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色情小说与翻译研究
——关于《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及其他

前哈佛东亚系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韩南先生（Patrick Hanan，1927—2014）2014年4月27日去世，同年9月12日，哈佛东亚系及哈佛燕京学社联合举行追思会，我路远无法参加，发去短信，请人代读：“今年2至6月，我在北京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专题课，涉及海外中国研究的贡献，专门讨论了韩南先生。这既是基于学术史判断，也缘于友情，以及某种不祥的预感。课讲完了，轮到研究生讨论，时间定在5月8日。上课那天，发言的两位研究生表情异常严肃，将课程报告做成了学术纪念会，向刚刚去世的韩南先生致敬。正因为带着很大的敬意与热情，这两位同学当初的报告以及期末提交的论文，都出乎意料地好。从1990年在《人民日报》上为韩南的《中国白话小说史》撰写书评起，二十多年间，我一直关注韩南先生的研究与著述。只不过，双方都习惯于‘君子之交淡如水’，真正见面请教的机会其实极少。让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韩南先生的工作不仅赢得了我们这一辈学者的尊敬，也能被下一辈学者欣然接纳与传扬。”^[1]今天再一次讲授韩南，因疫情阻隔，改为线上教学，反而可以说得更仔细些。

一、如何被中国读者接纳

在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史料与阐释》第三期中，有《韩南纪念文集》，收录李欧梵、伊维德、白芝、大木康、陈平原、商伟等发言及文章共二十四则。其中哈佛大学终身荣誉教授伊维德（Wilt L. Idema）的发言中有这么一段：“光看帕特的著作就会发现他是个一丝不苟的作家，不仅对基本的原始材料了如指掌，还能凭借独到的批判眼光和扎实的功底吸收二手研究成果。他把自己的研究范围严格限定在同一个文类里——那就是传统白话小说——并且关注该文类在一个整个世纪里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此后各阶段的研究大都得益于对早期传统的熟稔。在英语世界，没有哪个现代学者能如此清楚地了解从《金瓶梅》《平妖传》到传教士作品和傅兰雅的小说大赛这一整个传统白话小说的发展过程，也没有哪个现代学者能如此充分地掌握原始材料以及传统白话短篇小说的兴衰由来。把他的著作译成中文是理所当然的事。我很希望看到他在1973年完成的《中国短篇小说：年代、作者、作品研究》（The Chinese Short Story：Studies in Dating，Authorship，and Composition）能尽快翻译出版，我一直觉得这本书是研究早期话本必读的基础性著作，其清晰的论证方法任何人都能读懂。”^[2]

我赞成伊维德先生的见解，以韩南著述之精彩，“把他的著作译成中文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不仅《中国短篇小说：年代、作者、作品研究》早就被译成中文，韩南的主要著作基本上都译成中文了，这在海外汉学家中是不多见的。据段怀清《韩南著述目录简编》，作为学者及翻译家的韩南，有英文著述（包括单篇文章）二十三种，英译中国小说八册；至于其著述（包括单篇文章）被翻译成中文的，共十四种^[3]。70年代，台湾学界开始译介韩南的论著；80年代以后，大陆学界急起直追，这与韩南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987—1996）不无关系。这里丝毫没有讥讽的意思，而是想指出，韩南性格内敛，温文尔雅，若非特殊的位置，不会那么广受关注。

198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对其时中国学者的冲击，我记忆犹新。其中收录张隆溪译《鲁迅小说的技巧》，更是让中国学者大开眼界。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徐朔方编选校阅、沈亨寿等译《金瓶梅西方论文集》，开篇就是韩南的《〈金瓶梅〉探源》。几乎从一开始，中国学界接纳韩南，就是兼及古代与现代。不算单篇论文，韩南译成中文的著作有以下六种：

1．韩南著、王秋桂等译：《韩南中国古典小说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

2．韩南著、尹慧珉译：《中国白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3．韩南著，王青平、曾虹译：《中国短篇小说》，（台北）“国立”编译馆，1997年（The Chinese Short Story；studies in dating，authorship，and compos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4．韩南著、王秋桂等译：《韩南中国小说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5．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增订版］，2010年（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Essay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

6．韩南著、杨光辉译：《创造李渔》，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The Invention of Li Yu，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

