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与范仲淹忧乐观的产生
关于范仲淹忧乐观的探讨，学界已经有很多成果，比如朱红先生的《范仲淹的“忧乐”思想及其实践》[27]，杨德堂先生的《解读范仲淹忧乐观》、任崇岳先生的《心忧天下的范仲淹》、高秀昌先生的《论范仲淹的忧乐精神》、韩宇宏先生的《浅谈范仲淹的忧乐观》[28]，等等。这些论文着重探讨范仲淹忧乐观的内涵及其实践，而对范仲淹忧乐观产生的社会背景着墨不多，本节着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探讨范仲淹忧乐观产生的社会背景？第一，范仲淹的忧乐观不是个案，而是北宋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北宋出现了一批心忧天下的士大夫，比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等，范仲淹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短期内出现了这么多杰出人才，这其中的社会原因值得探究。第二，今天研究范仲淹的忧乐观，当然是为了弘扬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要弘扬一种道德、精神，就必须探究这种道德、精神产生的社会背景。
（一）平民士人兴起是范仲淹忧乐观产生的阶级基础
为什么以天下为己任、心忧天下的范仲淹出现在宋代而没有出现在唐代？因为唐代是门阀士族的天下。士族的地位代代相传，出身高门的士人无需付出太大的努力就可以获得很高的政治地位，而庶族寒士想进入政治中心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唐代实行科举制为下层士人上升打开了一扇门，但由于士族势力强大，以及科举制的不完善，上升通道还是相当狭窄的。也就是说，唐代的统治阶级士族还是一个比较封闭的集团，封闭的集团当然是缺乏活力的。
宋代就不一样了，一方面门阀士族在唐末农民起义中被消灭，从魏晋时期形成的士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另一方面，科举制在宋代得到了完善，科举取士名额逐年增加，科举制从此成为选官制度的主流方式。比如，唐代科举制度规定，考官在主持考试时，允许高级官员举荐考生，称为“公荐”。这种办法使官僚之间的请托、贿赂之风盛行，考官取舍时也就高下其手，科举容易被权贵所把持。考生中举之后，感恩于考官，称之为恩师或门师，自称为门生，官员之间容易形成一种门生故吏的宗派关系。为避免这种弊端，宋代废除“公荐”，礼部省试后还要进行殿试，录取之权由皇帝直接掌握，进士成为了天子门生。宋代还取消了“公卷”。唐代科举制规定，考生可以将平时所作的诗赋文章送礼部，以便考查，称为“纳公卷”。其本意是作为考试选拔时的参考，避免由一次考试决定考生命运的弊端。但这一制度在实行过程中弊大于利，考生往往假他人之手代作公卷，礼部录取时也可以偏私关系户。宋代废除公卷，以试卷作为录取的唯一标准。另外宋代科举考试还实行了“糊名”“誊录”等办法。唐代科考试卷不密封，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信息，考官都可以看到，便于作弊。宋代为防止作弊，便推行“糊名”法，即密封试卷。密封试卷后，为防止考官辨认考生的字迹，又实行誊录试卷法，即先将考生的试卷派人誊录一遍，然后将誊录后的试卷交考官评定。这些措施的实行，使科举制的公平性大大增加，给广大的寒门士人以宽广的上升通道，平民士大夫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史称：“时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钜公，皆由此选”，“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29]科举制的完善让广大的下层士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这就大大激发了士大夫阶层治国平天下的积极性和责任感，范仲淹的忧乐观正是这种责任感的表现。
从来不会有无缘无故的道德，北宋这种生机勃勃、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首先是人的解放所带来的。被门阀政治压抑了几百年的庶族士人、广大的“孤寒之士”终于翻身做了主人，由此迸发出的热情、创造力、责任感是空前的强大。宋代对社会下层的士人来说是充满机会和希望的时代，社会为他们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宋代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代士人做出了无愧于他们时代的贡献和成就。今天，我们要弘扬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心忧天下的高尚情操，我们就应该坚持改革，努力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为广大青年实现人生价值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成功的希望。
（二）儒学复兴是范仲淹忧乐观产生的文化环境
为什么以天下为己任、心忧天下的范仲淹出现在宋代而没有出现在唐代？因为南北朝隋唐是佛教的全盛期，佛教讲出世，讲虚无寂灭，不讲治国平天下。在唐代，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是割裂的，从事政治事业并非人生的最高理想，人生的终极理想不在孔子与“五经”，而必从佛教经典中去探求。宋代儒学复兴，宋学兴起，宋学的特点是把个人的心性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结合起来，宋学的目标在于重新发扬古代儒家之人生理想，使其与政治理想融会贯通。正如钱穆先生指出，宋儒“要把和尚寺里的宗教精神，正式转移到现实社会。要把清净寂灭究竟涅槃的最高出世观念，正式转变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传统人文中心的旧理想”，“范仲淹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是开这一时代新风气的标准人物”[30]。范仲淹的忧乐观是宋学精神的体现。
