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时期的医学和原始生命科学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古代文献，虽然主要是商朝统治阶层的占卜记录，但其中包含了殷商时期对人体结构和疾病认识的宝贵资料。殷墟（今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文共有10余万片，文字总数约4500个，已识者有2000多个。其中记载疾病的有323片、415辞。所载疾病的名称有20余种。如疾首、疾目、疾自、疾齿、疾腹、疾止、疾子及疾育等，主要按人体的不同部位记述。但有些疾病已能根据它的主要特征给以专门的病名，如癌、蛊及龋等。甲骨文的“蛊”（蛊）字，像虫在皿中。《说文解字》称：“蛊，腹中虫也。”用以表示腹中之寄生虫。“龋”（龋）字表示牙齿上的窟窿是因虫蛀引起的。甲骨文“龋”字的出现是我国医学史上较有意义的发现，它把《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所述及的龋齿提前了1000多年，比埃及、希腊和印度等文明古国的类似记载也要早700～1000年。
甲骨文中有些疾病是根据生理功能失常命名的。如“口疾言”，是说由于咽喉有病而引起的语言障碍或发音困难。还有一些关于疾病症状的描述，如耳鸣、下痢和失眠等。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疾年”“雨疾”及“降疾”等的记载。“疾年”指多疾之年。“雨疾”和“降疾”表示像降雨一样，一次就有许多人染病。这可能是对流行病的最早记录。而甲骨文中有形状像心脏的字，很可能是中医学对脏腑的最早认识。
甲骨文的上述记载有助于人们对殷商时期疾病史的研究。但占卜问病的只限于奴隶主及其家属近臣，难以说明广大奴隶和平民的疾病情况，因此，以上资料还远不能反映商代疾病知识的全部。
周族是一个以农为主的农耕民族，在植物占筮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占筮为手段的《周易》巫文化体系。其中的阴阳和八卦理论对医药及卫生的影响最为深远，还涉及疾病治疗、整体观念及防微杜渐等观点和卫生保健知识。
阴阳学说是古人用来说明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理论，是认识事物和掌握事物发展规律的一种思想方法和说理工具。它主要包括2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反映阴阳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动力，二是提出阴阳是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古人从日月星辰的运行和寒往暑来的变迁，以及日常的生活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任何事物都离不开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人体也是如此。阴阳双方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又相互转化、运动发展；阴阳既矛盾，又统一；而且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五行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书中记载：“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五行学说认为，这5种物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表现为相生相克的规律，并以此来说明事物的内在联系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相生与相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生”，就没有事物的产生和成长；没有“克”，就不能维持协调下的变化和发展。不仅如此，事物是复杂多变的，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相反相成。只有这样，才能使事物内部或事物与事物之间保持相对的平衡，从而不断地进步和发展。阴阳五行学说与医学的结合反映了中国医学古朴的辩证唯物思想。
（一）病因学说
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春秋时秦国名医医和为晋侯诊病时提出了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病因论，开创了中医外感病因学说的先河，是后世“六淫”病因论之滥觞。公元前54年，晋侯有疾，“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从医和的这段议论中可以看出：第一，以四时、五节及六气等季节气候的剧烈变化作为病因概念已经形成。第二，从阳淫热疾、阴淫寒疾的记载来分析，说明“阳盛则热，阴盛则寒”的病理学说也已基本明确。而“风淫末疾，雨淫腹疾”的说法，则与后世风病四肢痛、湿病有腹泻的理论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第三，关于五味、五色及五声的概念也给后世诊断学及药理学以一定的启示。第四，表明鬼神致病说已开始动摇。
（二）药物知识的积累