1979年联经版《韩南中国古典小说论集》收文七篇，2008年北大版《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纳入我主编的“文学史研究丛书”，收文十四篇。后者之所以取消“古典”二字，因包含《白话翻译小说的第二个阶段》和大名鼎鼎的《鲁迅小说的技巧》^[4]。书稿很整齐，版权又是作者亲自交涉，交给北大出版社后，我就不再过问了。等拿到样书，才发现缺少原作者序言——在他是一贯的低调，在我则大意失荆州。好在每篇文章都加注了初刊及译本出处，读者很容易了解他与国内外学界的对话关系。

反而是2004年版《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没有为每篇文章注明出处，实在可惜。这一点，2010年增订版的《译者后记》做了说明：初版九章中，《〈风月梦〉与烟粉小说》《中国19世纪的传教士小说》《新小说前的新小说》此前有英文刊本，“除了这三篇以外，《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初版中的其他论文均属首次发表，甚至比韩南先生英文原作的发表时间还要早”^[5]。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书中《论第一部汉译小说》最初在2000年8月北大召开的“晚明与晚清”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收入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

二十年前，我曾撰写《中国学家的小说史研究——以中国人的接受为中心》，称以前我们对国外学界了解甚少，接纳严重滞后，改革开放后逐渐摸索，现已“能够较为准确地判断海外中国学的高低优劣，并在原著出版后不久（五年左右）推出中译本，这证明中国的学术界毕竟有了长足的进步”^[6]。没曾想，到了韩南晚年，《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竟然可以同年刊行英文版和中文版——后者甚至在2010年推出了增订版。可以这么说，今天关注韩南小说史研究的，中国学界占主导地位。这对于毕生从事中国小说研究的汉学家来说，应该说是莫大的欣慰与荣耀。

二、说书人与叙述者

我与韩南先生见面较晚，但读他的书，甚至为其撰写书评，却在此前十年。1989年韩南的《中国白话小说》中译本刊行，我在1990年9月2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书评，题为《说书人与叙述者——读〈中国白话小说史〉随想》，大意如下：

20世纪以前的中国白话短篇小说，历来不大为学者所重视。这可能跟以下两种论调有关：一是胡适在《论短篇小说》中指出的，“白话的短篇小说，发达不久，便中止了”^[7]；二是郑振铎在《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中提及的，此类小说承袭说书风格，关键“在讲述而不在于著作”^[8]。这两种说法合起来，使学界满足于区分所谓的“话本”与“拟话本”，而对“三言二拍”以后的作品大都不屑一顾。于是，中国小说史也就成了“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这么一个体裁进化的序列。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韩南所著《中国白话小说史》中译本的出版，或许有利于纠正这种偏向。从1967年的《早期的中国短篇小说》，到1973年的《中国短篇小说：年代、作者与作法研究》，再到1981年的《中国白话小说史》，韩南一直致力于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研究：一、引进“叙述者”这个概念，反对将早期白话小说与口头文学混同起来，摒弃学界盛行的“话本”与“拟话本”二分法；二、主张“中国的短篇小说有其清晰的向来未受人重视的历史”，并非只是凝定不变或越变越酸腐说教。这一学术思路，在《中国白话小说史》中得到最为明显的表露，也取得了较令人满意的成绩。

以往学界强调中国白话小说承袭说书风格，多从发生学角度追踪说书风格是如何进入小说创作，而不是小说创作如何逐步摆脱说书风格。于是，关于说书人的家数、说书艺人的生平、说书体制的确立及其演变，成了小说史研究界的热门话题。韩南也不否认对说书人的模仿是中国白话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并将这一模仿概括为：“把故事说得非常明白显露，假设向听众提问，和听众相互交谈，换用各种不同的语气，每件作品的风格都相对统一。”^[9]只是照韩南的思路，这些都还只限于“叙述者层次”，白话小说的发展还牵涉“风格层次”“结构层次”“语音层次”等；即使限于“叙述者层次”，由于文人介入创作过程，也由于“文言文学向白话文学的扩展”，小说中的叙述者实际上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至于绝大部分白话小说仍沿用说书人口吻，那只是表面现象，不能说明其叙事方式不曾发生变化。随着早先“带普遍性的叙述者”逐渐为“有个性的叙述者”所取代，作家有可能借助于叙述者来调节其与人物故事之间的关系，体现其审美意向。当然其间有利有弊（如凌濛初小说中的叙述者是个性化的，可人物却趋于一般化），可毕竟为艺术的多样化发展开辟了道路。

