“柴胡劫肝阴”的内涵已脱离原本的疾病语境而出现了泛化和强化。
前文已述徐大椿对“柴胡劫肝阴”的批判，在徐大椿等极力遵奉《内经》《伤寒论》等汉代医学经典的医家看来，自然会基于张仲景经方频繁使用柴胡的用药习惯，而力斥“柴胡劫肝阴”对经典的背离。从这个角度而言，徐大椿对“柴胡劫肝阴”的批判，远不是针对柴胡这一味药的用药宜忌争论，而是对于经典的态度，下文还有详论，暂不赘述。
与徐大椿的激烈批判不同，有的医家虽然遵奉经方用药，将柴胡作为治疟的主药，但强调应该根据疟病兼证的不同而灵活配伍他药，这实际是对叶天士、王士雄等医家治疟不用柴胡立论基点“柴胡劫肝阴”的否定。退一步讲，即使柴胡劫肝阴，但也完全可以通过配伍他药而使用，而不能否定柴胡治疟而摈弃不用。例如，近代医家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云：
柴胡为疟疾之主药，而小心过甚者，谓其人若或阴虚燥热，可以青蒿代之。不知疟邪伏于胁下两板油中，乃足少阳经之大都会，柴胡能入其中，升提疟邪透膈上出，而青蒿无斯力也。若遇阴虚者，或热入于血分者，不妨多用滋阴凉血之药佐之；若遇燥热者，或热盛于气分者，不妨多用润燥清火之药佐之。是以愚治疟疾有重用生地、熟地治愈者，有重用生石膏、知母治愈者，其气分虚者，又有重用参、芪治愈者，然方中无不用柴胡也[32]。
另外，前文已述，“柴胡劫肝阴”由最初柴胡治疗暑疟的避忌，泛化为柴胡等辛温治伤寒之药不宜用治温病。这种论点尚存在一个需要回答的疑问，即用治伤寒的辛温药，不止柴胡，为何单言柴胡劫肝阴。有的医家从柴胡辛温之性之外的升散之性入手，为“柴胡劫肝阴”作了补充性阐释。如王予奇讲：
温热病之所以异伤寒者，以温热病最善伤阴，与伤寒善伤阳者不同，故叶氏诸家特立救阴一法，为治温热病不二法门……（柴胡、葛根）性既升扬，所以一入肝阴则阴受劫，一入胃府则液枯竭。阴之劫也，液之竭也，俱指温病而言也。若系伤寒之病，柴、葛二味，尚是必需之品，以伤寒所伤在阳，非升提发散，不能救其被遏之阳。然而柴葛之外，尚有麻、桂、羌、防、芎、辛等味，叶氏并未议及者。盖以温病忌汗，医者易明，温病忌升，则医者易眩。况乎柴葛不如麻桂等之辛温，临证之时，最易失检，故特大声疾呼，以提醒聋瞆之粗工[33]。
（二）经方的守与破
宋元以后，中医学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儒学化和正典化倾向，张仲景的医史地位愈加突出，《伤寒论》成为后世医家需要师法的经典[34]。明清温病医家虽认可仲景的医圣地位，且临证时不乏对经方的应用，但在治疗温病时却又认识到了经方辨治的局限。例如，朱彬为吴鞠通《温病条辨》所作序文中云：
后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发明轩岐之奥旨，如日星河岳之丽天地，任百世之钻仰，而义蕴仍未尽也。然其书专为伤寒而设，未尝遍及于六淫也。奈后之医者，以治伤寒之法，应无穷之变，势必至如凿枘之不相入……余来京师，获交吴子鞠通，见其治疾，一以仲景为依归，而变化因心，不拘常格，往往神明于法之外，而究不离乎法之中，非有得于仲景之深者不能[35]。
正因如此，叶天士、王士雄等医家才会基于“柴胡劫肝阴”，对应用仲景小柴胡汤治疗南方暑疟多有批评，批评正反映了明清时期的伤寒与温病之争、经方与时方（与仲景经方相对，时方乃后世医家之方，明清温病学说兴起之后，也多用指温病之方）之争。
清代医家徐大椿云：“夫仲景先生，乃千古集大成之圣人，犹儒宗之孔子。”[36]“《伤寒论》《金匮要略》，集千圣之大成，以承先而启后，万世不能出其范围。”[37]在徐大椿等极为遵奉仲景的医家看来，叶天士对仲景的质疑自然要遭受批评。徐大椿评注《临证指南医案》时便对叶天士引用“柴胡劫肝阴”有所指责，如徐大椿曰：(https://www.daowen.com)
