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本变迁研究
（一）有毒药物的使用
吴迁本《金匮要略方·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并治》记载了一首治疗寒气厥逆的赤丸方，药物组成为茯苓四两、半夏四两、细辛一两、乌头二两、附子二两、射罔一枚，共六味[6]。邓珍本《新编金匮方论·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亦有治疗寒气厥逆的赤丸方，但是药物组成仅有茯苓四两、半夏四两、细辛一两、乌头二两，共四味，较吴迁本少了附子和射罔二味药[7]。首先应该排除邓珍本在此处出现被动脱文的可能性，因为在服药方面，吴迁本是“炼蜜和丸如麻子大，先食酒饮服一丸，日再夜一服，不知，二丸为度”，而邓珍本则是“炼蜜丸如麻子大，先食酒饮下三丸，日再夜一服，不知稍增之，以知为度”。邓珍本赤丸的服药量较吴迁本大大增加，反过来可以验证附子和射罔并非被动脱文，而是主观删改，因为方剂中有毒药减少了，所以服用量也随之增大。又吴迁本赤丸方同卷有乌头煎方，方用“乌头十五枚”，邓珍本乌头煎方则用“乌头大者五枚”。相对于吴迁本用乌头十五枚，邓珍本的“大者五枚”显然较大幅度地减轻了药物用量。
乌头、附子、射罔，这三种药物同出自毛茛科乌头属植物乌头，在历史上多被本草著作记载为具有很大毒性，如尚志均辑佚的《名医别录》中记载“乌头，甘，大热，有大毒”“附子，味甘，大热，有大毒”“射罔，味苦，有大毒”[8]。不论是吴迁本所反映的北宋时期，还是邓珍本所处的元代，对于三种药物是否具有大毒性的问题上，认识应该是基本统一的。那么，同样知晓三药具有大毒性，为何元代的邓珍本较北宋时期的用量有所减少呢？这种现象到底是邓珍本中零星的个例，还是时代变迁后出现在江南地区的普遍现象？笔者认为，古人经过了大量医疗实践，特别是服用有毒药物导致的中毒事件不断增加（中医古籍中常常出现药物中毒的解毒方法或者降低毒性的炮制方法，这些记载显然是各种药物中毒事件促成的），很可能会促使整个医学逐渐趋向于减少有毒药物的使用。以附子为例，虽然在汉代张仲景的经典著作《伤寒论》中许多首方剂中使用了这味药物，似完全不回避其毒性，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大量运用附子等有毒药物的现象在逐渐减少。元代江南著名医家朱丹溪在他的《本草衍义补遗》中谓附子：“无人表其害人之祸，相可用为治风之药，杀人多矣！”[9]强调对于附子等药物应该谨慎使用，防止其毒性害人。诞生于明清之际江南地区的温病学派，其用药特点被总结为“清、轻、灵、巧”，对附子等有毒药物的使用量明显减少。兴盛于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孟河医派更是以用药和缓醇正著称，虽然没有完全禁止附子有毒药物的临床应用，但使用起来已十分克制。总结来说，《金匮要略》版本演变中出现的有毒药物用量减少的现象很可能并非偶然出现，而是历史长河里中医的药物毒性认知不断发展的一种展现。
（二）药物名称的变化
从吴迁本所反映的《金匮要略》北宋官刻，到元代邓珍对该书的新编，书中的内容在很多地方都有了变化，其中一些药物名称的改变十分典型。在邓珍本中，一共出现含有“川”字的药物2种，出现的次数共3次，分别是：《新编金匮方论·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乌头汤，组方中含有“川乌五枚”；《新编金匮方论·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王不留行散，组方中含有“川椒三分”；《新编金匮方论·趺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蚘虫病脉证治第十九》乌梅丸，组方中含有“川椒四两”。然而在吴迁本中，全书都没有出现一个含有“川”字的药物：《金匮要略方·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乌头汤用“乌头五枚”；《金匮要略方·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王不留行散用“蜀椒三分”；《金匮要略方·趺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蚘虫病脉证并治第十九》乌梅丸用“蜀椒四两”。“川”和“蜀”都是今四川地区的简称，该地自古即有蜀国，秦汉建国后又设立蜀郡，而“川”这个简称的广泛使用则要远远晚于“蜀”。虽然唐代就在四川剑南地区设立了东川道和西川道，第一次出现了“川”字，但是影响不广。笔者对《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10]中收录的文献进行检索考察，除俄藏部分西夏黑水城卷子（主要产生在宋金时期）外，并没有出现冠以“川”字的药物，可见唐五代时期“川”字作为四川地区的简称尚未流行。从吴迁本的“蜀”，到邓珍本的“川”，反映了由宋至元这个阶段，四川地区的简称发生了巨大变化，“川”取代了“蜀”，成为人们更加喜爱的简称，并且一直影响到了今天。(https://www.daowen.com)
