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上海社会福利机构发展的原因
如前所述，清末上海社会福利机构发展比较充分，具有丰富的医学人文精神，其背后的成因主要有当时特定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以及悠久的传统慈善伦理观念。前者属于社会存在层面，后者则属于社会意识层面，两相交汇，冲突激荡，孕育了清代末期上海社会福利机构林立的人文图景特点。
（一）经济基础：商业发展支撑经费开销
社会福利机构的诸多业务开展均需要大笔经费开销，各类机构的资金来源各不相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官民并举”的性质。县级社会福利机构多由朝廷主要官员牵头筹建或修复，除私人捐助外，还得到政府的一定资助，如华娄养济院，“同治时华娄知县奉文捐廉，于原定孤贫额六十八名外增正捐额一百名，附捐额一百十名，按月由官给发”[32]；上海育婴堂，“乾隆五十八年巡道李廷敬筹定”[33]；南汇恤嫠局，“同治七年，知县陈其元倡捐，八年，知县王其淦举行恤嫠，嗣后知县罗嘉杰、金福曾建号留养”[34]。其他社会福利机构的经费多由慈善人士牵头，向社会各界募集而来。这些机构所获经费除钱款外，尚有田产、房屋等形式，一般多采取钱款生息、田产收租等形式产生长期收入，并定期或不定期得到社会捐助，以维持其日常运行。总的来说，正是经济的发展才支撑了社会福利机构的正常运行。
宏观上看，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尤其是商业发展和贸易繁荣推动社会总体财富增加。19世纪初期华亭—娄县地区GDP大致为1 300万两，工业是华娄地区经济的第一大部门，26万就业人口中从事工业者是从事农业者的两倍[35]。城市化方面，该地区曾于19世纪初期达到近40%的高水平[36]。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出于自身稳定性建设的需要，会采取各种方式的财富二次分配。创办社会福利机构，也可视为当时富裕阶层实行财富二次分配的手段之一。相关研究认为，绅商举办社会福利机构可以解决财富所带来的社会地位混淆、伦理身份认同以及财富本身所产生的焦虑等问题[37]。虽然这种二次分配的力度是微弱的，但在对于生活在困苦之中的个体而言，无疑是重要且急需的。上海开埠，清政府在经济上被迫开放，被动接受了列强带来的新事物、新理念以及新经济形式，同样丧失了经济的主导权，但也吸引周边大量士绅商贾来沪经营，客观上经济有所发展。同时，正因为资本主义列强带有强烈的掠夺性，促使中国官民采取不同的自我发展举措，力求抗衡外来经济。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官僚资本和民营资本，成为支持上海地区建立大量社会福利机构的经济基础。
微观层面上，有研究清代育婴机构者，认为清代此类机构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行政管理制度，实现经费筹措多样化、资金管理经营化、弃婴收养普遍化、弃婴保育职业化、出路安排社会化[38]。由此可以看出，这些社会福利机构的运行管理，呈现出一定的商业社会特点。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清代一些慈善组织虽然外在服务公益性明显，但其内部组织建构“官府化”、服务“有偿化”，具有了相当的商业气息[39]。由于尚未掌握相关资料证据，对此不再进一步探讨。但可以发现，上海社会福利机构的运营机制已经明显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社会背景：动荡时局催生社会需求
清末上海社会福利机构在数量上较清前期和中期有很大发展。嘉庆二十三年（1818）松江知府宋如林等组织编撰的《嘉庆松江府志·建置志》所载“公建”类社会福利机构为26所，而成书于光绪九年（1883）的《续志》所载社会福利机构达143所，是《嘉庆松江府志建置志》所载数倍之多。上海社会福利机构的这一发展趋势，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关系密切。
自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以后，有清一朝日渐式微，列强纷扰，割地赔款不断，外患未毕，内乱又生，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半壁江山。对于上海地区而言，同样内外交困，外有列强之忧，内受战争之乱，社会环境动荡不安，许多社会福利机构不能正常运行。如华娄普济堂“嘉庆时规制略备，咸丰十年寇扰，孤老半被掳劫，同治以来仍行收养，未复原额”[40]，又如莘庄乐善堂“道光二十二年郑廷衡等设局于土神庙侧，咸丰元年堂并设义塾。同治元年寇毁，二年廷衡等得修……”[41]，存仁堂“道光二十三年徐林等倡设，咸丰十一年建。同治元年寇扰，半毁，三年林等重建”[42]，西新市好善堂“咸丰十一年寇毁，同治七年移建城隍庙左”[43]，等。概言之，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破清军江南大营，乘势攻入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昆山和松江。清政府在松江组织抵抗，战乱局面一直延续到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覆灭。混战之下，既使许多社会福利机构损毁，能够提供的慈善福利服务减少，又引起社会动荡导致百姓流离失所，许多人沿江东避，进入上海地区后避无可避，只能在此驻留，战争伤亡还造成孤残鳏寡的人口数量增多，从而对社会福利机构的需求更大。正是这一对供给少而需求多的矛盾，催生了清末上海社会福利机构的进一步发展。战乱稍一平复，这些机构又往往重建，努力恢复甚至超过原来规模。前例华娄普济堂、辛庄乐善堂、存仁堂、西新市好善堂等，均见重建记录，有的是创始人复建，有的是其他慈善人士牵头募捐复建扩建，承续了扶弱济困的社会传统。
（三）思想根源：传统慈善伦理推动社会实践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向来有亲仁爱众、向美向善的伦理基因。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孔子讲究“泛爱众，而亲仁”，孟子强调“恻隐之心”，墨子主张“兼爱非攻”。有研究认为，中国传统慈善伦理具有“仁”“善”的双重道德意涵，作为一种“同情共感”的心理特性，除有儒家表述外，各学派亦有广义的“仁”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慈善伦理的源泉[44]。后来，儒道释三家成为文化主体，其中道家讲求积善成仙，佛家则以因果报应主张善有善报，无论其动机如何，均是催人向善的动力。
关于慈善，有学者认为其作为一种伦理文化，既包括不忍人之心的道德意识、不求回报的道德品性和扶贫济困的道德行为及实际效果，是善心、善举、善功的统一[45]。因此，把慈爱善念由意识觉悟落实到实践层面，是传统慈善伦理自有的内在驱动。青浦儒嫠局前身为儒寡会，关于该会成立的动因，《续志》载熊其英《儒寡会记略》作了解释：“查已故生员有妇贫无告者，月给米若干、钱若干，孤能读父书倍给之，仁矣哉……昔翰文彭尚书撰恤嫠会叙，以吾侪岁时伏腊，妻孥欢笑，形彼无告之苦，读之泪下，是会也虽小，惠未遍乎，后之人苟推而广之，大田之风何远焉？吾闻之苦节后必昌，他日者孺子长矣，读此文知必有念鬻子之闵，思而斯立身行道，以报生我恩者，是又吾师教学本旨也。”[46]“儒嫠”即已故生员等读书人的遗孀，该会本身是专门服务儒嫠的福利机构，而其创立初衷也正是儒家“推己及人”“幼人之幼”的慈善伦理。
