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荆楚茶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刘少峰 何么莲
中国是“茶的祖国”，是茶树的起源地。中国古代人民最先发现了茶叶的功能，最先利用茶叶，并把茶叶和茶文化传播到世界。地处中部的荆楚大地，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孕育了茶圣陆羽，“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也在这里诞生。因此，探讨荆楚茶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荆楚茶文化源远流长，可上溯五千年。荆楚古人以茶为药或以茶为食的风俗产生于古老的母系社会，茶的药用价值最早记录出现在4000多年前我国最早的药书《神农本草经》中，书中写道：“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上古时，“茶”本作“荼”，汉代茶、荼二字并行。《诗经》《尔雅》皆见有荼、槚（茶）。原始社会以茶解毒，既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也合乎常理。神农氏，上古三皇之一，农业之神，因以火得王，又号炎帝。神农诞生于湖北随州厉山镇，在湖北发现了茶叶，翻开了我国数千年茶史的第一页。《淮南子·修务训》云：“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茶最初作为野菜食用，也是有可能的，直到今天，茶叶入肴仍不鲜见，方言以“吃茶”喻“吃饭”也是很普遍的。据《晏子春秋》记：“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卵、茗菜而已。”这说明，当时茶叶是煮来吃的。
湖北是茶叶的原产地之一。东汉的《桐君录》（撰人不详）所载“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当时的西阳就包括现今的红安县等地。湖北茶祖诸葛亮将襄州、荆州、峡州的茶种带到了云、贵、川，至今那儿的少数民族仍将茶树叫作“孔明树”。西晋陶潜的《续搜神记》载，晋武帝时（安徽）宜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早采为茶，迟采为茗。武昌山即当时武昌郡所辖的九宫山，秦精将在武昌山采的茗带回乡间为百姓治病，从而带动宜城茶叶生产的发展。晋·刘琨为并州刺史，其《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云：“前得安州干（原作乾）茶二斤，皆所需也，汝可信致之。”当时的安州，包括现今的安陆、应山、大悟、孝感、云梦、应城等。由此说明，晋时安州已产茶，并自给有余，正朝着商品化的方向发展。唐代陆羽的《茶经》云：“茶者，南方有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据考证，文中的巴山峡川，就是现在的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也就是说湖北西部在唐代就有原始大茶树。湖北地形多样，四季分明，山区层峦叠嶂，常年云雾缭绕，气候湿润，土壤中含有硒、锌等多种微量元素，十分适合茶叶生长。唐代的史料中有不少地方提到湖北江陵、南漳、鄂州等地盛产茶叶。
湖北一带对茶叶的加工和利用历史也较早。清代郝懿行在《证俗文》中指出：“茗饮之法，始见于汉末，而已萌芽于前汉。司马相如凡将篇有荈诧，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茶。”郝懿行认为饮茶始于东汉末，而萌芽于西汉。三国时魏人张楫的《广雅》云：“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三国时，茶开始以油茶汤的形式存在，湖北一带对茶叶的加工和饮用已有如此高的水准，确是难能可贵的。
唐朝时，湖北人陆羽撰写的《茶经》对世界茶史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是唐代茶文化昌盛的标志，其作者便是出生于湖北天门的茶圣陆羽。陆羽的《茶经》对我国茶产地及历史、饮茶器皿、饮茶方式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是中国茶叶科学的先驱。他将茶叶从物质需求提升到精神生活，形成了一套茶科学，并把儒释道的思想精髓、诗人的气质及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开创了中国茶文化的先河。因此，陆羽被后人尊称为“茶圣”，湖北也为中国和世界的茶史献上了一份礼物。《茶经》的问世，标志着茶文化整体上的成熟与发达，在茶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更验证了湖北在中国茶史中的地位。欧阳修在《新唐书·陆羽传》中说道：陆羽及其《茶经》传世，“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北宋诗人陈师道评价道：“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宋代梅尧臣留下了盛赞他的诗句：“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茶经》在15世纪就流传到国外，20世纪以来已被译成日、韩、英、法、俄、德等国文字，在世界上广为传播。1928年，《茶经》被编入英国大百科全书，英国茶学家在《茶叶制造》一书中说：“将茶叶冲泡作为饮品是有悠久历史的。第一部权威的茶叶书——《茶经》是中国陆羽的著作。”美国学者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写道：“陆羽著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当时中国农学家及世界有关从业者俱受其惠。”
