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或其他重大突发灾难中医护人员面临的主要心理压力
总体来说，无论是事发时就在灾区的医护人员，还是事后赶赴灾区的医护人员，他们面临的心理压力都是空前的。首先，灾难的发生往往毫无预警，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医护人员，都不可能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基本上都是来不及多想就立刻投入救援工作中。对于预料之外的灾情的惨烈、受灾群众的痛苦和超负荷的工作量，医护人员只能采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努力解决。而当问题难以解决时，心理压力和消极情绪就会不断积累。
其次，医护人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本身就是同情倦怠最严重的职业群体，而在灾难发生后，他们更是频繁地暴露在替代性创伤中，这种创伤往往造成继发性创伤压力（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即使医护人员自己没有感染疾病，亲眼目睹大量生离死别又无能为力也会引发痛苦，造成额外的心理压力。
再次，相比其他压力，疫情带来的压力最大的不同是，医护人员在救治病人的时候，被感染甚至殉职的可能性极大，他们面临的压力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的担忧，还包括对同事的健康和生命的担忧。尤其是如果出现同事因感染或过度劳累而殉职的情况，就会给他们带来非常沉重的精神打击。医学公众号“丁香园”在2020年2月25日报告了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殉职的22位医务人员，最年轻的医生只有26岁。“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任何人看到这些冰冷的数字和残酷的消息，都难免心戚戚矣，更何况逝去的人是与他们朝夕相伴的同事。
最后，救援环境的压力也会转嫁到医护人员身上，例如对环境的不熟悉、物资的匮乏等。在新冠肺炎疫情刚刚暴发的时候，武汉的封城有效地遏制了疫情的蔓延，但也恶化了物资匮乏的问题。在后续援助没有衔接上的空档期，一线医护人员的生理和心理压力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根据“丁香园”的公开数据，感染的医务人员中，绝大多数来自湖北，感染时间集中在1月下旬，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疫情宣传不到位，防护物资短缺，医务人员的防护意识与措施均不足，从而导致了医务人员的大规模感染。不过，最后一种压力可以通过不断完善灾难预警系统和救援物资储备预案等方法得到缓解，未雨绸缪往往是最有效的化解创伤压力的手段。
2004年，刘景红等人调查了“非典”期间军队医院发热门诊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总结出六种威胁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的主要应激源。[17]
（1）被感染的预期焦虑（对生命受到威胁的焦虑）。发热门诊是诊断“非典”的第一条防线，工作人员被传染的机会大。由于“非典”最初在医院中暴发，医院成为最主要的传染源，所以医护人员成为按职业划分受感染最多的群体。虽然对此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紧张、焦虑、抑郁及伴随出现的躯体症状是必然的心理反应。此外，民众心中还存在一个误区——压力并不会因为了解风险就消失，相反，“非典”在当时是一种新型的病毒，仍属于医学的知识盲区，即使对风险有预期，但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和治疗手段的事实依然会给专业的医护人员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也是新冠肺炎危机中医护人员承担的主要心理压力之一。
（2）发热门诊的工作强度大。发热门诊除正常的医疗工作外，还要做大量繁重、重复的消毒工作，工作量大，责任艰巨，工作节奏失衡，突发状况多，医护人员得不到充分的休息。(https://www.daowen.com)
（3）医护人员穿着厚重的防护服，造成憋闷、不适，增加了操作难度，引发不良情绪。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由于脱防护服需要十分烦琐的流程，时间在半小时以上，并且防护服不能反复使用，一旦脱下就要废弃，为了节省防护服，医护人员往往需要一整天穿着成人纸尿裤，避免因为生理需要而脱防护服。长期处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对人的心理也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大多数一线护士是女性，但常备的防护服号码偏大，所以护士们不得不额外用胶带封闭，不合身的防护服也会带来安全隐患，无形中增加医护人员的心理负担。
（4）处于经期的女性医护人员有诸多不便。出于安全和卫生原因，很多一线医护人员在防护服里是不穿内衣裤的，这给处于经期的女性医护人员带来了很多不便。因经期卫生用品准备不足，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早期阶段，很多女性医护人员甚至不得不一直穿着沾满经血的防护服抢救病人，这也给女性医护人员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这个问题在“非典”的后期研究中已经提及，但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依然出现了早期救援物资中缺乏女性卫生用品的问题，所幸在全国妇联和民间组织的关注下，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不但有大量的安睡裤等女性卫生用品送到医护人员手中，也有公司专门生产了防菌性更好、使用时间更长的女性卫生用品，这个经验值得记录并保留下来。
（5）与家人分离的焦虑以及对亲人的惦念与牵挂。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需要与外界隔离，他们缺乏与亲人、朋友的沟通。在抗击“非典”疫情时期，由于网络和智能手机并不普及，医护人员在工作期间往往很长时间无法与家人沟通或见面。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大多数医护人员可以通过电话和视频与家人沟通，这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与家人分离的焦虑，仍需更多的研究证据。
（6）发热门诊对专业技术要求高，但因年龄限制，配备的高年资医护人员比较少，这加重了初级、中级技术职称的医护人员的责任，而他们相对年轻，临床经验不够丰富，造成心理压力增大，导致心理健康水平降低。根据“丁香园”发布的信息，以出征湖北的广东医疗队为例，其中20—29岁的医护人员占29%，30—39岁的医护人员占50.3%，说明青壮年是主力。
梅德（Robert Maunder）等人在“非典”暴发后，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所医院建立了一个领导指挥小组和一个隔离单元，对病人和工作人员实施精神卫生支持干预。[18]他们发现，在医护人员中普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害怕被传染或传染给家人、朋友和同事，因而失眠；多重身份（医疗工作者+病人+父母）带来了无力感和角色冲突，而照顾被感染的同事增加了部分医护人员对自己的能力和技能的担忧；因为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接触确诊患者而被隔离的工作人员担心受到侮辱、人际隔离和被污名化。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也发生过医护人员被居住小区的物业拒绝进入小区的情况，这也会在无形中加重医护人员的心理压力。
李淑花（Shwu-Hua Lee）等人调查了“非典”暴发期间台湾综合医院的医护人员，发现他们的主要压力源包括：家人感染，院内传播和人身危险，缺乏防护设备，人手不足，对疾病了解不足的担忧。此外，照顾同事病人给医护人员带来了极大的情绪负担，同事的死亡对他们来说是重大的打击。[19]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景红等人[20]和宁宁等人[21]的多项研究指出，女性医护人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比例显著高于男性。这可能是因为：两性情感表达的差异性；女性特殊的生理周期带来的精神压力和生理压力；女性在医护人员群体中所占比例较高，尤其是护理人员。最后一点很可能是主要原因。研究表明，在“非典”病房内，护士的工作量是最大的，承受的风险是最高的，患病率也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