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雅俗鸿沟与团队合作
——关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及其他

二十多年前，我曾撰文谈论“四代学者的文学史图像”，其中第三代的特点是：“以马列主义为指针，以‘改造旧大学’为己任，以‘文学史写作’为入门——这代人的提前登台，日后以不断的补课为代价。古与今、中与外、史与论、文与史等的相当隔膜，使得如何扩大学术视野，成了当务之急。更因受特殊时代政治思潮所裹挟，其批判性思维特征，与建立新规范的渴望，二者不大容易协调。但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对‘大叙事’的强烈兴趣，依然是这代人的长处。而80年代以后的自我调整与重新选择，更使得其有可能得到较好的发挥。目前，这代人中的佼佼者，成了各学科、各专题研究的组织者与带头人。”当初称第三代文学史家中，现当代文学研究影响较大的有钱谷融、严家炎、樊骏、孙玉石、黄修己、范伯群、谢冕、洪子诚等^[1]。今天看来，这个判断基本准确；而以上八位学者中，主要专攻小说研究的是严家炎和范伯群（1931—2017）。

范、严两位先生，都是“从研究纯文学起步的”，八九十年代开始转向或兼及通俗文学研究^[2]；虽说经由“起步”—“转移”—“回归”三部曲，最终达成“整体观”的努力不见得很成功^[3]，但起码在突破纯文学藩篱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范伯群之组织学术团队与严家炎之主持部编教材^[4]，同样具有典型性，其利弊得失值得专门辨析。

一、从鸳蝴资料到苏大团队

曾备受歧视的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80年代初开始出现转机，最初只是拾遗补缺，而后逐渐走到学界的聚光灯下，到了世纪末，甚至在某些方面成了显学。如此风气变化，除了后现代文化传入以及海外（美国）汉学影响，国内若干学者（尤其苏大团队）的努力功不可没。

90年代初中国通俗文学的重新崛起，与80年代初鸳鸯蝴蝶派文学的重新发现不无关系。在此过程中，因地利之便，上海及苏州的学者发挥了很大作用。这里不妨从1984年出版的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以及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说起，至于阿英对于通俗文学研究的贡献有目共睹，此处按下不表^[5]。

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刊，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版权页注明“内部发行”。上卷史料部分，下卷作品部分。最具学术价值的是上卷第四辑，包括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第268—363页）、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第364—533页）、严芙孙等《民国旧派小说名家小史》（第534—597页），前两种乃作者根据旧作重新改写和补充。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启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分甲、乙两种。乙种为旧杂志影印，甲种包括《鲁迅研究资料编目》《艺术剧社史料》《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中国现代戏剧电影期刊目录》，以及魏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等。

魏绍昌（1922—2000），浙江上虞人，1943年毕业于上海光华文学院历史系，长期担任银行职员，后任上海市作家协会资料室负责人，研究馆员，90年代曾赴德国海德堡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讲学。长期从事文学艺术史料的搜集整理，虽有著作《红楼梦版本小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我看鸳鸯蝴蝶派》（［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晚清四大小说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等，但主要贡献在史料整理——主编或参与主编《中国近代文学辞典》（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民国通俗小说书目资料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等。早年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及其作者所编《老残游记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孽海花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更是研究晚清小说的必读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文研究的重镇转移到了大学，原先很有成绩的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出版社（如中华书局的傅璇琮、程毅中，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钱伯城、赵昌平）、作协系统（如上海的魏绍昌、北京的吴泰昌）逐渐消沉；社科院系统依然活跃，但也很难再现80年代的辉煌。就在这大背景下，苏州大学的通俗文学研究开始崛起。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只是敲门砖，真正的好戏还没登场。该书《后记》称：“这部资料，从筹画到定稿，承魏绍昌同志热情帮助，使我们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特此致谢。”^[6]二书不是同年出版吗，为何专门致谢？那是因为，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史料部分”，1962年10月曾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内部发行”，1984年版属于增补^[7]，且添加了下册作品选。

