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物缘与单纯的物品有着天壤之别，物缘是人在物品上添加了需求与情感的产物。物品的内涵有三重，一是具体的某种物，二是能够测量的实体，三是为人感知或反映的客观存在。物又可以分为自然之物与人造之物两类。[16]为人们生活、生产所需要的货物，有纯粹的自然之物，但更多的是自然之物经过人为加工之后才形成的。物品的流动是人类社会生活得以延续下去的基本动因，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同物品的不间断流通不可分的。物品在流通与交换过程中成为商品，这是通过商品持有人来实现的。人们在长期与物品打交道的过程中（包括生产、使用、持有、交易、欣赏等），会对特定的物品萌生出深厚的感情来，此即物缘情结，物缘情结是人们对待物品的高度认同感，甚或有把物品当成自己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7]林建华先生认为，物缘情结有七种，为“昊天之情”“家国情结”“历史情怀”“赏物雅兴”“风俗乡情”“图腾情结”“物缘友情”[18]。这是相当全面的概括，问题尚需进一步刨根寻底，有着普世意义的物缘情结因何而生？
物缘情结的产生离不开人的需要。需要是人们对某种对象的渴求，包括物质上与精神上的。人的需要的客观性是不可避免的，如人对盐的摄取是一天不可缺少的，但只有少数人对盐怀有特殊的情结，或许是盐的生产者，或许是盐的研究者（包括自然科学研究者与盐史学者）。也有以特定地域中所产的盐作为腌制品原料的生产者。他们在长期与盐打交道的过程中，萌生了感情与爱好。感情与爱好，无疑是主观因素上的价值判断。林建华先生所说的七种与物相关的情结，都是因爱好而产生的价值判断有关。人们与物品打交道过程中，是同对物品的认知同时进行的，人类的认识活动中是渗透评价的。确定物品与人的需要之间的联系就是一种评价。认知是以真假为标准的，评价则论好坏、有用与无用为准绳的。
下面以酒和石为例作说明。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听说步兵校尉的厨子善酿，贮酒达三万余斛。便向司马昭要求到那里去做官，司马昭同意了他的要求，做了步兵校尉。刘伶算得上是竹林七贤中的酒老大。他自述酒后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于世间之“利欲”，自然之“寒暑”、“雷霆”，均可置之度外。他一人在家经常脱得一丝不挂，纵酒放达。有人见了以后讥笑他，他却大言不惭地说，我已经把天地当作了房子，把居室当作了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子里来？他一生无心于作文，只是对饮酒说了一番话，那就是有名的《酒德颂》：“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19]这是一个无人能比的酒徒，一个把酒化为了自己生命的酒徒。在他的心理活动中，酒是唯一能够打动他心灵的物。大书法家米芾在宋徽宗时官居书画学博士，他一生好石、爱石，到了如痴如癫的地步。他整日醉心于品赏奇石，以致荒废公务，几次遭到弹劾贬官，然他无丝毫无悔改之意。他任无为州监军时，见衙署内有一立石十分奇特，欣然大叫起来：“此足以当吾拜。”命左右为他换了官衣官帽，手握笏板跪倒便拜，尊称此石为“石丈”。米芾看中的奇石与阮籍、刘伶向往的美酒，是好东西那是个事实。但对于石头丝毫不感兴趣的人，对于滴酒不沾的人来说，奇石与美酒一点也勾不起他们的兴趣。换句话说，对他们来说无用得很，这就是价值判断。评价在于把握为我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的联系。评价的对象是为我之物，评价把握“我”（人）与“物”处于一定关系中所显现出来的物的功能。这种功能可以满足人的需要，那样“物”就有正价值；这种功能不合乎人的需要，那样“物”就具有的是负价值。美、善、有利、可爱等的正价值，都是对人来说的。没有“我”（人）的需要，也说谈不上美、善、有利、可爱等。
有了上述的理论分析后，下面复以象牙的个案为例来说明。阿拉伯人马素迪在访问东非（915）后说：“象在黑人土地（即非洲东海岸）上是极其普通的。不过它们都是野象，没有一个是畜于家的。本地人并不用它们作战，也不用它们做其他的事。他们猎象仅仅是为的是要杀它们。大象牙就是从此地取得的。大多数象牙都运到阿曼，再从阿曼转运到印度和中国。”[20]象牙对东非黑人没有丝毫的情感，因为对他们来说一点儿正价值也没有，但对中国人来说，那是可具有审美与功利双重价值的东西。在商周时代，大象是相当多的，到战国时期已稀见了。商代的妇好墓中，出土了三件象牙杯。《韩非子·说林上》记载：“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盛羹于土簋，则必犀玉之杯。”箕子见商纣王用了象牙筷子，心中很是不安。用了象箸就得有配套的杯子。盛羹不用陶土做的簋，得用犀牛角或玉做的杯子。箕子觉得很不安，以为如此奢侈只怕天下财物不足纣王一人使用。[21]《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象有齿以焚其身”的话，反面证实了对象牙制品的旺盛需求，导致了大象在那个时代的生存危机。《韩非子·解老》的记载也说明了这一点：“人希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人们已难以见到鲜活的大象，便从“死象之骨”去想象大象的活体了。