唐朝湖北人陆羽的“茶德”理念确立之后，影响深远。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中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这一说法，被视为中国古代“茶德”说的滥觞，也是陆羽将饮茶这样一种日常生活内容明确提升到精神层面的一个标志，中国古代茶精神文化至此得以确立。陆羽为何会将“茶性俭”与能够自律的人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受到两位历史人物的启发，在《茶经·七之事》中，他引用了两本书上的记载。《晋中兴书》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常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馐必具。及安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晋书》载：“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燕饮，唯下七奠拌茶果而已。”陆羽自然早已深谙此意，所以，朴素的俭和自律的俭才成了他提倡的茶德的两个方面。陆羽说“最宜”，并不是说只有专一践行自律品德的人才能喝，而是大家都可以喝，仅是某些人最适合而已。陆羽以多年之力撰成《茶经》，极力提倡“煮茶”的品饮方式，就是希望人们通过参与这一过程，去感悟茶内敛淡泊的特性，获得一种对自律的道德自觉，使饮茶者均成为“精行俭德之人”。这或许才是陆羽的希望。晚唐的刘贞亮真正将“茶德”作为一个完整理念推出，他在撰写的《茶十德》一文中，提出饮茶十德：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这十德中，有六德与健康养生有直接关系；另有四德“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可以说是直接对应于儒家哲理的。“茶德”理念在唐宋时代传入日本和朝鲜，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得到发展。16世纪日本千利休提出的茶道基本精神“和、敬、清、寂”，本质上就是通过饮茶进行自我思想反省，在品茗的清寂中拂除内心的尘埃及彼此间的芥蒂，达到和敬的道德要求。而韩国茶礼中倡导的“清、敬、和、乐”，强调“中正”精神，也可以说是主张纯化人品德的中国茶德思想的延伸。中国的“茶德”理念给世界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源泉。
唐代时，荆楚制茶技术得到进一步提高。六朝以前，茶在南方的生产和饮用，已有一定发展，但北方饮者还不多。陆羽在《茶经·云之饮》中称：“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俞间，以为比屋之饮。”唐代中叶后，长江中下游茶区，不仅茶产量大幅度提高，就是制茶技术，也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晚唐杨晔的《膳夫经手录》记载：“圻水（注：浠水县和蕲春县原为圻水县）团黄、团饼薄，每片至百余斤，率不甚麄弱，其有露消者，片尤小，而味其美。”李肇《唐国史补》载：“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江陵有南木，圻州有圻门团黄。”西蕃赞普所珍藏的六种地方名茶，其中就有“此圻门者”一种。不过，唐代煮茶，往往要加盐、葱、姜、桂等佐料。
唐朝时，荆楚禅宗对饮茶之风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唐时，佛教兴起，寺僧以饮茶清思，打坐入静，修身养性，并于寺周围植茶，增加收入。据《李太白集·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叙》云：“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宗僧中孚云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掌，另为仙人掌茶，盖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者见）者，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师及青莲居士李白也。”李白对仙人掌茶的缘起、生态环境、采摘制造、功能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是研究湖北茶史的重要资料，至今为人们所传诵。中国人至少在唐或唐以前，就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佛教起源于印度，于东汉之际传入湖北，在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鄂州译经、襄阳奠基、玉泉立宗、荆州弘扬、禅起蕲黄”的弘法途径。黄梅是中国禅宗文化发源地，禅宗文化也由此滥觞，甚至有“佛教大事问黄梅”之说。四祖、五祖力求将佛教与中土传统文化协调融合，茶成为纽带之一，从而使唐朝茶文化与禅文化得以相融共济，饮茶之风波及全国。中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载：“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侠，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穷日竞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封演认为，禅宗促进了北方饮茶之风的形成。唐代开元以后，中国的“茶道”大行，饮茶之风弥漫朝野，“穷日竞夜”“遂成风俗”，且“流于塞外”。这是现存文献中对茶道的最早记载。唐吕温在《三月三茶宴序》中对茶宴的优雅气氛和品茶的美妙韵味，作了非常生动的描绘。