从故事情节看，白话短篇小说家确实没多大出息，不外在原有的口头传说或文言小说上，再做一些改造加工。难怪好多学者做完本事考辨，为每篇小说找到“娘家”后就不耐烦再弄下去了。韩南则相当器重这些不大起眼的“改造加工”，因为在他看来，好作家好作品都并非“横空出世”，总是“在传统常见的类型上加上了自己的特色”。正是这特色体现了作家的追求，也决定了其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在众多可能出现的特色中，韩南论述最为成功的是叙述者的变化。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可能获得完全不同的艺术效果。叙述者作为作者与读者的中介，其叙述语调、倾向性与可信赖程度，蕴涵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若着眼于“叙述者”而不是“故事情节”，则冯梦龙、凌濛初不同于不知名的早期白话小说家，李渔又与冯、凌二氏有别，而艾衲的《豆棚闲话》则“标志着和中国白话小说本身的基本模式和方法的决裂”^[10]。所有这些，无疑都值得认真研究。找到了“叙述者变迁”这个观察角度，韩南方才能发前人所未言，肯定艾衲等人在小说发展史上的贡献（这绝不只是搜遗钩沉），并借以重新勾勒中国白话小说的发展线索。

作为一位美国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小说时，很难不受本国小说理论发展的影响。这既是其长处——提供中国学者所不具备的新视角，又可能是陷阱——弄不好削足适履，强使中国小说为本国小说理论作证。韩南在设计该书的研究框架时，无疑借鉴了从卢伯克《小说技巧》、弗莱《批评的解剖》、瓦特《小说的兴起》，到布斯《小说修辞学》等诸家著述；可贵的是，在具体操作时，作者非常注意掌握分寸，避免用19世纪以后西方小说的叙事技巧来苛求或硬套15、16世纪的中国小说。叙事学理论是当今西方学界最引人注目的批评方法之一，有一整套概念术语及操作规则，大大超过了20世纪以前中国白话小说的理论承受力。韩南实际上主要抓住带普遍适应性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关系来展开论述，这种简化理论设计的处理方式，我以为是可取的。因为，对于文学史家来说，最困难的很可能不是对某一理论模式的选择，而是在如何选择中进行转换，使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能得心应手，而不至于由于理论与对象之间的距离显得僵硬粗疏。

其次，白话小说的发展不只是叙述者的演变，韩南尽管把“叙述者层次”作为该书展开论述的主要角度，但绝不是唯一的角度。在构建该书的理论框架时，他“有意识地调和各家学说”，区分小说分析的十个不同层次（如叙述者层次、风格层次等），并以之作为剖析一部叙事作品的基本方法^[11]。对不同作家作品，韩南根据其特点侧重某一层次的分析；在注重叙述者层次分析时，又强调其与其他层次的沟通。比如，分析凌濛初小说中叙述者的个性化时，指出“这些特点是由于凌濛初小说的主调是喜剧和讽刺”；分析《豆棚闲话》中出现背景叙述者与前台叙述者的分别，是因为小说的重心已从对故事的讲述转向对故事的解释^[12]。这些阐释都有利于读者对小说的阅读和理解，而不是单纯的技术性炫耀。作为一种理论尺度，以复杂多变的“叙述者”，取代统一单调的“说话人”，可以使人们对中国白话小说的理解大为加深：在表面的说书风格长期滞留中，实际上有过若干艺术家的探险，而且并非毫无成效，古代小说家并不像以往人们想象的那么缺乏创新意识。

最后，在国外汉学家中，韩南以兼长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著称。灵活的思辨与严谨的学风，在这部著作中同样得到体现。对早期短篇小说的年代确认，对《醒世恒言》作者的考辨，都可见作者的学术功力（参阅作者的《中国短篇小说：年代、作者与作法研究》）。而该书之所以考证不陷于琐碎，分析不流于空泛，与作者的兼治二者大有关系。这种治学路向，或许正是国内不少学者所缺乏的。

如果说对该书有什么不满足的话，主要还不在于十个层次的分析方法未能贯彻全书，而是作者没有正面回答半个多世纪前胡适的挑战：为什么中国白话短篇小说17世纪以后迅速衰落；或者如该书所称的，艾衲的变革为什么不为后世作家所继承？章回小说、文言小说在20世纪的中国，被挤到小说界的边缘，那是因为西方近代小说的冲击；而白话短篇小说的衰落早在此之前，是什么原因促成的？是社会变迁还是小说体制自身的缺陷？作为一部以白话短篇小说变迁为对象的研究专著，不涉及这问题未免可惜。因为，在我看来，一种体裁的衰落，与其兴起一样，潜藏着制约规定其发展路向的某种特质。可惜人们往往注意了后者，而不恰当地忽略了前者^[13]。