芮和师、范伯群、郑学弢、徐斯年、袁沧洲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印行，封面题“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全书共四编，上册是第一编“鸳鸯蝴蝶派的文学见解、作家”，下册包括第二编“鸳鸯蝴蝶派作品选例”、第三编“鸳鸯蝴蝶派报刊小说目录”和第四编“对鸳鸯蝴蝶派的评论及有关资料”。此书篇幅比魏编略小，选文则各有千秋，研究者大都对照使用。所谓“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甲种；乙种“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包括一百七十多种作家作品研究资料集；丙种为“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包括文学期刊及主要报纸文艺副刊目录﹐以及文学总书目、作者笔名录等。这套陈荒煤总主编的大型资料丛书，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统筹，国内各大学分工合作，众多出版社积极参与。此工程1980年启动，1982年起陆续出版，对于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起决定性作用。

参与编辑《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的芮和师、范伯群等，当年都是苏州大学（1982年前称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此乃现代文学教研室的集体项目。之所以将此任务交给他们，“理由是鸳鸯蝴蝶派中苏州籍作家最多，你们研究地方文史资料责无旁贷”。难得的是，此团队不仅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且审时度势，将其作为长期目标来经营：“我们对这个课题并无积累，于是教研室的几个人进行了分工，有的找新文学批判鸳鸯蝴蝶派的资料，有人搞他们的作品目录，而我是分工看他们的刊物与作品。我至少坐了两三年图书馆，在大量阅读过程中，我觉得他们还有若干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这个流派不能一概否定，更不能定性为‘逆流’。觉得对这个文学史上的‘案子’，除了将‘资料’罗列之外，还应该做一点更为细致的工作，于是就扩大了课题组。”^[8]多年后，范伯群谈及当初的设想：

我们地方高校的人力物力有限，我们不能像有些精兵强将的名牌高校那样，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全面出击”，取得令人羡慕的丰硕成果。我们却只能看准一个有点新意的课题，全力去进行拓荒性的开垦，如果稍有成就，这也算是对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点贡献。而我们也许以此为特色，能立于“现代文学研究之林”，算是一个方面军了。^[9]

如此低调陈述与精明盘算，苏大团队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到处广而告之。

这不是什么商业秘密，几乎所有大学都晓得，在激烈竞争中必须自我权衡，选择最优方案。问题在于，极少像苏大团队这样定位精准且成绩卓著的。这里牵涉到目标的设定、团队的组建以及领导的眼光与执行力。

首先是选准目标，必须是“拓荒性的开垦”，且有旁人难以企及的特殊因缘，才值得如此投入。“清末民初，江浙一带得风气之先，出现一大批‘新小说’家，而常熟的曾朴、黄人，苏州的包天笑、周瘦鹃，都算其中的佼佼者。苏州是南社第一次雅集的地点，也是鸳鸯蝴蝶派的重镇，当然藏有很多清末民初文学的史料。”^[10]这些夹在“有版本价值”的古典小说和“有研究价值”的现代文学之间的书籍，一般图书馆并不看好，而苏州图书馆恰好多有收藏。当初我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四处寻访清末民初小说资料，曾得到苏州大学徐斯年教授的协助，进入苏州图书馆看书。

其次说到研究团队。仔细辨认，初创者中日后广为学界知晓的，只有范伯群先生。团队的其他成员，主要以资料整理见长，如芮和师编校《维扬社会小说泰斗——李涵秋》（南京出版社，1994年）及《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的第八编《大事记编》（下册第717—833页），徐斯年编校《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人——平江不肖生》（南京出版社，1994年），此外撰有《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和《王度庐评传》（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除了人员工作调动（如徐斯年转任苏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更重要的是，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普遍重理论阐述而轻资料整理^[11]。可对于“拓荒性的开垦”来说，上穷碧落下黄泉，搜集整理浩如烟海的原始资料，恰好是最为关键性的第一步。在这个意义上，苏大团队必须有很好的协作精神，且付出某种牺牲。