除儒道释的精英文化外，民间亦有以“行善”为核心的利他思想体系，从而促生了民间个体的捐助行为[47]。这一特点在《续志》的相关记载中也得以体现，如道光年间奉贤知县杨本初倡捐奉贤同善堂，在其碑记中说：“奉邑地滨海，民苦贫瘠，然风俗故纯厚，凡扶持赒恤之举，辄相与劝勉，以必于成。若同善堂，尤善之善者也。”[48]因为一贯有淳厚的民风，故有扶持赒恤之举，进而支持同善堂等机构建设，印证了传统慈善伦理推动社会福利机构建设的逻辑路径。
【注释】
[1]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三册）·光绪松江府续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20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http：//www.mca.gov.cn/article/gk/fg/shflhcssy/201507/20150715848511.shtml，访问日期：2000年1月8日。
[3]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三册）·光绪松江府续志》，第234页。
[4]同上书，第236页。
[5]同上书，第231页。
[6]同上书，第212页。
[7]同上书，第232页。
[8]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三册）·光绪松江府续志》，第235-236页。
[9]同上书，第229页。
[10]同上书，第231页。
[11]韩晓燕：《清末民初“敬惜字纸”传统变迁考论》，《齐鲁学刊》2018年第4期，第51-56页。
[12]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一册）·嘉庆松江府志（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24-25页。
[13]同上书，第302页。
[14]万朝林：《清代育婴堂的经营实态探析》，《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3期，第114-118页。
[15]冯巍：《医学伦理学教学中人文精神培养研究》，《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9（S2）期，第271-273页。
[16]宫福清、戴艳军：《正确认识医学人文知识与医学人文精神的关系》，《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第5期，第103-106页。
[17]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三册）·光绪松江府续志》，第215页。
[18]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三册）·光绪松江府续志》，第215页。(https://www.daowen.com)
[19]同上书，第218页。
[20]同上书，第212页。
[21]同上书，第214页。
[22]同上书，第236页。
[23]姜南：《近现代西方与古代中国动物伦理比较及启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6-12页。
[24]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三册）·光绪松江府续志》，第220页。
[25]同上书，第221页。
[26]同上书，第215页。
[27]同上。
[28]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三册）·光绪松江府续志》，第240页。
[29]同上书，第214页。
[30]吴琦、黄永昌：《清代江南的义葬与地方社会——以施棺助葬类善举为中心》，《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3期，第216-223页。
[31]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三册）·光绪松江府续志》，第220页。
[32]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三册）·光绪松江府续志》，第213页。
[33]同上书，第217页。
[34]同上书，第225-226页。
[35]李伯重：《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看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4-16页。
[36]李伯重：《19世纪初期华亭——娄县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26-31页。
[37]黄瑜：《中国传统慈善思想的伦理意境》，《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4期，第55-60页。
[38]万朝林：《清代育婴堂的经营实态探析》，《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3期，第114-118页。
[39]蓝勇：《难言之隐——清代内河救生慈善组织内部服务有偿化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6期，第146-156页。
[40]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三册）·光绪松江府续志》，第212页。
[41]同上书，第229页。
[42]同上书，第230页。
[43]同上。
[44]胡芮：《中国传统慈善伦理双重道德意涵及其近代嬗变》，《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45-51页、第146页。
[45]朱贻庭、段江波：《善心、善举、善功三者统一——论中国传统慈善伦理文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21-27页。
[46]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三册）·光绪松江府续志》，第228页。
[47]高阳、于海瀛：《传统文化之利他思想及其对个体捐助行为的影响》，《学术交流》2018年第7期，第125-129页。
[48]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三册）·光绪松江府续志》，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