上述写于三十年前的书评，其基本立论今天看来依旧成立。据说韩南先生对此文相当欣赏，认为评价中肯。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社长，韩南向北大提议让我去哈佛进修一年；校方认为有更合适的人选，这位绅士也就不再坚持了。回美国后，韩南多次深表惋惜，可从未跟我提及此事。

报纸书评篇幅有限，只能点到为止。当然，另外也可藏拙。比如括号里的“参阅作者的《中国短篇小说：年代、作者与作法研究》”，当初我并未读到完整的英文或中文版。尹慧珉在《中国白话小说史》的《译者说明》中提及此即将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刊行的大著，称“《中国白话小说史》则是在前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各时期、各作者的风格特色以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史中各层次的发展规律，对有些篇章重点地作了深入探讨”。其实，王青平、曾虹译《中国短篇小说》1997年才由台北的“国立”编译馆刊行。我当初读到的，仅有刊登在《明清小说研究》第三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4月）上的《中国短篇小说研究：时期、作者、作法》（之一），以及1979年台北联经版《韩南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中的《早期的中国短篇小说》。借助此二文，我大致了解韩南此书的研究思路及理论模型，但不敢细说，深怕说多了露怯。日后读韩南《中国短篇小说》，对其透过严谨的考据，“发掘早期白话小说史，主要的是系统地找出这些小说可靠的写作年代，同时也要弄清楚小说的作者、写作地点和如何写作的问题”^[14]，深感敬佩，并庆幸自己当初发言谨慎，没有大言欺世。

有一点本该更为关注，可惜我错过了，那就是李渔这一章。受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启发，我也曾对李渔产生浓厚兴趣。作为才华横溢的文人，李渔著述多样（如理论著作《闲情偶寄》，剧本《笠翁十种曲》，短篇小说集《无声戏》《十二楼》，还有诗文集等），且基本上都保存下来了。别的作家也会谈写作宗旨，但大都端着架子；不像李渔将文人生活的正面、侧面与背面，连同出版的经过、演出之艰辛以及打秋风的尴尬，全都写下来了。要想理解或解剖中国古代文人生活，这是个极为精彩的案例。更重要的是，那种喜剧精神、享乐主义以及审美的生活态度，在中国十分难得^[15]。为什么当初我没有更多关注这一章，因此书谈论的是短篇小说，只涉及《无声戏》和《十二楼》，而没有讨论到那部备受争议的长篇小说《肉蒲团》。没想到这只是铺垫，日后韩南将与李渔展开更为深入的对话。就在英文版《中国白话小说史》刊行七年后，韩南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刊行《创造李渔》（The Invention of Li Yu，1988）；又过了两年，英译本《肉蒲团》（1990）及《无声戏》（1990）出版；再过两年，又从《十二楼》中选译了《夏宜楼》等六篇（1992）。可以这么说，李渔之进入欧美读者及学界，韩南厥功至伟。

三、从《金瓶梅》到《肉蒲团》

韩南1960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以《金瓶梅》研究论文获博士学位，现收入《韩南中国小说论集》中的《〈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金瓶梅〉探源》二文，便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后者尤其显示其治学风格，那就是兼及考证功力与理论修养，徐朔方编选《金瓶梅西方论文集》将其放在第一位，不是没有道理的。《金瓶梅》从《水浒传》说起，这点众所周知；韩南长文分节钩稽其与白话短篇小说、文言短篇小说、宋史、戏曲、清曲、说唱文学的联系，这与中国学者的研究路数比较接近。可在“结论”部分，韩南强调“重要的不是引用本身，而是它的性质和目的”。具体到《金瓶梅》的引用，韩南强调以下几点：“作者仰仗过去文学经验的程度远胜于他自己的个人观察”；“引文包括明代文学的全部领域”；“内在的一致性是小说的又一特征”^[16]。这种带有欧洲汉学特色，而又浸染美国学术风格的治学路数，跟他所受教育及工作环境有密切关系。无论《中国短篇小说》还是《中国白话小说史》，令人眼花缭乱的考证只是技术手段，背后的理论预设才最为关键。李欧梵在《韩南教授的治学和为人》中提及，“但令我最吃惊的是：韩南教授对于西方文学理论——特别是法国的‘叙事学’——十分精通，却深藏不露，最近在讨论翻译理论时，他又不慌不忙地说：‘我看了不少理论的书，觉得……’”^[17]这种深研理论但从不炫耀、所有著述仍以资料丰赡考证精微见长的治学风格，在美国学界独树一帜。

