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的历史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通过建立民主联合阵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重视统一战线的光荣传统，统一战线为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推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巨大作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自1957年下半年起，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干扰，统一战线和党的其他各项工作一样，遭受了重大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拨乱反正，及时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党的统一战线传统得到恢复和发扬，各项统战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统一战线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强调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 大革命时期的民主联合阵线（1921年7月—1927年7月）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但遭到反动势力的镇压，这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首次提出组成“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方针。1923年中共“三大”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行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孙中山总结经验教训，接受中共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史称民主联合阵线。这个统一战线，是以新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以国共合作为核心，以国民党为组织形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政治联盟。国共两党密切合作，进一步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建立和训练了国民革命军，创立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的发展，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使国民革命达到了高潮。正当革命迅速向前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内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阶级相勾结，于1927年先后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标志着国民党右翼势力彻底背叛革命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大革命失败。
李大钊和孙中山步出国民党“一大”会场
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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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大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成都北路7弄30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党的中央局成员、地方组织的代表等共12人。会议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这是中共首次提出统一战线思想，即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为主要对象，建立联合战线的决策，改变了中共一大文件提出的不与其他政党派别建立任何关系的决定，指导并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旧址（今上海成都北路7弄30号）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确定了扶助农工、国共合作的政策
国民党一大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等一批国民党高层和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共产党高层共156人参加了会议。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立将“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并改组国民党，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实现，也标志着国民大革命的兴起。
孙中山题词：以俄为师
新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对外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对内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主张直接的、普遍的、革命的民权，规定“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不得享受自由权利”；民生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及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北伐战争
1926年至1928年，由中华民国的广州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北进讨伐北京北洋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各路军阀，使中华民国在形式上完成统一的战争。1926年5月上旬，广东革命政府派遣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一部为先遣队，从广东肇庆出发，挺进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 的序幕。7月1日，广东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参加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共八个军，约10万人，蒋介石为总司令。在北伐军中，一大批共产党员担任各级党代表或政治处长，或者担任基层指挥员、战斗员。北伐战争的主要对象是三支北洋军阀部队：一是直系吴佩孚，二是由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三是奉系张作霖。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奉吉黑三省由北洋政府五色旗改悬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改保安委员会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即东北易帜，至此北伐成功。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27年，抵达汉口的配备有新增苏式装备的北伐军士兵们
2. 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1927年8月—1937年6月）
国共合作破裂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全国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国内革命形势、阶级关系以及统一战线阵营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民族资产阶级附和着买办大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而且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中层分子也离开了革命队伍，革命阵营中只留下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贫苦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共产党不得不退入农村，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因此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是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1927年8月，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接着，中共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武装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制定了争取千百万工农群众的策略总路线，对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建的工农红军和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既是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又是其最坚固的社会基础。同时，中共中央提出并推行的城市群众统一战线和工人群众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对争取城市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的大多数，迅速恢复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因此成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首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批判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提出要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是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方针。之后，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论述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
油画作品：《南昌起义》，黎冰鸿绘
八一宣言
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宣传抗日新政策，组织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着重加强了对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党派领导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及蒋介石等上层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随着西北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表明支持张、杨的抗日主张及和平解决事变的立场，并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西安，与张、杨共商和平解决事变大计。经过几次谈判，达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协议，事变和平解决。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决议，由内战转向抗日，由反共转向联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左）、杨虎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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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
共产党一直注重在文化界建立统一战线。1929年下半年，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一个统一的文化界组织的指示精神，在上海组成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委”）。1930年3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选举了鲁迅、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之后，在“文委”的领导下,又相继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和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并于1930年10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参加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共有8个左翼文化革命团体。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及其所属团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它团结和争取了大批左翼文化工作者，同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创作了一大批具有很高水平的文艺作品和理论著作。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原址（今上海多伦路201弄2号）