因为“象骨”已被制成工艺品了，内中的图案是想象的依据。大体上说，在韩非生活的时代，黄河、淮河流域的大象数量已剧降，但国人以象牙制品作为炫耀财富的手段和显赫地位的标志，这一个传统心态并没因此而衰减。国内没有就从外面进口。《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地靠近海洋而进口的货物，“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22]。进口物品中象牙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持有象牙制品已成为等级身份的象征：“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23]笏是用来比划、指事用的，大臣要把有关的事情写在笏上，以便上朝面君时时用。笏，天子用美玉做的，诸侯用象牙做的。大夫是用竹做的，但上面得刻有鱼须的图案。士的笏也是用竹做的，然不能加文饰，保持本来面目就可以了。《礼记》成书于秦汉之际，书中所说的情况一直持续了下来，明代规定一至五品官员以象牙为笏。唐宋时期，象牙制品在民间得以广泛应用，或作生活用品，如用象牙制作的筷子、扇子、印章、梳子、插钗等；或作药品，如以象牙为配药的药方象牙散等。到宋代出现了“接象牙梳”，这是专门制作象牙梳子的作坊。[24]明清时代，象牙制品向艺术品的方向发展而去，以象牙为材料的镇纸、笔筒、手镯、球雕、人像等层出不穷，还出现了江南牙雕与广东牙雕的不同流派。雍正十二年（1734）有人以象牙席进贡，雍正发出“开奢靡之端”的感叹：“从前广东曾进象牙席，朕甚不取，以为不过偶然之进献，未曾降谕旨切警戒。今贡献者日多，大非朕意。以象牙编织为器，或如团扇之类，具体尚小。今制为卒席，则取材甚多，倍费人工，开奢靡之端矣。”[25]从以上列举的史实，雄辩地表明国人对象牙所具有美、善、有利、可爱等的正价值，已发掘到极其充分的地步。对公元10世纪的东非土著居民来说，那是一堆负价值的东西，只有贩卖到遥远的中国或印度，方是唯一的出路。一直到当今，如此巨大的差别依然存在着，丝毫没有弥合的征兆。到了21世纪，一些从非洲返国的人们中，有些人甘冒违法走私的风险，千方百计想把象牙制品带回国内。其被海关查获没收的情况，经常见诸媒体的报道。而偷猎大象的一些当地人，杀象取牙的目的就是为了出售给钟爱象牙制品的人们。对他们来说，象牙一点正价值也没有。
瓷器为“丝绸之路”的大宗物品而经久不衰，是同人们的价值判断分不开的。唐宋元时代，瓷器使由海上“丝绸之路”运销世界各国。元人汪大渊所著的《岛夷志略》一书中，涉及瓷器外销的处所达44个地方。来自东方的光润柔美的硬质陶瓷，为欧洲王公贵族以及上层社会所珍爱，瓷器的价值超过黄金，成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被欧洲人称为“强力王”的奥古斯特二世，时为萨克森王兼波兰国王，他对瓷器的钟爱同“石痴”米芾相类。他一生开支最大的，一是战争费用，二是购买瓷器的费用。据文献记载，1717年他以600名萨克森骑兵，换取普鲁士帝国威廉一世127件中国瓷器，价值相当德国旧银币27000塔里尔，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对瓷器的希冀，让他不考虑顾庞大军事开支的压力，拨400万马克作实验经费，令年轻的炼金术师伯特格尔从事制瓷试验，并把它当作国家的大事。在奥古斯特二世的重视下，在1709年研制出欧洲最早的瓷器，于1712年烧制出仿制中国瓷器的白色瓷器。瓷器的烧制成功，为奥古斯特二世增加了财政收入，带来了国家的繁荣。为了确保制瓷秘方不致泄露，奥古斯特二世以软禁的形式，将欧洲陶瓷发明人伯特格尔监督起来，勒令其建立迈森王室瓷器制作所。迈森王室瓷器的制作成功几乎震惊了整个欧洲，并逐步传至世界各地。1733年，奥古斯特二世逝世，给这个陷入财政紧缺的国家，留下了35798件精美的瓷器。在奥古斯特二世心目中，瓷器洁白、光滑、完美，蕴含着权力、美丽、命运、爱情。奥古斯特二世对瓷器的青睐，与前面讲到的，菲律宾民众对瓷器的珍视（不用时埋地下，节日时才取用）可谓异曲同工，瓷器对他们来说，有着美、善、有利、可爱等正价值。
总之，从事物发展的规律（必然性与偶然性）与人类的认知运动（人的认识中包含着评价）的角度，结合古代“丝绸之路”中的东西方物缘的具体情况，可以得出必做性与偶然性交会之际，缘分才能成这现实。物缘的产生是人的认庆与主观需求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点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1]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与物缘为内涵的五缘文化学说，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林其锬先生于1989年提出的。关于五缘文化学说的情况，详见林其锬：《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丛书总序》，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版。