《金瓶梅》有很多色情描写，不用提醒，所有读者都明白。但另一方面，“《金瓶梅》和中国早期的色情传统有关，这一点以前从未提及”。在《〈金瓶梅〉探源》中，韩南特别指出《金瓶梅》与文言色情短篇小说《如意君传》的联系，尤其是“《金瓶梅》惯于在大段色情描写中插入日常对话，《如意君传》也有同样情况”^[18]。这是学者的考证溯源，可也包含某种阅读趣味。老派的欧美绅士，喜欢不动声色地阅读、品鉴色情小说，这是一个悠久传统，不仅不粗俗，而且很优雅。

1927年生于新西兰的韩南，1948年毕业于新西兰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开始研究英国中古历史传奇，后改读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博士论文以《金瓶梅词话》为题。1957—1958年得到留学奖学金，得以在北京进修一年。在这期间，韩南得到郑振铎、吴晓铃等著名学者的悉心关照。吴将家藏善本让韩南带回住处抄录^[19]，郑则特批卖给伦敦大学图书馆一部《金瓶梅词话》——那套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文学古籍刊行社名义）刊行的影万历本《金瓶梅词话》（配崇祯本插图），当初只印行一千套，专供高级干部和专家学者使用。

在中国学界，吴晓铃（1914—1995）不以著书立说见长，其学问功力主要体现在校注《西厢记》、编校《关汉卿戏曲集》，以及《古本戏曲丛刊》上。擅长校注的学者，一般短于理论思辨，也缺乏整体把握能力，但在其关注的领域，往往出入经史子集，以知识渊博著称。吴先生在古代小说、戏曲、宝卷方面收藏甚丰，这在学界早已不是秘密。与在公共图书馆借阅善本书之艰难形成鲜明对照，到吴先生家读书，很舒适，且更有效率。1998年，韩南与米列娜合编英文书《追怀吴晓铃》（Wu Xiaoling Remembered，PRAGUE，1998），有十二位欧美学者参与撰文。汉学家们集中追忆的，都是吴晓铃如何帮助他们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中国人对待汉学家的态度，一般都相当友善，为何韩南等格外感怀吴晓铃？我想，个中缘由，除双语交流的便利之外，一是丰富的藏书，二是广博的学识，三是优雅的生活趣味，借用其中一篇短文的题目，那便是“吴晓铃——学者的典范、真正的北京人、难以忘怀的朋友”^[20]。

韩南当初在吴晓铃家所见古籍珍本，到底有哪些，是否包括李渔的《肉蒲团》，没有确凿资料。但我注意到，韩南1988年英文版《创造李渔》第六章即题为“情色作者”；2006年12月为《创造李渔》中译本撰序，结尾是：“我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吴晓玲教授、日本东京大学的伊藤漱平教授，感谢他们允许我使用他们自己收藏的李渔作品的珍稀版本。”这里所说的珍稀版本，很可能包括“第一淫书”《肉蒲团》。

吴晓玲收藏清代木刻本《肉蒲团》，且喜欢介绍给汉学家。1964年1月中法建交，第一批派到中国去的留学生中，班文干（Jacques Pimpancan）的中国导师便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吴晓铃先生。接受这位法国学生后，你猜吴先生怎么教？送一本乾隆年间刊行的“绣像风流小说”《肉蒲团》，然后师生对讲。日后学生归去，便有了第一个《肉蒲团》的法译本。拿《红楼梦》当课本，学习汉语及中国文学，这样的雅事，我听说过。但拿《肉蒲团》作汉语教材，可就真的有点儿匪夷所思了。不过，话说回来，明清色情小说中，《肉蒲团》确实是最优秀的。再说，传统中国，小说本就是消闲读物，要说文字娴熟而又“不登大雅之堂”，没有比《肉蒲团》更合适的了。2004年我到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客座，班文干教授已在几年前退休，无缘当面请教。不过，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陈庆浩先生称，这逸事绝对不假，因为，是吴晓铃亲口告诉他的。陈先生主编收录了五十种明清色情小说的“思无邪汇宝”（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其中《肉蒲团》一书，底本用的就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北京吴晓玲以及巴黎班文干均有收藏的这乾隆年间刊本^[21]。