“左联”五烈士（由左到右依次为：胡也频、殷夫、柔石、李伟森、冯铿）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的影响和推动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之后，北平(北京)、南京、武汉、天津等地也成立了各界救国会。1936年5月，在上海举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全国20多个省市60多个抗日救国团体的代表70多人。会议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草案》等文件，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14人为常务委员。文件规定：救国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案，保障领土完整，谋取民族解放”。其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团结合作，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文件还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坚决反对任何当局压迫民众运动，摧残言论自由。救国会的成立及其主张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救国会成立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成为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统治区抗日运动的一面旗帜。
救国联合会领导走上街头
全国掀起抵制日货行动
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
1936年11月23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7人，史称“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和谴责，毛泽东获悉此事后指出：“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谴责国民党制造“爱国有罪之冤狱”，要求释放“七君子”等一切政治犯。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提出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并前往苏州监狱，要求入狱与沈钧儒等人一起受监禁。“七七事变”爆发后，沈钧儒等被释放。“七君子事件”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兴起，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对逼促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转向抗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瓦窑堡会议
瓦窑堡会议会址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批评和纠正了党内存在的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规定了党的策略任务是用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会议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路线转变的关键。
西安事变
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因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政大员，并向全国提出要求联共抗日的八项主张。事变发生后,中国共 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坚持在有利于抗日的前提下,和平解决事变,并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到西安进行谈判。经过斗争，于24日和蒋介石达成了协议：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将领和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实行合作。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推动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各界人士为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举行游行
抗战前线
3. 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1937年7月—1945年8月）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7月15日提交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又发表了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愿意抗日的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海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同，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双方各有政权、军队的合作，是具有广泛民族性、曲折复杂性的合作，是没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协商一致的共同纲领的合作。
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后，国民党对日本的侵略由不抵抗转为抵抗，对共产党由剿灭转为联合；共产党也由逼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使抗战初期两党有比较密切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高潮。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战役，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平津、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平津战役是正面战场进行的第一大战役，第二十九军10万将士英勇抗击日寇。淞沪战役中，70万国民党政府军抵御日军30万人进攻，坚守上海三个月，歼敌4万多人。武汉保卫战，国民党政府投入兵力100万，战斗四个半月，使日军遭到打击，为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创造了条件。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南苑战斗中以身殉职，谢晋元等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等，都为中华民族增添了光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一方面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军作战1500余次，歼敌5万多人，牵制敌人兵力30万人以上。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另一方面在敌后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7年，国共两党谈判代表在黄琪翔寓所合影
台儿庄战役中的李宗仁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对国民党开始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提出了“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制定了一系列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中国共产党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执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军事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从而克服了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反共摩擦，成功打退一次次的反共高潮。
为巩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在经济上，为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实行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政策；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为大量争取吸收抗日知识分子参加根据地工作，做出了争取知识分子的决定；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由于中国共产党紧密依靠广大人民，放手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扩大抗日根据地，从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力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同时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
1945年6月4日，联合国制宪大会晚宴上的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自左至右为：董必武、吴贻芳、魏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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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图为会上全体参政员合影
国民参政会
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内的全国最高咨询机关。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要求“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但是又规定，参政会的决议案，必须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才能有效。参政员由国民政府聘请产生，包容了全国各抗日党派的代表。共产党方面，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七人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紧密团结，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抗日的提案和建议。国民参政会从成立到1947年6月结束，共召开了四届13次会议。
中共中央长江局
新四军军长叶挺（左三）、副军长项英（左四）、参谋长张云逸（左二）、副参谋长周子昆（左一）和曾山（左五）在武汉
1937年12月，由周恩来、秦邦宪、项英、董必武在武汉组织中共中央长江局，统一领导南部中国各省党的工作；同时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驻武汉，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决定将这两个组织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由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等7人（后增加凯丰）组成。长江局的工作范围包括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并领导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的工作。由于长江局及所属组织的努力工作，国共两党高层谈判连续举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南方各省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建立，新四军改编及东进抗日任务圆满完成，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掀起高潮。
中共中央南方局
1939年1月成立的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党中央为适应抗战相持阶段的新形势，全面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领导而在重庆设立的秘密指挥部。在重庆的八年间，南方局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高举抗日民主两大旗帜，坚定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中共党组织，以及在此范围内设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公开机构，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坚持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
