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医德思想的发展历程
（一）医德思想的萌芽时期
从原始社会晚期到奴隶社会初中期，包括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和夏朝是中国古代医德思想的萌芽阶段。
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人们无法从本质上认清疾病，所以经常用神灵来解释和治疗某些疾病。后来，随着火的发明和使用，人们慢慢地掌握了一些治疗疾病的原始方法，比如热敷、火罐、包扎止血等方法，为了解毒，部分人也开始对各种野草野果进行尝试、验证。《帝王世纪·路史》中记载：“伏羲画八卦……百病之理得以类推，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亡。”《淮南子·修务训》中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从这些记载中就可以看出，在古代社会道德的影响下，早在原始社会时期，我国医学就以“以拯夭亡”“令民知所避”作为目的。“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等等都表明当时的医家具有勇于探索和自我牺牲的崇高医德，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医学的目的就是拯救生命。
（二）医德思想的形成时期
从奴隶社会末期到西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医德思想的形成阶段。
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并且分工呈现出专业化和具体化的特点，有了一些专门从事医疗活动的医生，同时对他们的医德也有了严格要求。《周礼·王宫冢宰》中记载：“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这说明对医家的考查不单单只讲技术，还有医德作风等因素。《素问·征四失论》中指出：“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内外相失，故时疑殆。”意思是说，医生不能取得十全的疗效，是因为在治病的时候不专心，没有把外在的病因和内在的病因结合起来。这些早期的记载都表明，医生行医必须认真负责、德才兼备。到了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更高的发展，这时候产生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分《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26篇，其中有许多关于医德方面的论述。《黄帝内经》的问世，确立了我国古代医学伦理体系的雏形，标志着我国传统医德的初步形成。其中，《素问·疏五过论》中指出了五种医疗行为与医疗态度的过失以及医生必须具备的四种德行，“五过”与“四德”紧密相连，“无过即有德，重德可疏过”。《灵枢·师传》主要论述了医生的责任和良心。此外，在这个时期，我国进入百家争鸣的时期，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也对医学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讲求仁学思想，儒家称医术为“仁术”。“医乃仁术”不仅体现医学人道主义精神，而且反映医学的社会职能和医生的职业道德特点。
（三）医德思想的发展时期(https://www.daowen.com)
东汉至宋代是中国古代医德思想的发展阶段。东汉名医张仲景和唐代名医孙思邈是医家的著名代表。
张仲景（150—219年），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南阳“五圣”[1]之一。他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国中医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经典，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来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医生的重视。他在《伤寒杂病论》中对医学的性质、宗旨、道德和发展进行了论述。《伤寒杂病论·序》中记载：“上以疗君亲之疾，中可保身长全，下以救贫贱之厄。”他指出救人应该不分贫贱富贵，要具备“精究方术”与“爱人知人”的精神，对当时医学界“不留神医药”而“竞逐荣势”“唯名利是务”的医疗作风进行了强烈谴责。此外，这一时期还有华佗、郭玉等医学大家，他们医术精湛，对患者关怀备至，医德高尚，被后人敬仰。
孙思邈，唐代著名医药学家、道士，被后人尊称为“药王”。唐朝建立后，孙思邈接受朝廷的邀请，与朝廷合作，开展医学活动，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孙思邈十分重视民间的医疗经验，不断走访，不断积累，及时记录，终于完成了他的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又称《千金要方》。《备急千金要方》共30卷，233门，合方论5300首，开卷便是《大医习业论》和《大医精诚论》，这两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从医的目的、医德品质、医患关系等伦理问题。《大医精诚论》中记载：“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其中明确主张医家必须具备精湛的医术和不畏权贵、不谈钱财的高尚医德。孙思邈是古今医德医术堪称一流的名家，尤其对医德的强调，被后世的习医、业医者传为佳话。《备急千金要方》是中国唐代医学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巨著，对后世医学道德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和贡献，并对日本、朝鲜医学的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日本于1974年成立千金要方研究所，重新精印南宋本《备急千金要方》，并誉之为“人类之至宝”，更为美国、德国以及东南亚各国学者和理论研究者所关注。
（四）医德思想的相对完善时期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医德思想的相对完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后期，医药实践进一步丰富了医德思想。
这一时期，医药学家们对孙思邈提出的医德思想进行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宋代的张杲（1149—1227年）广泛收集南宋以前的各种文史著作中有关医学的典故传说等资料，撰写了《医说》，全书共10卷，分49门，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载有大量医史人物传记和医学史料的书籍，该书发展和补充了孙思邈的医德思想。《医说》中有“医不贪色”“医以救人为中心”等篇，明确指出医生的职责就是救人。到了明代，我国的医德规范、医德教育、医德理论发展已日趋完善、成熟。名医陈实功（1555—1636年）提出了医德守则——《医家五戒十要》，其中记载：“凡病家大小贫富人等，请观者便可往之，勿得迟延厌弃，欲往而不往，不为平易。……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如此自无谤怨，信和为贵也。”医家不但要医术高明，而且要医德高尚、作风正派，对同道之士谨慎谦和，对上进青年能提携爱戴，对患者无论穷富贵贱都能一视同仁，实属难能可贵。他对古代的名利观念、医学保密、学习作风以及同行关系的处理等都有论述，对我国医德有了系统的总结。此外，宋、元、明、清时期还涌现出一大批道德高尚的医学家，如李杲、刘完素、朱震亨以及李时珍四人被誉为“金元四大家”。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医德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国从古代开始就十分重视医学伦理道德，我国古代医德思想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理论精深、日趋完善并自觉实践，不但为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后世树立了榜样，而且为世界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