在《论〈肉蒲团〉的原刊本》中，韩南提及这“半页，十行，二十五字”的清代木刻本，称此版本“保存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图书馆，并且还至少见于一家私人藏书”^[22]。1990年我第一次出访日本，东京大学的朋友赠送我一批国内难得一见的古籍珍本影印件，其中就包括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肉蒲团》。书我是读了的，但从不敢向人炫耀，更不要说拿来当教材。今天的教授没那个胆量，学生也不是当年的韩南或班文干。不动声色地谈论色情小说，需要个人修养，也需要政治、文化氛围。目前的中国大学课堂很难做到，起码我是不敢开这样的专题课的。

陈建华这样描述韩南在哈佛给研究生上课：“很幸运，我上过他两门硏讨班课，各读一部小说，即《金瓶梅》和《海上花列传》。开始我不那么习惯，每次课上讨论数回，但渐渐地我领会到那种精读细品的好处。韩南先生不提自己的研究，也避免任何先入之见，完全放开让同学各抒己见。那种课堂讨论的状况很像是五方杂处、众声喧哗。”^[23]我知道欧美大学的研究生课程怎么上，碰上《金瓶梅》这样“活色生香”的文本，还不七嘴八舌，说到天上去？讲中国小说史，我会涉及这部名著；但开专题课，带学生文本细读，那我做不到。

李欧梵曾提及自己90年代初到哈佛客座，夜里独览韩南的《肉蒲团》英译本，时而看中文，时而看英文，发现原文粗糙，“远不及英文译文之令人莞尔，真是妙在不言中”。这还不够，又加了这么一句：“韩南先生平日不苟言笑，不知他译《肉蒲团》时作何态度？我猜他一定和我一样，将这本‘淫书’作为‘笑书’，从文字转译中得到无比的乐趣。”^[24]能把“淫书”当“笑书”读，欣赏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差异，这固然是学者的个人修养，也与社会的宽容度大有关系。是否真可以由李渔的喜剧性联想到英美文学中的王尔德和萧伯纳，这很难说；但不回避这“情色作者”之撰写《肉蒲团》，对于理解李渔这么一位纵横文坛、剧场及商海几十年，尊崇享乐主义的个性化作家，是十分必要的。

四、传教士与翻译小说

韩南进入近代小说研究领域，已经是晚年。不算1974年的《鲁迅小说的技巧》，收入2004年中英文版《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中各文，写作时间最早的是初刊1998年《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的《〈风月梦〉与烟粉小说》。考虑到韩南学风严谨，没把握不轻言著述，七十岁前后的学术转向，此前应已多有伏笔。即便如此，商伟的总结还是值得注意：“自90年代以来，韩南先生主要转向晚清小说研究。他结合考据、历史和文学史的解释，以及翻译注释，为晚清小说拓展出了一个新的空间，也迫使我们重新估价19世纪中国小说叙述的内在活力和创造性。尽管很早就写过关于鲁迅小说的论文，但对先生来说，晚清研究毕竟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小说作品和各种报刊史料浩如烟海，漫无际涯，先生以近七十岁的高龄，转入19世纪的文学，却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一系列精彩的个案研究，为自己找到了突破点。”^[25]

韩南先生的衰年变法，短短十几年，竟有如此业绩，实在值得庆贺。收入《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中各文，按作者的自述，大致分为三组：第一个主题是关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小说家的技巧的创造性；第二个主题即西方人对中国小说的介入；第三个主题乃关于20世纪早期的写情小说^[26]。

重小说技巧而轻道德立场，表彰狭邪小说《花月痕》《海上花列传》《风月梦》艺术上的创造性，既是海外汉学的特点，也与韩南本人历来关注艺术形式的演进有关。不把梁启超的“新小说”当作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篇，称扬《风月梦》描写扬州以及活跃其中的文人，故“堪称是中国的第一部‘市井小说’”，再连上“第一部也是最伟大的一部上海小说”《海上花列传》^[27]，由此建立都市文学以及现代小说的谱系，虽也自成一说，且眼下颇为时尚，我是不太以为然的。