到了宋代，荆楚茶文化的发展更是日益繁荣。宋代改唐茶税，实行榷茶制，朝廷对茶叶实行专卖，侵民渔利，时有过取，引起了茶农对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景德年间，钱冶知圻水，“麻城茶场，岁增五倍”，民苦不堪命（《黄州府志》）。“鄂州官岁市茶五百万觔，君为转远使时，三司请益市一百万，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为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为病，纵不能减，奈何增之。天子为君许宽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虽宽十年不可也，争之不已，后卒为君罢之。”（《欧阳修集·斯立公墓志铭》）。不过，宋代茶业生产，在挫折中有所发展。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任夷陵县令时，曾写下“春秋楚国西偏境，陆羽茶经第一州”的诗句。王葆心主编的《罗田物产志》云：“吾县产茶起于唐代，大盛于宋代。”《续资治通鉴长编》及《文献通考》亦说，宋时曾在罗田“石桥铺立茶场，造贡茶。”沈括的《梦溪笔谈》对此也有详细记载，说：“石桥茶场是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买卖，凡制茶五十五万斤，卖钱三万贯左右。”据传，罗田县令给苏东坡寄了一包“香露茶”，东坡欣然作诗答谢：“妙供末香露，珍烹具大官。拣芽分雀舌，赐茗出龙团。晓日云淹暖，春风浴殿寒。聊将试道眼，莫作两般看。”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鳌铺”载：“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宋代始，茶就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宋承唐代饮茶之风，日益普及。(https://www.daowen.com)
明朝时，湖北茶业先盛后衰。明朝时期，我国茶叶生产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将龙团凤饼改进为“采芽以进”，开启了散茶的全盛时期。茶叶的杀青方式也由前朝的蒸青改为炒青，炒青绿茶的工艺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和推广，进而推动了饮茶法的转变，从过去的煮食变成沸水冲泡，也成为延续至今的饮茶方式。泡茶法大约始于中唐，南宋末至明朝初年，泡茶多用末茶。明初以后，泡茶用叶茶，流风至今。此时，湖北省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茶叶产区之一。《明史·食货志》载，产茶之所，湖北以弄昌为首，惟兴国最著。崇阳县西南“龙泉山产茶，味甘美，号龙泉茶。”“兴国（今阳新）大坡山产茶”，号坡山凤髓。《群芳谱》云：“太和山（今武当山）出骞林茶，初泡极苦涩，至三四泡，清香特异，人以为茶宝。”明·李教有“殷勤烧茶夜煎茶”之句。明朝湖北人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多次讲到茶的保健、药用价值，用拆字法说茶寿。茶寿，是108岁的一种说法。因“茶”字的草字头即双“十”，相加即“二十”，中间的“人”分开即为“八”；底部的“木”即“十”和“八”，相加即“十八”。中底部连在一起构成“八十八”，再加上字头的“二十”，一共是“一百零八”，故名。茶寿，是告诉人多饮茶，可延年益寿。钟祥在嘉靖皇帝之前，叫长寿县，位于大洪山南，是产茶的好地方，群众都饮茶，饮茶是长寿的一个极重要因素。现在，钟祥市是全国四个长寿县（市）之一。然而，在明正德后，随着明朝社会危机的加深，湖北省的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长期大规模战争使茶农不能正常进行茶叶生产，政府无暇关心茶运，对荆楚地区茶叶的发展带来沉重的打击，在战乱中茶文化的传播也困难重重。（参阅许婧先生的《湖北省茶文化发展历史研究》）
清代中叶以后，荆楚茶文化进入发达时期。《湖北通史·明清卷》：“湖北武昌府蒲圻县，水多山多田少，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茶叶生长。”
史料记载，崇阳、咸宁山区百姓，皆以茶为业，“筛茶之男工、拣茶之女工，日夜歌笑市中，声如雷、汗如雨”（注：同治《崇阳县志》卷3，物产）。《中国通史·第十一卷》也记载：“湖北羊楼洞一带，皖南建德、祁门，及江西等省，种茶制茶业，都因出口的增长而有很大发展。”同治二年（1863），“沙俄商人巴提耶夫，来汉经营茶叶，为减少中间环节，牟取暴利，前往崇阳大沙坪、蒲圻羊楼洞等地，开设茶庄，利用毛茶，制成茶砖出口。”（《崇阳县志》）年额茶税银二十五两。
汉口因茶而享誉全世界。湖北省作为国家出口砖茶和红茶的重要地区，茶叶对外贸易量大幅扩张，茶叶品种开始增多，荆楚茶叶开始了以出口为主的复兴：咸宁赤壁地区作为18世纪初期中国与俄罗斯茶业国际贸易的茶源，鄂南茶叶趋于繁荣；山西商人从湖北东南部收购茶叶，经水路和陆路运送到内蒙古；1861年，汉口变成了一个通商口岸，来自俄罗斯、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商人来到汉口收买茶叶，汉口茶叶市场开始形成。当时的汉口有全国最大、最早的砖茶机械厂，成为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茶叶基地。同时，湖北省茶叶生产、加工和贸易也逐渐形成规模。俄罗斯商人还在武汉市建了压制砖茶的工厂，并购买楼洞砖茶回去销售。冯天瑜先生说，1861年汉口开埠后，当时中国茶叶垄断了世界茶叶市场的86%，汉口输出的茶叶占国内茶叶出口总量的60%。早在1820年，西伯利亚总督波兰斯基对俄国商人说：“俄国需要中国丝织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棉花也差不多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汉口被中外商人叫作“茶叶港”，而俄国茶商们则习惯将汉口称之为“伟大的东方茶港”。这个东方茶港的得名，源自于122年前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与两湖总督张之洞的会见。汉口茶在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多块奖牌，美国人罗维廉博士在他的专著中有这样一句名言：“茶叶是汉口存在的唯一理由。”此话虽有偏颇，但确有道理。世界因茶而认识了大汉口，汉口因茶而享誉全世界。