邓珍本除了使用“川椒”“川乌”等名外，还出现了“陈皮”这个药物名称，在《新编金匮方论·杂疗方第二十三》中，柴胡饮子方用“冬三月……陈皮五分”“秋三月加陈皮三分”，诃黎勒丸方用“陈皮、厚朴各三两”。而吴迁本《金匮要略方·杂疗方第二十》中的柴胡饮子和诃黎勒丸方中则都使用“陈橘皮”这个名称，全书中不见任何一例“陈皮”。“陈皮”和“陈橘皮”同指芸香科植物橘及其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是同一种中药材，只不过名称相异，但两者在历史上出现的世界也有先后关系。在宋以前，陈皮多使用“橘皮”这一名称，如《名医别录》引《神农本草经》原文记载：“橘柚，味辛温。主治胸中瘕热逆气，利水谷。久服去口臭，下气通神。一名橘皮，生南山川谷。”[11]主要诞生在隋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中，也大多是用“橘皮”这个名字，如卷号P.2662V、P.3201、P.3378、P.3596、P.3882、P.3885、S.5435、S.3347、龙530等在使用陈皮这味药时，皆写作“橘皮”。“橘皮”冠以“陈”字，如今最早可追溯至梁代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的论述：“凡狼毒、枳实、橘皮、半夏、麻黄、吴茱萸，皆须陈久者良，其余须精新也。”[12]成书于刘宋时代的《雷公炮炙论》记载：“其橘皮年深者最妙。”[13]可见橘皮须用陈者这一理论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开始活跃，但直到宋以前，将陈年橘皮简称为“陈皮”都还没有出现。在吴迁本被真柳诚披露之前，学界一般认为最早出现“陈皮”的是《金匮要略》（即邓珍本或其衍生的赵开美本《金匮要略》，在既往研究中曾被认为是宋代官刻大字本），而吴迁本之“陈橘皮”证明了北宋时期尚未流行“陈皮”的简称，邓珍本之“陈皮”实为元人对药物名称所做的符合彼时称呼习惯的改动。因此，我们可以确定“陈皮”这个名称的正式形成应当为南宋。而香科植物橘及其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这味常用中药，在历史上经历了橘柚、橘皮、陈橘皮、陈皮的演变，这种名称的演变极大程度地受到了中医药理论发展的影响。
（三）仲景医书的经典化
众所周知，东汉医家张仲景在中医界享有医圣的美誉，他的传世著作《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被奉为中医经典，但是张仲景的医圣地位不是一直以来便享有的，他的医书也没有从最开始就被视为经典。余新忠教授在《医圣的层累造成（1065—1949）——“仲景”与现代中医知识建构系列研究之一》[14]一文中表示，张仲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和“符号”，其医圣的名号和内涵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层累地造成的，这种圣化运动主要分为三个时期：12—13世纪初步兴起、15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的进一步发展到医界独尊地位的确立、1930年的重新确认。该文章主要从医圣名号的出现、张仲景生平事迹的造成、祭祀的出现与演变等角度来分析这一圣化运动。张仲景医圣地位的提升以及仲景医书的经典化是相辅相成的，《金匮要略》作为张仲景传世医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观察它在历史中多个版本的文本变迁，或许可以对这一圣化运动提供些许佐证。
《金匮要略》的前身是北宋王洙在馆阁残旧古籍中发现的三卷《金匮玉函要略方》，校正医书局成立后对《金匮玉函要略方》做了大规模的整理校正：“今又校成此书，仍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也。又采散在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广其法。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取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可以说，《金匮要略》北宋定本的诞生即是对原书大刀阔斧地删改增编而成，而刊刻于元代的邓珍本又对北宋官刻本进行了全方位的修改，这些涉及整个结构及内容的改动及对比研究详见于笔者的另一篇论文[15]。然而到了明代万历二十七年（1599），赵开美本的刊行却没有对邓珍本进行大的改动，只是校正明显的讹误。其实不止赵开美本，明代出现的俞桥本、赵开美本、无名氏本等传本，都没有对《金匮要略》的内容和结构进行大的改动。如果将上述《金匮要略》传本的时间放入余新忠教授总结的仲景圣化运动三个时期，可以看出：首次刊行于1066年的《金匮要略》北宋官刻处于“初步兴起阶段”之前，它对底本做了极大的改动，此时的《金匮要略》尚未成为经典，张仲景还仅处于古代名医之列，而宋臣对《金匮要略》的校正整理活动也几乎相当于重新创造；刊行于元代后至元六年（1340）的邓珍本处于“初步兴起阶段”的末尾或之后，而“医届独尊阶段”远未开始，邓珍本对官刻原书做了全方位改动，这说明仲景医书还没有成为不可随意删改的医家经典，不过一个元代书商愿意重编和刊行《金匮要略》，或许也从某些方面说明了张仲景的影响力在兴起；赵开美本的开行恰好处于“医届独尊阶段”，它和同时代若干《金匮要略》传本都未做大的改动，此时的仲景医书已经成为经典。需要注意的是，《金匮要略》不同版本的出现还存在许多偶然因素，仲景医书的逐渐经典化并非文本变迁的单一因素或者决定因素，本文对《金匮要略》文本变迁的分析仅旨在对仲景圣化这一现象提供某种可能性和观察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