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以中国为始发点,向亚洲中部、西部及欧洲、非洲等地运送丝绸等物的交通道的总称。“丝绸之路”作为联结整个古代世界交通要道,更是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代名词。“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两大类: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在“丝绸之路”中输出的货物主要是三大宗:丝绸、瓷器与茶叶,外国输入的货物则集中于珍宝与香料。
“丝绸之路”形成的动因,说得简单些就是货物交易,东方、西方人各自通过贸易得到自己所需要的货物。西方人最初对中国的了解,是从认识中国丝绸开始的。《后汉书·大秦传》记载:“(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大秦”是罗马帝国,“安息”为伊朗,“天竺”系印度,“日南”为汉代的象郡,“缯”是汉代丝织物的总称。这条材料可关注的有三点。一是“大秦”的国力强盛,外国使者第一位抵达的,会赐给金钱。“安敦”是指罗马帝国的安敦尼王朝(96-192),当时罗马帝国臻于极盛。二是“大秦”的最高统治者一直希望与中国进行贸易,当时“大秦”是通过安息、天竺来进行海上丝绸贸易,“利有十倍”。第三,高额回报自然令人神往,安息想垄断丝绸贸易,阻挠“大秦”与中国的直接往来,“故遮阂不得自达”。产丝国中国与消费量最多的“大秦”,为摆脱这种控制就要开辟海上通道。为此汉王朝有所动作,于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惜乎没有成功。延熹九年(165),“大秦”有所努力,“其王”当为安敦尼王朝的第五位皇帝马可·奥里略·安东尼。他在位时,派使者在越南中部的日南登岸,到洛阳进谒。所带礼物有“象牙、犀角、玳瑁”等。这是罗马帝国直接和我国进行贸易交换的记载(“始一通焉”)。罗马帝国是希望得到中国的丝绸及其制品。在中国被西方人称为China之前,即公元3世纪以前,古希腊人与古罗马人把中国人叫作赛里斯(“Seres”),意为“从丝绸地方来的人”。(https://www.daowen.com)
隋唐以降,瓷器开始与丝绸并列,为中国输出商品两大支柱,其持续时间之长与输出数量之多已为世人熟知。2007年整体打捞上岸的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提供了重要的佐证。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沉船,6万件的南宋瓷器得以重见天光。[2]目前打捞出土的文物有6000多件。有些瓷器带有外销特制的设计,不同于国内流线圆润的传统造型。宋代以降,东南亚各地,中国瓷器成为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用品,又是珍贵的装饰用品与的珍贵的礼品。“菲律宾历代珍视中国瓷器,平常将瓷器埋在地下,节日才取出一用,用后又深埋地下,发掘品因此很多是完整的。”[3]
依据中国和阿拉伯的各种记载,唐代从海外贸易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珍宝与香料。前者包括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琥珀、玛瑙以及各种宝石与玉石。后者品类繁多,包括龙涎香(龙脑)、乳香、沉香、苏合香、阿没香、丁香、胡椒、檀香、樟脑、蔷薇水等。韩愈在《送郑尚书序》中写道:“其海外杂国,若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於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无风鱼之灾,水旱疠毒之患,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国,不可胜用,故选帅常重於他镇。”[4]这是韩愈送郑权赴任岭南节度使所写的文章,写到了朝贡与正常的海外贸易两种情况。韩愈以为,岭南节度使位置要比其他节度使来得重要,若选择合适的人去担当,就会使南海贸易繁荣起来。让宝珠、香料、象牙、犀牛角、玳瑁等这些中国所稀缺的货物(“奇物”),“不可胜用”。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宋元,以至于有《香录》这样的专著出现。作者叶廷珪是南宋人,一生嗜书,四十年间抄书不中断。李贽在《初潭集》中记载了此事。[5]《宋元学案》卷三十四《武夷学案》中有他的小传。他在《香录》序中说:“古者无香,燔柴炳萧,尚气臭而已。故香字难载于经,而非今之所谓香也。至汉以来,外域入贡,香之名始见于百家传记。”这是说中国是不出香料的,故经书中难见香字。只是在汉以后,外域的香料传后,才在各种类型的书籍中有所记载。[6]1973年,泉州湾后渚港发掘的古代海船,出土的文物非常丰富,数量最多的香料,重达四千七百余斤。[7]足见国人对香料需求之旺盛,其原因在后面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