当然，作为国家级重大课题，单有资料整理还不够，必须有自己的立场、眼光与趣味。这方面，范伯群发挥了关键作用。其知识精英文学和大众通俗文学双翼展翅翱翔、现代文学史起点“向前位移”，以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历史发展三阶段等论述^[12]，虽然都是课题结束后的总结，但明显属于撰史过程中逐步摸索出来的指导思想与结构意识。而这与范伯群本人长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有较好的理论修养有关。

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范伯群，因师长贾植芳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而受牵连，经隔离审查后，分配到南通中学教语文，中经诸多曲折，直到1978年调入江苏师范学院（即后来的苏州大学），方才开始高校教师生涯。此前二十年，不屈不挠的范伯群坚持从事学术研究，也锤炼了人生韧性与组织能力。1956年起和同窗好友曾华鹏（日后成为扬州大学教授）合作撰写现代作家论，先后出版《王鲁彦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现代四作家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冰心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郁达夫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鲁迅小说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等。就在这现代文学研究做得得心应手，出版也顺风顺水的时候，范伯群却突然转向了。

参与编选《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意识到此课题的巨大潜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出任苏州大学中文系主任（1983—1988），希望集中力量做大事，这又是另一个方面。就这么多人，这么多钱，往哪里投最有效果，系主任必须做战略抉择。正是此兼及集体荣誉与个人事业的双重算计，促使范伯群痛下决心，把研究重心从“五四”新文化人为代表的现代文学，转移到鸳鸯蝴蝶派作家为主体的近现代通俗文学。王瑶先生很欣赏他们这一战略转移，理由是全国各高校应该分工合作，因此，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上予以表扬，还支持其申报国家社科“七五”重点项目。申报成功后，苏大中文系趁热打铁，安排更多师生投入，最终将通俗文学研究打造成为该系乃至该校的名牌。1984年苏州大学获批“通俗文学研究”硕士点，1991年获批“中国现代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学研究”博士点，三十多年来，培养了数百名相关专业的硕士及博士，遍布全国各高校，成为当下研究中国现代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学的主要力量。今天说起苏大中文系/文学院，学界中人，除了记得钱仲联教授（1908—2003）的清诗研究，还会提及范伯群教授的通俗文学研究。可实际上，钱先生比范先生年岁整整高了一辈。

作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开拓者，范伯群除个人专著外，更值得表彰的是其学术组织能力。经营好集体项目《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文学不同于工程技术，也不同于社会科学，主要依靠个人的阅读、思考与写作。因五六十年代集体写作的弊端（如抹平学者个性）及后遗症（包含权益分配），进入八九十年代后，很多名校已不再采用这种工作方式。集合众多同人，从事某一延续多年的大项目，主事者必须有崇高威望，且身体力行，这就要求其兼及学术眼光、领导艺术、协调能力以及某种任劳任怨的精神。我眼看着苏大团队从画图纸起步，开始整理地基，搭好脚手架，再到历尽艰辛，平地起高楼，了解这其中范伯群教授发挥的绝大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的“编后记”上，曾这么表彰范伯群为代表的苏大团队：“学术研究，需要个人探索，也需要群体攻关。苏州大学的做法，对其他院校和研究机构不无启发吧。”而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后记》中，范伯群是这么总结经验的：“我提出了‘井田制’的构想：中间的一块大田，你们是要耕好的，但周边的八块小田也应该去耕好，让你们早些为同行所‘熟悉’。”^[13]可实际上，即便是自己培养的博士生，也都不能保证其永远谨遵师嘱。像范先生抱怨的那位原课题组成员，拿到博士学位便翻脸不认人，扣住自己承担的部分不交，要求单独刊行^[14]，固然是特例，可也暴露出集体项目中，如何协调“大田”（集体项目）与“小田”（个人科研）的矛盾，不是那么好处理的。人文学著作的署名原则（不像自然科学可以有几十个作者），以及各大学计算成绩的方式（往往只算第一作者），使得很多获奖的大项目“一将功成万骨枯”。正因此，同代人很难长期地精诚合作，必须多招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导师方能心安理得地派任务、下指标、催进度、改稿子。

