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从2003年开始，我一直致力于河洛文化研究的组织工作，同时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也进行了一些河洛文化的研究工作。现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河洛文化与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与创新”课题已经完成，大家希望我写一个序。本来序应是对这课题提纲挈领的叙述，以引导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正文的内涵和精神。但纵观全书，作者已经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地叙述了他们的观点，如果我再来讲几句，很可能挂一漏万，而且有画蛇添足之嫌。所以，我就另辟蹊径，就这十余年从事河洛文化研究组织工作的感受写上几句。希望对大家深入理解本课题的三本专著有所帮助。
一、为什么这几年要开展河洛文化研究
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非常重视河洛文化研究，2003年10月罗豪才副主席在郑州参加第十八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时候提出：“要加强河洛文化研究，为两岸统一做贡献。”为了落实罗豪才的意见，2006年2月24日，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河洛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分散的、缺乏组织联系的研究，走向有计划和不断进行力量整合的阶段。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将主要发挥组织研究、信息服务、协调力量等方面的作用，通过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组织课题研究、编辑出版学术著作、开展咨询活动、普及河洛文化知识等方式，弘扬河洛文化“奋斗、进取、和合、厚德”的精神，同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志士仁人一起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促进海峡两岸的统一，为世界的繁荣、发展与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召开学术研讨会
召开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是深入研究河洛文化，扩大河洛文化影响的有效方法。这方面，洛阳市带了一个好头，1989年我们在洛阳市召开第一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后来又陆续举行了两届。
在罗豪才副主席提出加强河洛文化研究后，2004年10月我们在郑州市举办了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主题是“河洛文化的起源、传承与影响”；2006年在洛阳市举办了第五届，主题是“河洛文化与汉民族”；2007年10月在安阳市举办了第六届，主题是“河洛文化与殷商文明”；2008年在巩义市举办了第七届，主题是“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2009年在平顶山市举办了第八届，主题是“河洛文化与姓氏文化”；2010年在广州市举办了第九届，主题是“河洛文化与岭南文化”。河洛文化研究学术性会议跨过长江，走出河南，这是第一次。2011年在台北市举办了第十届，主题是“河洛文化与台湾文化”。河洛文化研究学术性会议走出大陆、越过海峡在台湾举办，这是第一次。2012年在赣州市举办了第十一届，主题是“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
数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吸引了海峡两岸众多专家学者参加，也有大量的海外华人参会，这对于宣传河洛文化，促进两岸的和平统一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关于河洛文化的课题研究
为了提高河洛文化的研究水平，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办公室的支持下，从2006年开始，我们进行了3次专题研究申报并获得了批准。
（一）2006～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河洛文化的起源、传承与影响。”经过3年的努力，主要成果为6本专著，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6本专著是《河图洛书探秘》（王永宽）、《中原移民简史》（任崇岳）、《图说河洛文化》（杨海中）、《河洛文化概论》（程有为）、《河洛文明探源》（李绍连）和《固始与闽台》（李乔）。
（二）2009年～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河洛文化与闽台关系研究。”预计成果为8本专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已出版了两部。8本专著是《河洛文化与客家优良传统》（刘加洪）、《河洛文化与赣鄱文化》（龚国光）、《河洛文化与赣南客家》（罗勇）、《河洛文化与周代礼乐文化》（杨海中）、《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汤漳平）、《闽台五缘简论》（何绵山）、《陈星聚评传》（任崇岳）和《客家水文化简论》（雷近芳）。鉴于陈星聚的研究资料主要是地方史志资料和台湾的淡新档案，为使更多的人了解陈星聚的事迹，我们还将出版《陈星聚档案资料汇编》一书。
（三）2012年～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河洛文化与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与创新。”预计成果将为3本专著，分别是《河洛文化对于华夏历史文明的影响》、《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和《中华法元起与传承——河洛文化法元素研究》。
四、从河洛文化研究谈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社会科学的发展对于我们社会的发展应该是非常必要的
社会科学包括很多方面，实际上是人类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何搞好市场经济，就必须对经济学的理论有所研究。对历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重复性，了解历史，对于我们现在的发展也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但是在我们国家，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来比较，对自然科学的重视要大大高于社会科学，这可以从政府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支持经费上看出来。现在河南省科技厅每年的科技三项经费已经达到上亿元，而对于社会科学的支持经费，还是几百万元。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即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所以在支持的力度上也不一样。
（二）社会科学的研究尚缺乏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