[2]2009年，广东省在坐落于广东阳江海陵岛的十里银滩上，建设了一个建筑面积达19000多平方米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为目前世界罕见的大型水下考古博物馆。“南海一号”古船是尖头船，整艘商船长30.4米、宽9.8米，船身（不算桅杆）高约4米，排水量估计可达600吨。这艘古船从中国驶出，赴新加坡、印度等东南亚地区或中东地区进行海外贸易。古船船体保存相当完好，木质仍坚硬如新。沉船的出现对我国古代造船工艺、航海技术研究以及木质文物长久保存的研究，提供了典型的标本。“南海一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珍贵文化遗产，对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造船史、陶瓷史、航海史、对外贸易史等有着极为重要的科学价值。
[3]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264页。
[4]《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送郑尚书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版，第284页。
[5]李贽：《初潭集》卷十二《读书》叶廷珪条：“余嗜书，自肆业郡庠，牵丝入仕，四十年来未尝释卷，食以饴口，怠以为枕。士大夫有异书，无不借，借无不读，读无不终篇而后止。常恨无赀，不能尽传写，间作数十大册，择其可用者手抄之，名曰《海录》。”这是一位嗜书如命的文人，从李贽的记载来看，叶廷珪对海上交通以及货物贸易的情况是非常关注的。
[6]沈福传对汉代香料传入中国的情况后的有一很好的概述：“从西域传入的香料，有印度的胡椒和姜，阿拉伯沿岸的乳香，索马里的没药、芦荟、苏合香、安息香、北非的迷迭香，东非的紫檀等。这些大多制成香脂、香膏远销各地。运到中国后，不仅充作统治阶级奢侈生活中的装饰和薰香料，而且也供给日常生活中的照明、医疗之用。乳香在二千年中一直是应用极广的一种香脂，被用于薰香、照明、调料和活血定痛药。苏合，古代从金缕梅科野菜茉莉落叶乔木脂液中提炼，对开窍醒脑显有奇效，又能清热止痛，充当上等的防腐剂。”见《中西文化交流史》第63页。
[7]《泉州湾宋代沉船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10期。
[8]林其锬、吕良弼主编：《五缘文化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47页。
[9]林建华：《物缘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版，第32～35页。(https://www.daowen.com)
[10]分别见于《金瓶梅词话》第90回、《警世通言》卷26、《三宝太监西洋记》第46回、《西楼记》第19出、《金粉世家》第50回，内容不列举了。也有“无缘千里空奔走，有幸相逢咫尺间”这样的表述，见明代小说《玉娇梨》第17回。
[11]语见《庄子·田子方》：“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与！”
[12]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版，第58页。
[13]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版，第58页。
[14]雅各·德安科纳：《光明之城》第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该书记载了马可波罗之前，一位意大利籍的犹太商人冒险远航东方，目的地是中国的泉州，书中称为“光明之城”。
[15]张铁生：《从东非史上看东非关系》，《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16]林建华：《物缘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版，第25页。
[17]前面说到“缘分”，是讲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连结。其实“缘分”的范围不仅于此，它还是人和物、人和事之间的联系与连结。
[18]林建华：《物缘文化研究》，第179页。
[19]《晋书·刘伶传》。
[20]张铁生：《从东非史上看中非关系》，《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21]成都金沙江遗址出土了数百支象牙，以及大量由整支象牙切割成的短节、象牙柱、象牙片、象牙珠等。部分产自古蜀国南部，还有很大部分产于云南、贵州等地。该遗址的年代为商代晚期到春秋早期，约公元前1200年到前650年。
[22]1983年，广州象岗南越第二代王赵昧墓出土了5枚整支大象牙，经考证为非洲象牙。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经广州入口的。
[23]《礼记·玉藻》。
[24]《西湖老人繁胜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25]《清实录》卷142，第790而。中华书局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