4. 解放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1945年8月—1949年9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企图建立一党独裁统治。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针对蒋介石“内战、独裁、分裂”的阴谋，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为了尽一切可能避免内战的爆发，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签订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双十协定》，推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在重庆开幕，会议通过了政府改组、军事问题、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决议，迫使国民党承认党派存在的合法性和各党派的平等地位，确定了民主改革的总方向。政协会议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在会议内外密切合作的结果。但蒋介石集团背信弃义，悍然撕毁了停战协议和政治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194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宣布了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社会各阶层中产生了良好反响。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其他爱国人士、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在内的广泛联盟。它主要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两条战线的形成。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走向瓦解，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反美反蒋斗争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形成了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第二条战线（人民解放军进行的解放战争是第一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二是“第三条道路”的破产。解放战争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对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曾存在很大的幻想，竭力鼓吹“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走所谓“第三条道路”。对此，各民主党派的进步人士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共产党也进行了必要的说服和教育。在人民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形势下，“中间路线”宣告破产。
1945年，毛泽东、蒋介石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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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左）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4日，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右）又被同样手段暗杀
1946年11月，为抗议“国大”召开，中共代表团决定撤回延安，图为民盟领导人送别周恩来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的响应，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纷纷通电表示拥护。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史称“新政协”），会议讨论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0月1日，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从此，中国历史翻开新的篇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47年5月，以“反饥饿”“反内战”为口号的“五二〇”学生运动浩浩荡荡展开了。图为学生们在南京与警察抢夺水龙头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进入北平。图为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等人
各党派致毛主席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9月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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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谈判与《双十协定》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在重庆进行的一次历史性会谈。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举行谈判。为争取和平，8月28日中国共产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国民党虽口头上同意中共的和平建国方针，但拒不承认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合法地位，并在谈判桌外发动了对上党地区的军事进攻，在入侵被击破后，又被迫继续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斗争，10月10日发表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承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确认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等。但由于蒋介石以“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为借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双十协定》公布不久，蒋介石便撕毁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这次谈判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揭露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团结教育了广大人民。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时与前来欢迎的各界人士合影
《双十协定》签订处：重庆桂园
1946年6月24日，“下关事件”发生后，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医院，看望马叙伦等受伤代表
下关惨案
1946年5月，50多个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实施政协会议决议。6月，国民党政府挑起全面内战，激起全国人民抗议。6月23日，上海150多个人民团体的近10万群众召开反内战大会，并欢送大会推举的代表马叙伦、雷洁琼、吴耀宗等11人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数百人的围攻毒打，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叶笃义、蒲熙修等被打成重伤。事件发生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迅即前往医院慰问。随后，周恩来在国、共、美三方会议上郑重报告这一事件，并提出六项善后办法。下关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在全国出现了抗议国民党暴行、反对内战的新高潮。
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五一”口号
为了向全国人民指出新的奋斗目标，争取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共23条，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五一”口号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斗志和信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等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和声明，表示坚决拥护和响应中共发表的“五一”口号。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扩大。
新政协与《共同纲领》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史称“新政协”），会议讨论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共同纲领》除序言外，分为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共7章60条。它肯定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宣告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结束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统一战线（1949年10月—1956年12月）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
各民主党派一致拥护土地改革法，积极参加土改工作团。图为民盟中央常委胡愈之率团赴川北参加土改工作留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统一战线的阵容空前扩大，统一战线的任务由为夺取政权服务转变成为巩固新生的政权服务。
新中国成立头三年，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帮助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健全了组织，并在抗美援朝反帝爱国运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等大规模的社会民主改革运动中，巩固和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中国共产党为打击资产阶级的非法行为，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为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以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转到社会主义改造上来，利用和平赎买的方法，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消灭资产阶级并把这个阶级的人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历史性创举。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妥善协调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明确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任务，在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全面开展了对各少数民族、宗教界以及广大华侨的统一战线工作，壮大了统一战线队伍。
当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将转入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刻，中共中央在充分肯定统一战线内部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获得根本性进步的基础上，全面规划和调整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制定了巩固和加强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兄弟联盟的政策，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并通过以改善党内外关系为中心的统战工作大检查，极大地活跃了统一战线内部的民主，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出现了团结、和谐、生动、活泼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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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