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都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因为只有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才能够在研究工作上有所“创新”。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对自然科学给予了比较宽松的工作环境，而为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环境就不是太宽松。新中国刚刚诞生的时候，我们受到苏联的影响，把社会科学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试图把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都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这样就使得社会科学的研究走上了一个比较僵化的轨道。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社会科学就是照搬苏联的东西。后来和苏联的关系出现裂痕，社会科学又成了为领导人的观点作注释的工具，只要有一条“最高指示”，就会出现一系列的文章，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科学怎么能够得到正常的发展呢？
（三）这些年来，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部分社会科学研究者又开始在社会科学市场化方面做文章，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来争取企业对于社会科学的支持
这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实际上，社会科学的市场化，也可能使得社会科学的研究庸俗。在社会科学研究上搞急功近利，要马上让研究成果有社会效益，进而最好马上就有经济效益。这实际上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忌，是万万使不得的。所以我以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主要还是需要政府的支持，或者是社会的捐助，而且这些捐助是以非赢利为目的的。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的发展才会比较健康。从这个视角看，目前流行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或者利用文化来为当地的旅游业或经济开发做“文章”等等，都是一种不恰当的提法，对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四）必须解决社会科学研究的功利性问题
很多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在近期是看不到什么效果的，对于这样的课题要不要研究，这就涉及社会科学的功利性问题。从历史上来看，很多社会科学研究的课题在当时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但是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有些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的作用不一定能够被同时代的人们理解，并由于得不到同时代的人的理解而放弃研究，对于人类社会进步来说，这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五）文化研究一定要尊重史实，不能够以论代史
所有的文化都是人类社会及历史沉淀的结果，因此要发展文化，必须追根溯源。这里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找到真正的源头。所以尊重历史就成为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虽然有《史记》，有《资治通鉴》，有“二十四史”这些典籍。也有翦伯赞、范文澜、白寿彝先生等编写的《中国通史》等，但是这些大作所依据的史实，不少是受到历代帝王及统治阶级的修正的，删除了很多对他们不利的历史事实。有些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样，就使得“通史”也不能够完全反映历史的事实。这不是翦伯赞、范文澜先生的无知、无能，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很多思想的禁锢已经破除，尊重历史就成为追根溯源的不二法门。而尊重历史的唯一途径就是尊重史实，也就是说，我们得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结论都是事出有据的，而不是无中生有、凭空想象的。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某些典籍都不可靠，那么如何找到真正的历史事实呢？由于现在很多历史密档已经解封，大量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已经为大陆学者所知晓。在掌握如此多资料的前提下，通过爬梳、对比等方法，找到历史的真相将不是很困难的。关键是我们要有一种平和心态，要有一种愿坐“冷板凳”的精神。我想，如果能够潜心研究，就一定能够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找到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本源。
（六）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够创新，才有文化的繁荣
当然，看清历史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繁荣和发展文化。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解放思想。中国的经济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是因为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才有了当前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才有了GDP为世界第二位的骄人业绩。经济的发展需要解放思想，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也是同样。清王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曾害怕被汉文化同化，因此在文化上采取保守主义，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还大兴“文字狱”，因此大大禁锢了文化的发展，使当时的大批知识分子只得走上“考据”的路子，有的很有才干的人甚至终生成了“书蠹”。因此解放思想，打破各种禁锢，敢于对某些固有的观念提出质疑，就是发展文化的必由之路。例如我们一直以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就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但是已故的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先生就指出，在鸦片战争爆发前20年，也就是清嘉庆帝死道光帝立的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总份额的32.9%，世界第一，领先于西欧核心12国（如英、法、德、奥、比、丹麦、荷兰）产出总和12个百分点，更遥遥领先于美国（1%）和日本（3%）。当时中国的经济是世界第一强国，怎么是“落后”呢？所以只有从这样的历史事实出发，来审视我们过去很多固有的观念，区分正确与错误，从中找到正确的东西，这样，文化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发展和繁荣。
上述这些粗浅的认识，既是我在河洛文化研究工作中的一些体会，也是我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五、结束语
河洛文化的集中研究已经持续了11个年头。在这个时期，我们从无到有，由浅入深。河洛文化的研究逐渐深入，河洛文化的影响也不断扩大，从豫到粤、赣、闽；从大陆到台湾。所幸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下，在海峡两岸广大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取得了上述的成果。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不断努力，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加重要的成果。现在呈现在诸位面前的三本专著就是丰硕“果篮”中的一个果实，让我们大家都来仔细地“品尝”吧！
陈义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