至于韩南之讨论吴趼人及写情小说，主要贡献在于将《恨海》与《禽海石》相勾连：“《恨海》与仅比它出版早五个月的小说《禽海石》的关系，可以通过相近情节元素的累积，而不是任何文字上的借用来建立。”没有直接证据而大胆断言二者之间必有联系，这是一种高难度动作：“在《恨海》中，吴趼人没试图模仿《禽海石》的方式”；“他写这部小说的动机——是同《禽海石》唱反调”^[28]。作者对吴趼人“写情小说”中的“情”包括各种感情与激情，而不仅仅是男女私情的阐释是对的，但所谓“《恨海》的特定文学语境”，必须有更为丰富的史料支撑，单靠与《禽海石》同年出版，既无法解释吴趼人的写作动机，也很难准确描述此“无情的情场”^[29]。

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中最有学术价值的，还是中间四篇，即西方人对中国小说的介入。除了自家的翻译经验，还有就是前面引述李欧梵所说的关注翻译理论，使得韩南在谈论翻译小说时，不以是否忠实原著为标准，而是看重文化碰撞中翻译小说的新变。

当初我讨论晚清域外小说的刺激与启迪，除了国人如何开眼看世界，以意译为主的时代风尚，翻译小说的实绩，还认真考虑了“接受中的误解”——在这里“误解”不一定是坏事，有南橘北枳，有歪打正着，也有创造性的转化^[30]。但限于视野及趣味，除了李提摩太的《回头看纪略》，我确实忽略了传教士的工作及贡献。韩南凭借其学术敏感与语言天赋，在《中国19世纪的传教士小说》中钩稽了米怜、郭实猎、理雅各、叶纳清、宾为霖、杨格非、李提摩太、傅兰雅等人的小说译作，由此开启了“传教士小说”这一研究领域。作者对传教士的翻译模式有清醒的认识，称“在大多数情况下，有中国助手帮忙”；而“后者不仅仅是一个抄写员，更是一个合作者”^[31]。这一点在《早期〈申报〉的翻译小说》中有进一步表述：《昕夕闲谈》和另外三部作品，“是一个双人翻译的流程”；“如果美查和蒋其章的确合作将《夜与晨》译成中文，那么他们可能也是这三部作品的译者”^[32]。关于这四部作品译者的假设未必成立，但我同意韩南的主张——即便中文很不错的《申报》馆主人美查（Ernest Major，1830—1908），进行译书或撰文时，还是需要中国助手的，不能单看署名便认定哪些就是美查作品。我唯一想补充的是，韩南认为宾为霖（William Burns，1815—1868）翻译班扬《天路历程》时，“很少应用传统小说的新特征”^[33]；而我用同治十年（1871）羊城惠师礼堂刊本《天路历程土话》之添加三十幅插图，讲述从“指示窄门”到“将入天城”的整个过程，明显追摹中国绣像小说传统，说明在中国读者眼中，此书的小说性质并没被完全忽略^[34]。

《论第一部汉译小说》当初在北大会议上发表时，博得满堂掌声，大家都为韩南教授寻找到1873—1875年在上海《瀛寰琐记》上分二十六期连载的《昕夕闲谈》的原本而喝彩。我注意到，那个漫长的寻找过程以及灵光一闪的发现，在论文中一笔带过，甚至连译者的考辨也不是论文主体，韩南主要关注的是译著的同化技巧、形式特征、风格笔调、对外来文化参照的接纳，以及对中国文化参照的传播等^[35]——也就是说，并未将《昕夕闲谈》视为原著衍生出来的次要产品，而是当作具有一定独立性和主体性的文学作品来看待。这样来讨论翻译文学，才有可能做深、做透、做大。研究翻译史或翻译学的，很多人喜欢选择晚清而不是更为规范的现当代译作，大概因后者只能褒贬，不像前者千姿百态，无奇不有，阐释的空间更大。