周代药物品种不断增多，用药经验日益丰富，在现存的先秦文献《周礼》《诗经》及《山海经》等书中都可见到不少与药物有关的资料。《周礼·天官》载有“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据汉·郑玄注：“五药，草木虫石谷也。”这可能是对药物进行的初步分类归纳。在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旁涉药物的书籍是《诗经》。该书收录了许多动、植物，其中不少后世用为药物，仅此类植物就达50余种。另外，对一些植物的采集、产地和食用效果，在原文及注中也有简明叙述。例如，“七月蟋蟀”“八月断壶”（葫芦）指明了采集季节；“中谷有蓷（益母草）”是说明植物的产地；而“食其（芣苢，即车前草）实，宜子孙”，则是关于服用效果的记载。对于所载的大部分动、植物，该书虽未明确指出可用于治病，但其中百余种为后世本草著作所收录。还有少量植物在当时可能已供药用，如《毛传》于“采艾”下云“艾所以疗疾”，于“芣苢”下云“宜怀任（妊）”等，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药物的认识和经验。
《山海经》是记载有大量药物的早期文献，关于该书所收药物的种类，各家说法不一。一般认为共126种，包括动物药67种，植物药52种，矿物药3种，水类1种，另有不详类属者3种。从其功用来看，可分为补药、种子药、避孕药、预防药、美容药、毒药、解毒药、杀虫药、醒神药和治牲畜病药等。《山海经》里所收药物可用于治疗内、外、妇、五官及皮肤等数十种疾病。大多是一药治一病，但亦有14种药物为一药二治，如虎蛟治肿也治痔，肥遗治疠也能杀虫等。这在药物的研究与使用上无疑是一个进步。其使用方法大致可分为内服和外用两大类。内服中有“服”有“食”，外用包括佩带、沐浴、坐卧和涂抹等法。特别是所收药物中有60多种用于预防，这对探讨当时预防医学思想的兴起是值得重视的佐证。但书中的大部分药物后世多无法考证，更不见临床应用。
（三）医疗实践与卫生保健(https://www.daowen.com)
在临证治疗方面，食养、药疗、酒剂及针刺火灸等在商周时期已广泛使用。《周礼·天官》尝谓“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又说：“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背，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据郑玄注：“五药之有毒者……合黄堥，置石胆、丹砂、雄黄、礜石、慈石于其中，烧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鸡羽扫取之，以注创，恶肉破骨则尽出。”可见当时使用的药物除了包括各种味觉的食物和专以疗病的众多药物外，还有专以疗疡的外用腐蚀药。这可能是我国使用化学药物的最早记录。至于针刺火灸，甲骨文中有用砭法除病，用按摩疗腹疾，以及用艾灸治病和止痛等文字。人们从有关砭石的记载、《黄帝内经》时代针灸术的进步及其在医疗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推断，我国的奴隶社会应用针、砭治病已具有一定的基础。以上全部内容中包含了中医的内治与外治两种基本治法。
夏商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实践的丰富，人们已经提倡讲究卫生，并在认识和实践两方面都有所建树。
在个人卫生方面，人们已有洗脸、洗手、洗脚、沐浴和洗涤食具等卫生习惯，甲骨文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1935年在殷墟（河南安阳）的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壶、盂、勺、盘、陶槎和头梳等全套盥洗用具。周代，人们更知定期沐浴，认识到“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的医疗意义，把沐浴用作一种卫生方法。《礼记》更是要求人们养成饭前洗手、用餐时不对面说话、不剩饭及不随地吐痰等日常卫生习惯，提出了“疾病，内外皆埽……彻亵衣，加新衣”的主张。
在环境卫生方面，相传黄帝时代已有水井，夏代更有“伯益作井”的说法。在距今5500—5800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发掘了我国最早的水井。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易县及北京陶然亭等地发现了2000多年前燕国的井壁遗物——甃。全国各地发掘的秦汉水井不可胜数。水井的使用对搞好饮食卫生大有裨益，但必须经常保持清洁。《管子》曾明确提出春季要挖除井中的积垢淤泥，换以新水（即“杼井易水”），并疏通沟渠，排出积水。
（四）医事制度
夏末商初，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各行各业日益趋向专业化。当时秦国已有医和和医缓等著名专职医生。随着医疗工作的专业化和巫术迷信的日趋衰落，医学得以摆脱巫术的羁绊，从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周代医术较殷商时期已有显著的进步，文化学术告集于王官。医政制度俨然确立。从《周礼·天官》所涉及内容看，宫廷医生不仅已有食医、疾医、疡医及兽医之分，而且还建立了一整套医政组织和医疗考核制度，如根据医生全年医疗成绩的优劣制订他们的级别和俸禄。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对病历记录及死因报告已予以重视。《周礼》载有：“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这表明当时已建立了记录治疗经过的病历。对于死者，还要求作出死亡原因的报告。这些都是医学史上很有进步意义的措施。
专职医生的出现与医事制度的建立反映了当时医学发展的水平，同时也有利于医药经验的积累、整理、总结与交流，并进一步促进了对疾病的认识和医疗技术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