1959年，十世班禅在二次人大会议上发言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朝时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央政府直辖的一个行政区。1751年，清朝建立了西藏地方政府噶厦。1793年，又规定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班禅督办西藏地方事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宣布废除民族压迫制度，实行民族平等联合政策。中共中央从西藏的历史、民族、宗教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得到了西藏人民和爱国宗教领袖的热烈拥护。1951年4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经过协商谈判，5月23日，李维汉代表中央人民政府，阿沛·阿旺晋美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17条，通称《十七条协议》）上签字。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抵达拉萨，西藏和平解放。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随着民主改革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1952年底，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9月，政务院正式颁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将公私合营的政策原则通过法律形式加以明确和完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全行业公私合营，把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参加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至此，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公私合营中的工商界人士
“三自”爱国运动
天主教、基督教是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扩张进入中国内地发展的，传教士们往往凭借不平等条约，借传教之名行政治活动之实，控制中国的天主教、基督教。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独立自主办教会的主张，得到了中国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中广大爱国教徒的热烈拥护。1950年7月，吴耀宗、刘良模等40人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号召全中国基督教徒拥护《共同纲领》，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同时，还提出在最短时期内完成自治、自养、自传的任务。该宣言发表后，得到广大爱国基督教徒的积极响应，至1952年底，中国基督教徒的60%在宣言上签名。1954年7月12日至8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选举吴耀宗为主席。在中共川北地委的积极推动下，1950年11月，四川省广元县的天主教神甫王良佐和500余名教徒联合发表了《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主张中国天主教与帝国主义者割断各方面的关系，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此后，中国天主教界的爱国运动从四川迅速发展到天津、南京、上海、北京等地。1957年7月15日至8月2日，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天主教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选举皮漱石总主教为主席。天主教、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肃清了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影响，使中国教会的领导权开始转移到爱国的宗教界人士手里，中国宗教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
1951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欢迎天主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
2.曲折发展的统一战线（1957年1月—1978年12月)
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
选自《施方白日记》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20年间统一战线的发展经历曲折，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1957年初，在党的八大正确路线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针的指引下，统一战线在理论、政策的探索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得到了稳定发展，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界人士与民族宗教界人士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信念进一步巩固。但紧接着发生的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运动，使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与中共的团结合作和信任遭到了相当严重的削弱，贯彻“双百”方针以后国家政治生活中形成的生动活泼的气氛顿受压抑，统一战线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重大冲击。
1958年7月，迫于阶级关系紧张的形势，党开始实行“弛”的方针，采取一些措施纠正统一战线工作中“左”的错误，如为右派摘掉帽子、赦免一批战犯等，改善了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缓和了阶级关系，起到了团结、稳定、调动积极因素的作用，为党和国家顺利度过困难时期做出了贡献。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发展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错误开展了对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批判，完全颠倒了一系列重大统战理论政策的是非。而且，随着这种批判推向全国，更使不少统战、民族、宗教干部受到株连，统一战线工作被引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深渊，统一战线遭到又一次严重挫折。
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统一战线陷入全面被破坏和严重危机的境遇。1966年8月，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停止办公，各级地方组织也被迫停止活动。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遭到打击迫害。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遭到肆意践踏，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为制造和扩大阶级斗争，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及宗教界人士遭到迫害，广大信教群众被迫停止宗教生活，全国各地的寺、观、教堂等被关闭或破坏，宗教组织和团体、院校均被迫停止活动。此外，党的侨务政策、起义投诚人员等政策也遭到破坏，许多海外华侨和起义投诚人员被强加“里通外国”“叛徒”“历史反革命”等罪名，惨遭迫害。
“文革”中周恩来亲笔开列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乱。1977年6月，中央统战部正式恢复工作，各地统战部门也陆续恢复了工作，开始平反冤假错案，部分落实统战政策，统一战线的发展出现重大转机。但由于受到“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干扰，统一战线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呈现出步履维艰的徘徊状态。
1973年5月，中央统战部组织爱国人士华东地区参观学习组在南京参观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向黄维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
1976年春，江苏省党外知名人士游览梅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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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平叛与民主改革
民主改革前的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严重阻碍了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对西藏上层人士的工作，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革。但西藏上层中的一些人采取各种方式反对改革，试图保持封建农奴制度，以维护其既得利益。为此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分裂祖国的活动，直至1959年3月10日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全面发动反革命叛乱，达赖喇嘛于3月18日逃亡印度，成立“流亡政府”。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对叛乱集团进行了讨伐，取得了全面胜利。1959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的指示（草案）》，提出了平叛、改革的方针。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民主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实行“三反”“双减”，“三反”即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反对奴役，“双减”即减租、减息；第二步进行土地分配。由于农村、牧区、寺庙情况迥异，各有特点，因而在改革的具体步骤、方针政策上有所不同。到1960年底，西藏的民主改革基本完成。民主改革后，彻底摧毁了旧西藏三大领主政教合一的反动农奴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广大农牧民翻身解放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西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农奴分牛
西藏平叛
(三)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
1. 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确立（1978年12月—1989年6月）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从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使党和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也随之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全面落实各项政策，纠正了大批冤假错案，解决了一些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统一战线的工作重点也从过去主要为阶级斗争服务，转变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统一祖国服务的轨道上来。
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放弃了沿称多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提法，明确将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称为“爱国统一战线”，确定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强调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广泛的政治联盟。统一战线从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拓展，呈现出两面旗帜、两个范围联盟、立足大陆、面向台港澳和国外的崭新格局。
在新时期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民主党派工作、民族宗教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海外统战工作、人民政协工作、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工作等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提出和逐步实施，为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开辟了新的广阔天地。
粉碎“四人帮”后，江苏省党外知名人士首次外出活动，图为众人参观徐州煤矿