《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中最出彩的，还属《新小说前的新小说——傅兰雅的小说竞赛》。1895年5月傅兰雅举办时新小说竞赛，“他在竞赛中寻找的是有社会意义的小说，必须对他眼中的中国社会的‘三弊’——鸦片、时文和缠足予以抨击并提出救治办法”^[36]。此等小说观念，确实与七年后梁启超之提倡“小说界革命”异曲同工。韩南钩稽诸多史料，复原整个小说竞赛的选拔及颁奖过程，指出此举可能影响《熙朝快史》（西冷散人）和《花柳深情传》（詹熙）这两部章回小说的创作，且断言“傅兰雅关于小说揭露当前社会弊端并提出良方的概念更为晚清谴责小说的特性”^[37]。不过，在我看来，可以表彰傅兰雅主持小说竞赛的开启之功，但不宜评价太高，因当初这些作品并没有出版，也就谈不上影响文学潮流。

虽然韩南、黄锦珠等学者都对傅兰雅这次时新小说征文比赛感兴趣，认为其事关中国现代小说的起源，但缺乏文献支持。真是无巧不成书，2006年11月22日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迁入新馆时，发现了此次征文的原始手稿。当初共收到一百六十二篇稿件，现存一百五十篇；获奖作品二十部，现存十五部^[38]。馆长周欣平领衔整理，于是有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刊行的十四册影印本《清末时新小说集》。

晚清之开展小说征文活动，傅兰雅并非开创者，但确实规模最大、目标最明确，也发生了若干实际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称扬传教士傅兰雅“幸运地扮演了号手的角色”^[39]，是应该的。《清末时新小说集》刊布后，学界极为兴奋，研究论文大量涌现^[40]，这也是大好事。但若认定此次征文活动扭转了晚清小说的发展方向，或反过来贬抑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的业绩，则又属于矫枉过正。谈论传教士、租界文化以及晚清翻译小说等题目，都需学习韩南先生立论时的谨慎、矜持与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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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史料与阐释》第三期，第1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

[2] 参见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史料与阐释》第三期，第15—16页。

[3] 参见段怀清编《韩南著述目录简编》，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史料与阐释》第三期，第63—72页。

[4] 记得书稿是韩南托人送来的，其中含一英文论文《白话翻译小说的第二个阶段》，我请夏晓虹指导的博士生李静帮助翻译。

[5] 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增订版］，第241—24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

[6] 参见陈平原《中国学家的小说史研究——以中国人的接受为中心》，《清华汉学研究》第三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

[7] 参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6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8] 参见《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第3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9] 韩南著、尹慧珉译：《中国白话小说史》，第20—2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

[10] 参见韩南著、尹慧珉译《中国自话小说史》，第191页。

[11] 参见韩南著、尹慧珉译《中国白话小说史》，第15—19页。

[12] 参见韩南著、尹慧珉译《中国白话小说史》，第142、195页。

[13] 参见陈平原《说书人与叙述者——读〈中国白话小说史〉随想》，1990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又见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52—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14] 参见韩南著，王青平、曾虹译《中国短篇小说》，第6页，（台北）“国立”编译馆，1997年。

[15] 参见韩南著、尹慧珉译《中国白话小说史》，第162—169页。

[16] 参见韩南著、王秋桂等译《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第261—2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7] 参见李欧梵《韩南教授的治学和为人》，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第24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18] 参见韩南著、王秋桂等译《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第242—245页。

[19] 参见商伟《韩南先生的最后礼物》，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史料与阐释》第三期，第19页。

[20] 参见陈平原《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学者》，《群言》1998年第12期。

[21] 参见陈平原《大英博物馆日记（外二种）》，第259—26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22] 参见韩南著、王秋桂等译《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第312页。

[23] 参见陈建华《怀念韩南先生》，《南方周末》2014年6月6日。

[24] 参见李欧梵《韩南教授的治学和为人》，见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第244页。

[25] 商伟：《韩南先生的最后礼物》，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史料与阐释》第三期，第19页。

[26] 参见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第1—8页。

[27] 参见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第2—3页。

[28] 参见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第201、203页。

[29] 参见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第195—215页；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第207—2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30] 参见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第23—64页。

[31] 参见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第69页。

[32] 参见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第141页。

[33] 参见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第91页。

[34] 参见陈平原《作为“绣像小说”的〈天路历程〉》，《大英博物馆日记（外二种）》，第148—164页。

[35] 参见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第102—130页。

[36] 参见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第149页。

[37] 参见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第147—168页。

[38] 参见周欣平《〈清末时新小说集〉序》，《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一册，第14、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39] 参见潘建国《物质技术视阈中的文学景观——近代出版与小说研究》，第155—1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40] 参见潘建国《物质技术视阈中的文学景观——近代出版与小说研究》，第175—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