“万里茶道”被喻为连通中俄两国商贸、友谊的“世纪动脉”。数百年前，茶马古道以羊楼洞为起点，顺长江至汉口，逆汉水至襄阳，再改水运为畜驮车拉至黄河，一路走东口（今河北张家口），一路走西口（今内蒙古包头）。东路砖茶往北入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再往北到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最后到达俄罗斯恰克图，从这里转口销往俄罗斯及欧洲。中俄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横跨亚欧大陆的国际商贸通道，起源于17世纪，全长1.3万千米。到18世纪，中国砖茶在俄国乃至整个欧洲，培养了固定而庞大的消费群，尤其是西伯利亚以肉奶为食的游牧民族，到了“宁可一日不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在俄边境城市恰克图，一块砖茶可以换一只羊。正因为如此，17世纪的这条“万里茶道”被喻为连通中俄两国商贸友谊的“世纪动脉”，俄国人称其为“伟大的中俄茶叶之路”。“万里茶道”在湖北境内沿线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资源，如茶行、茶山、茶碑、古道、桥梁、关隘、仓库、码头、洋行、会馆、教堂、银行等。武汉文史研究员张笃勤教授认为，“万里茶道”见证了中俄两国的民间友谊，俄罗斯茶商后代曾来汉口寻根。2013年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俄时提到历史上的中俄“万里茶道”，指其记录了两国繁盛的经济文化交流，并以此借古喻今，对两国间在新时期的合作共赢提出期望。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万里茶道”所承载的历史人文信息凸显了重要的文化价值，为新时期进一步实现中、蒙、俄乃至中欧沿线国家文化上的交流互鉴、经济互联互通注入了新的活力。
湖北在茶文化传播过程中曾处于枢纽地位。我国现代茶史研究专家朱自振先生认为：先秦时，中国茶的饮用和生产，主要流传于巴蜀一带。秦汉统一全国后，茶业随巴蜀与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强，尤其是茶叶的加工、种植，首先向东部和南部渐次传播开来。在汉以后的三国、西晋时代，随着荆楚茶业和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慢慢地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因此，从现存的茶史资料来看，在三国和西晋时，由于荆楚地区茶业的明显发展，巴蜀独冠我国茶坛的优势，似已不复存在。这些资料和上述观点是茶学界第一次将历史上荆楚茶业提高到了应有高度。三国两晋之后，茶业重心东移的趋势，更加明显化。宋朝后，全国气候由暖转寒，致使中国南方南部的茶业，较北部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并逐渐取代长江中下游茶区，成为宋朝茶业的重心。
荆楚茶文化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笔宝贵精神遗产。1000多年前，苏东坡被贬谪到湖北黄州，他把中国茶酒文化推到了一个新的化境，在多篇“茶诗”中，描绘了“茶文化者乃是大创造的灵泉”。后来英国人的“剑桥下午茶”“牛津茶杯”等“教授头脑风暴”，无不是苏氏茶文化化境的派生。“黄梅禅茶”因源于古代老祖、四祖、五祖寺中禅人所采煮的山茶，因而故名。五祖弘忍与韩国禅宗有密切的关联，那是因为新罗时期的净众无相禅师，也就是中国五百罗汉中第455位祖师。他不仅继承了五祖弘忍的法脉，提倡禅茶之法，并中兴了中国禅茶，从此成为韩国禅宗开山鼻祖，并把此禅风传播到世界。2016年10月15日上午，第十一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大会在湖北黄梅五祖寺盛大开幕，国际茶人代表、日本神户大学著名教授、心茶会会长仓泽行洋先生在发言中提到“日本的茶源就是中国的禅茶”，可见，中国禅宗和禅茶文化对日韩的影响之深远。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世界茶叶贸易标准，是英国人制定的，印度独立后由印度人继承。1729年，印度才有从中国带去的第一批茶种试种，采用了与当地野生品种嫁接的方式。到今天为止，印度的茶种、加工跟中国相比，都相差甚远。全世界除了中国外，其他国家只能生产红茶、绿茶，别的茶是无法生产的。了解这些历史和现状，对于我们加深对荆楚茶文化的认识，扩大荆楚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很有裨益。
茶真正的优势在于文化。茶是中国的根，是和平的象征，是人类健康的福音。一个人喝茶是和气、一家人喝茶是和睦、一个民族喝茶是和谐、一个世界喝茶是和平，茶在其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13年10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龙润茶·尚品”茶礼赠给出席峰会的领导人，以茶传礼，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以及共享繁荣的真挚愿望。博大精深的荆楚茶文化具有丰富的“茶德”思想，融合了中华民族儒释道精髓，因此，探寻荆楚茶文化的历史脉络，对于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共享人类文明成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孝昌县白沙镇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