余向闻此老治疟，禁用柴胡，耳食之人，相传以为秘法，相戒不用，余以为此乃妄人传说，此老决不至此。今阅此案，无一方用柴胡，乃知此语信然，则此老之离经叛道，真出人意表者矣。夫柴胡为少阳经之主方，凡寒热往来之症，非此不可，而仲景用柴胡之处最多，《伤寒论》云柴胡症有数论，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其推崇柴胡如此，乃此老偏与圣人相背，独不用柴胡。譬之太阳症，独不许用桂枝，阳明症独不许用葛根，此必无知妄人，岂有老名医而有此等议论者，真天下之怪事也[38]。
古人治疟，独重柴胡，此老独不用柴胡。次之即用半夏，此老亦不用。半夏历古相传之定法，敢于轻毁。即此一端，其立心不可问矣[39]。
“无知妄人”“立心不可问”，徐大椿对于经典的遵奉，已使他与叶天士的争执超越了学术分歧，多少有些“人身攻击”的意味了。
面对徐大椿的批评，王士雄颇不以为然，认为“洄溪妄评，殊欠考也”[40]“固哉！徐子之评书也。”[41]推崇叶天士、王士雄的何廉臣也讲：“前哲皆谓疟不离乎少阳，故治疟皆遵仲景法，多用小柴胡汤加减，执死法以治活病。学识如张景岳、徐灵胎、魏玉璜诸公，尚犯此弊，何论其他。岂知叶天士先生早经申明。”[42]
由以上可见，“柴胡劫肝阴”表面上是柴胡治疟的宜忌，本质上则是宋元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不同医家对于经典应如何师法，以及经方的立与破，存在不同的观点或尺度。
（三）温补与养阴
除了上述经方与时方之争，王士雄还持“柴胡劫肝阴”之说对温补医家有所批评。王士雄评注清代医家魏玉璜《柳州医话》时曰：
东垣此方（补中益气汤），谓气虚则下陷，升其清阳，即是益气。然命名欠妥，设当时立此培中举陷之法，名曰补中升气汤，则后人顾名思义，庶知其为升剂也，原以升药举陷。乃既曰补中，复云益气，后人遂以为参术得升柴，如黄耆（芪）得防风而功愈大，既能补脾胃之不足，又可益元气之健行。而忘其为治内伤兼外感之方，凡属虚人，皆宜服饵。再经薛氏之表章，每与肾气丸相辅而行。幸张景岳一灵未泯，虽好温补，独谓此方未可浪用。奈以卢不远之贤亦袒薛氏甚矣，积重之难返也。徐洄溪云：“东垣之方，一概以升提中气为主，学者不可误用。”然此方之升柴，尚有参耆术草之驾驭。若升麻葛根汤、柴葛解肌汤等方，纯是升提之品，苟不察其人之阴分如何，而一概视为感证之主方，贻祸尚可言哉？叶香岩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汁之说，洵见道之言也[43]。
补中益气汤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所创，是甘温益气的代表方，方中除了人参、黄芪等温补药，还有柴胡、升麻等升提之药。王士雄不仅对此提出批评，还兼及推崇应用补中益气汤和肾气丸温补脾肾的明代医家薛己。同样是喜用温补的明代医家张景岳，从王士雄“幸张景岳一灵未泯，虽好温补，独谓此方未可浪用”的评价来看，尽管肯定张景岳认为补中益气汤不可妄用的论断，但对其喜用温补依然是不赞同的。
由“柴胡劫肝阴，葛根耗胃汁”之说，还拓展为“逍遥劫肝阴，理中伤胃液”。王士雄《王氏医案绎注》卷三载：
王士乾妻素多郁怒，气聚于腹，上攻脘痛，旋发旋安，花甲外病益甚，医治益剧。孟英诊不书方，因论曰：腹中聚气为瘕，攻痛呕吐，原属于肝，第病已三十载，从前服药谅不外温补一途，如近服逍遥散最劫肝阴，理中汤极伤胃液[44]。
清代医家宝辉《医医小草》亦持此论，其云：
理中伤胃脂，逍遥劫肝阴。理中汤之醒脾，逍遥散之疏肝，洵为良方，然治气分不足则可，若以之治血虚之体，是增病而速毙。凡方皆利弊相因，彼偏用二方者，何徒知其利而不计其弊哉[45]？
理中汤（丸）方出《伤寒论》，是温补脾胃的代表方；逍遥散方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用药偏于辛温，以朱丹溪为代表的养阴派医家对其多有批判。可见，“逍遥劫肝阴，理中伤胃液”，表面上两首方剂的宜忌，实则是温补与养阴的医家分歧与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