没有宋学的兴起，没有宋代文化的繁荣，就不会有范仲淹的忧乐观。关于宋代文化的兴盛，史家早有定论，陈寅恪先生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1]。邓广铭先生也认为，“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32]。那么宋代的文化为什么可以达到如此的高度呢？一种观点认为，宋代文化的兴盛，主要应归功于宋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特别是宋初统治者的“右文”政策。姚瀛艇先生主编《宋代文化史》即持这种观点，本书第一章即探讨了宋廷的右文政策，认为右文政策的内容包括：尊师重道，优礼儒士；网罗人才，选拔俊彦；勤奋好学，刻苦读书；大规模搜集、编纂图书等。[33]邓广铭先生不认可这种观点，他认为宋朝没有实行什么右文政策，所谓“重文轻武”也只是表面现象，问题的实质在于宋朝的皇帝把防范武将作为自己首要目标，“其所以把文臣的地位摆在同等级的武臣之上，则只是希望借此使其能够发生牵制的作用”。“至于所谓‘右文’，无非指扩大科举名额以及大量刻印书籍等类事体，我以为这也都是顺应当时社会发展所已经具备的条件，因势利便而做出来的，并非真有什么右文政策。”邓广铭先生认为文化事业的发展与衰落主要与封建王朝是否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有关，北宋王朝建立后，最高统治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消除割据势力，如何防范大臣篡夺皇权，如何抵御契丹政权的侵袭，如何防范朋党，这种种问题，“使得北宋最高统治者们实在没有余力再去对文化事业的各方面实行其专制主义。因此他们对于儒释道三家无所轻重于其间，对于思想、学术、艺术领域的各个流派，也一概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34]。也就是说宋朝文化的发展繁荣是文化上兼容并包政策的结果，尽管这种政策是由客观环境关系而被动实行的。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其实并不矛盾，相同处在于都认为宋朝文化发展有一个宽松的、自由的环境，分歧在于一方认为这种自由的环境是宋朝统治者有意为之，另一方认为这种宽松的氛围是当时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其实，任何一个大的历史事件的出现都是由主客观条件所共同决定的，没有必要把主客观因素对立起来。客观上宋代没有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条件，主观上宋朝统治者重视文化的发展也是事实。总之，宋代文化发展比较自由是大家的共识。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35]。正是在这种宽松、自由的环境下，宋学发展了起来。
疑古惑经之风就是宋代学术自由的一种表现。汉儒解读经典，严守家法，不敢越雷池一步，宋儒则全凭己意解经，不仅不守传统，甚至疑经改经，正是在这种思想解放的气氛中，宋儒才敢于糅合佛老，反求六经，创立并发展了新儒学。欧阳修著《易童子问》，对易经提出质疑，促进了学术上的自由探索，成为开风气之先的一代学者。范仲淹也重视对六经的探索，史称：“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36]，“公为学，好明经术。每道圣贤事业，辄跂耸勉慕，皆欲行之于己。自始仕，慨然有康济之志。凡所设施，必本于仁义，而将之以刚决，未尝为人屈挠”[37]。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也是在六经所蕴含的思想指导下开展的。范仲淹的忧乐观是对六经思想的新诠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与道德是统一的，做人与做学问是统一的。范仲淹的忧乐观与儒学的复兴，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发展繁荣分不开。而宋代学术文化的兴盛又离不开宽松、自由的学术发展环境。所以，要弘扬范仲淹的忧乐观，就必须实行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而不能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这方面反面的例子就是明清时期的政策，明清时期文化上的专制主义表现在文字狱和八股取士等方面。文字狱的危害不言而喻。严格而呆板的八股文是禁锢和僵化读书人思想的桎梏，“在两宋期内居于全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文化，硬是被明朝的文化专制主义给断送了。明末清初的顾亭林曾说八股文的祸害甚于秦之焚书，这确实是一句切中要害的至理名言”，“近今还常常有土八股、洋八股和党八股的出现，可见其毒害至今尚未清除净尽”[38]。如何创造更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促使学者做大学问、真学问，恢复知识与道德统一的优良传统，而不是著书只为稻粱谋，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三）君臣共治体制是范仲淹忧乐观产生的政治保障
为什么以天下为己任、心忧天下的范仲淹出现在宋代？因为宋代实行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为范仲淹施展政治抱负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李裕民先生指出：“这一体制是皇帝时代最民主的体制，它的特点是：皇帝和宰相的权利有所缩小，决策、议政圈子扩大，监督职能大大加强，士大夫的舆论监督（即公议）也能起一定的作用。”[39]共治体制在权力运作方面表现为皇权、相权、谏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其中相权和谏权由士大夫执掌，是士大夫政治主体性的表现。宋代的共治体制在宋仁宗时期运行处于最理想状态，这也正是范仲淹在政治上施展才华的时期。