全国各省自治区少数民族参观代表团考察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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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政策的全面落实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自1979年8月全国第十四次统战工作会议之后，中共各级党委包括统战部门进一步全面落实统一战线的各项政策。落实政策不仅涉及了“文革”中统一战线方面的冤假错案，而且还处理了一批历史上的遗留问题，使统一战线从长期“左”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主要包括：一是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的帽子，为李维汉等统战部门的广大干部平反；二是甄别和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至1981年上半年，在全面复查的基础上，全国共改正错划“右”派54万多人，占原划右派总数的99%；三是进一步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对原工商业者中被查抄的财物落实发还，并对相关人员作出了适当安排；四是区别“三小”，全国从参加公私合营、国营的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86万人中，区别出属于劳动者范畴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共70万人；五是落实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全国共认定了45.4万多名起义、投诚人员的身份，向他们颁发了起义、投诚人员证书；六是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除抓紧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相关政策外，在民族理论上也进行了拨乱反正，强调民族工作必须充分照顾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必须把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七是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各爱国宗教团体的活动，恢复宗教活动场所，退还房产，复查纠正了对宗教界人士的历史积案。大批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有力调动了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的积极性，增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巩固和发展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同时，也增强了台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对祖国的向心力，对促进国内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江苏省委统战部在落实政策工作中形成422卷档案
落实政策的部分文件
2. 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1989年6月—2012年11月）
1995年11月，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考察苏南
2000年12月，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2006年7月，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先后于1990年、1993年、2000年、2006年四次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了统一战线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了统一战线的任务和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要求，确定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
在多党合作方面，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历史经验，明确了我国多党合作的地位作用、基本原则、政策和政治协商的内容、形式。2005年2月，中共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该《意见》着眼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着眼于进一步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成为指导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06年年初，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该《意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系统总结了50多年来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刻阐明了新世纪新阶段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职能、主题、任务和工作原则，科学规范了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内容、形式和程序，是指导人民政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在民族工作方面，强调“继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宗教工作方面，提出“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在知识分子方面，明确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鼓励知识分子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提出了“培养人才、用好人才、吸引人才”的知识分子政策。
在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上，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统战部关于工商联若干问题的请示》，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是统一战线新的工作对象，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实行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方针，对新时期工商联的性质、任务和职能都作了规定。
在和平统一问题上，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这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两大盛事，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成功实践。
2017年7月1日上午，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庆祝澳门回归
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始终围绕服务科学发展和实现自身科学发展，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更加和谐，呈现出团结、和谐、开拓、奋进的良好局面。
3. 新时代统一战线（2012年11月至今）
2015年5月，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统一战线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
2015年5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次召开的统战工作会议，在我国统一战线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015年9月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明确了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的方针政策，是统战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在多党合作方面，2014年9月，习近平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讲话中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优势作用、性质定位和目标任务做了精辟论述。2015年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和本质属性，阐明了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渠道程序和重要意义，成为指导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2015年中央印发《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就加强政党协商作出了总体部署和顶层设计，明确了政党协商的内容、形式、程序和保障机制，标志着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进一步推进，对于指导和推进政党协商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塘子街道山后村的苗族群众在小海新村里载歌载舞，欢庆乔迁新居
在民族工作方面，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全面分析了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深刻阐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民族工作的大政方针。2014年12月印发了《关于改进和加强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围绕改善民生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高依法管理民族事务能力、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六个方面提出25条意见。2016年国务院法制办正式就修改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这部已经颁布施行23年的《城市民族工作条例》进入了实质性修订阶段。
在宗教工作方面，2016年4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宗教篇”。2017年6月修订并颁布《宗教事务条例》，为规范和管理宗教事务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法治保障。
在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上，2015年5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强调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既要鼓励支持，又要引导教育，并明确提出要形成健康的政商关系。2016年3月4日，习近平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就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发表重要讲话，并进一步从“亲”和“清”两个方面，就建立新型政商关系作了深刻论述，是新形势下指导非公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2014年5月召开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全面总结了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的工作，科学分析了新疆形势，明确了新疆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要求、主攻方向，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新疆工作作了全面部署。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意见》，成为新形势下指导新疆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2015年8月召开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支持西藏和四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文件，提出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党的治藏方略，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确保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确保生态环境良好。
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方面，2017年2月召开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团结引导，增进政治认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新形势下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妥善解决的现实课题。各级党委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他们纳入工作视野，不断扩大团结面。
青藏铁路第二期工程起始点—格尔木南山口
2018年4月9日，江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岳调研南京统战工作，实地走访玄武区青柠盟社区
在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方面，坚持“一国两制”，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继续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牢牢把握“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倡导“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坚定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坚持共同政治基础，坚定不移为两岸同胞谋福祉，坚定不移携手实现民族复兴。2015年9月21日，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九届理事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反“独”促统运动的时代主题。
2015年8月31日，统一战线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