共治体制的具体运行是这样的，皇权、相权、谏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其中皇权无为而治，不处理具体政事，而由宰相处理具体政事，为防止宰相专权，所以重谏权以牵制之。当相权与谏权发生矛盾时，皇权从中调节，不让某一方势力坐大，而是让双方处于大体均衡状态。同时，相权、谏权又对皇权形成一定的制约。在皇帝制度下，这种权力运行体制应该说是最理想的，它既保证了皇权的核心地位，又发挥了士大夫的积极性、主动性。宋仁宗朝共治体制运行最好，首先因为宋仁宗很开明，自己不专断，重用宰相和台谏，“委政大臣”[40]，“是非之论一付台谏”[41]，“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42]。当有人劝宋仁宗收揽权柄、威福归己时，宋仁宗说：“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如有不是，难于更改，不如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为不便，则台谏得言其失，于是改之为易矣。”[43]封建帝王能有如此理性的认识，实在是难得。皇帝重用宰相和台谏，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施展政治抱负提供了政治舞台。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是宽容的政治。台谏言事体现了士大夫的担当意识，但直言进谏难免会触怒皇帝，如果没有皇帝的宽容作保障，对犯龙鳞的台谏官痛下杀手，那无论什么样的担当意识也是不可持续的。宋仁宗在虚己纳谏方面表现突出，完全可以和唐太宗相媲美，对谏官也非常宽容。宋仁宗善于纳谏，表现在他多次主动求直言。康定元年，朝廷下诏：“悉许中外臣庶上封议朝政得失”，背景是“自范仲淹贬，禁中外越职言事。知谏院富弼因论日食，以谓应天变莫若通下情，愿降诏求直言，尽除越职之禁，于是上嘉纳焉”[44]。说明仁宗知错就改。皇祐四年，宋仁宗下诏：“昨为唐介显涉结附，合行降黜，亦虑言路或塞，寻与叙迁。尚恐言事之臣有所顾忌，御史台、谏院其务尽鲠直，以箴阙失。”[45]同年，仁宗对辅臣说：“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其下閤门、通进银台司、登闻理检院、进奏院，自今州县奏请及臣僚表疏，毋得辄有阻留。”[46]封建帝王不拒谏就已经很不错了，像宋仁宗这样渴求进谏是很难得的。
宋朝的士大夫对宋仁宗的宽容台谏官评价很高。范纯仁说：“仁宗皇帝开广言路，优容诤臣，执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以致太平日久，亿兆归心。”[47]吕中说：“盖仁祖不以天下之威权为纪纲，而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故其进退台谏公其选而重其权，优其迁而轻其责。非私之也，盖以立国之纪纲实寄于此。”[48]楼钥说：“臣观仁宗专以仁厚养天下而纪纲甚严者，最以言路之通也”；“崇奖直臣，妙选台谏，一言可取，断在必行”；“言者无罪，而主德益盛，此其所以为仁宗，虽唐太宗之听谏勿及也”[49]。在大臣看来，成就宋仁宗时期盛世的主要原因就是皇帝善于纳谏。
在这种宽容的政治背景下，宋仁宗朝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台谏官，比如范仲淹、孔道辅、欧阳修、王素、余靖、蔡襄、包拯、张升、唐介、赵抃、吴中复、马遵等，他们都以敢于言事为荣，以持禄固宠为耻。范仲淹三次犯颜直谏，三次被贬滴，但他无怨无悔，表示“持一节以自信，历三黜而无悔”，戏称三次贬滴为“三光”。正是在范仲淹等人的影响下，宋仁宗朝出现了一大批有气节的士大夫，仁宗朝的士风也是北宋最好的时期。南宋人文天祥盛赞宋仁宗朝，“国朝君子气节大振，有鱼头参政，有鹘击台谏，有铁面御史，军国之事无一不得言于君子”[50]。宋代士大夫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正是共治体制、宽容政治的产物。
为什么宋朝的政治会比较宽容？宋朝有“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祖宗家法，应是原因之一。北宋人吕大防说：“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51]南宋人史浩说：“诛戮大臣，秦汉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礼，列圣传心，迨仁宗而德化隆洽。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此祖宗家法也。”[52]“宽仁之法”对于国家政事及君主皆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使宋代的政治文化风气比较开放自由，这正是范仲淹忧乐观产生的政治保障。
总之，宋代是一个平民士大夫阶层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时代，是一个学术文化自由发展、儒学复兴的时代，是一个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宽容的时代。范仲淹的忧乐观正是在这些条件综合作用形成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范仲淹是圣贤级的历史人物，他的精神境界与他个人的素质和努力分不开，当然也与整个宋代的社会背景分不开。圣贤级别的人物可遇而不可求，但我们可以努力创造宽松、自由、民主、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为全社会道德状况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