这么做的好处是学生容易上路，也便于打造学术团队，这一点范先生非常自豪：“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培养的一代学生现在已是本专业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了。在他们的培养下，21世纪第一个十年毕业的博士生与合作研究的博士后也已在各高校任教……我们的‘第三代’合作者还很年轻，如经不懈努力，成就一定不在我们第一、二代学者之下，这是可以预期的。”^[15]但如此集体攻关、批量生产，也潜藏着一个弊病，那就是压抑博士生的学术个性，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守成，很难创新。这里牵涉到你对博士生的期待，到底是依样画葫芦的忠诚弟子，还是有可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青年才俊。范伯群及苏大团队的集体攻关基本上是成功的，但不等于没有代价。近年此工作模式被广泛复制且变本加厉，很多大牌教授主要负责申请项目，然后层层分解任务，把博士生当廉价劳动力。我相信，这与范先生设想的集体攻关与人才培养并重的初心并不一致。

二、从集体项目到个人专著

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先后获得了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著作一等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除主编亲自撰写的《绪论》外，该书共八编，即《社会言情编》（范伯群、张元卿）、《武侠会党编》（徐斯年、刘祥安）、《侦探推理编》（汤哲声）、《历史演义编》（陈子平）、《滑稽幽默编》（汤哲声）、《通俗戏剧编》（陈龙）、《通俗期刊编》（汤哲声）和《大事记编》（芮和师）。其中陈子平撰写的《历史演义编》和汤哲声负责的《通俗期刊编》是范伯群指导的博士论文，而陈龙的《通俗戏剧编》则是博士后出站报告。至于不得已中途换将的《社会言情编》，除主撰范伯群、张元卿外，还有几节是由前硕士或在读博士执笔。所有这些，范伯群都做了诚实的交代，体现了学者的良知。可撰写此《后记》时，范伯群自称“心情沉重”，原因是自己感觉“在学术上也许还‘年轻’，也许还能爬一个坡，过一道坎”，可学校已经不给招生名额了，“我要再带一批助手，去完成一个新的课题计划的可能性是没有的了”^[16]。作为指点江山、运筹帷幄的学术组织者，《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是范伯群的告别演出，很精彩，但也很无奈。

在范先生二十年不懈努力下，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终于在国内外日渐成为一门显学。热闹与喧嚣过后，还能做些什么呢？轰轰烈烈的集体项目做不成了，那就回到原先的单打独斗，意气风发的范伯群，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学术实力。其实，集体项目规模大，但成于众人之手，整理之功往往大于论述之力。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称《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是有开创性的”，只是“有时复述偏多，文字不简练，难免给人庞杂甚至粗糙之感，但也显出难得的丰富性”。接下来，黄著对通俗文学如何“正名”、怎样“定性”、对鸳鸯蝴蝶派小说是否评价过高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甚至称主编撰写的《绪论》也都“让人感到不够深入，说服力不足”^[17]。当然，考虑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难，虽有这样那样的缺憾，学界对于范伯群及苏大团队还是给予高度评价的。

冷静下来后，范伯群决心另起炉灶，单独写一部通俗文学史。“我的规划是，一是要自己独立写出一部晚清民国的通俗文学史来。我过去主编过通俗文学史，但主编与自撰是不同的。我们课题组虽然大家都齐心协力，但由于多人执笔，笔调与格调是不可能一致的。”^[18]2001年退休后，范伯群花了整整五年时间，进一步调整思路及论述框架，重新绘制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历史图景，同时寻觅大量图片，将该书打造成为真正的精品。作为一部插图本文学史，三百多幅图片为该书增色不少，无论是报纸上的旧广告、初版小说集或刊物创刊号的封面，还是极为难得的作家老照片^[19]，都使读者更真切地感受那个时代的氛围。大量插图确实乃此书一大亮点，故“代后记”才会以《觅照记》为题，如数家珍地谈论那些得之不易的旧影^[20]。

获第二届思勉原创奖提名奖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整体水平超越《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但后者长达三十六页的《绪论》，也自有其长处，比如下面这一段：“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业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繁荣滋长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与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21]当初处在冲刺阶段，担心不被学界接纳，故作者倾尽全力，论述时态度认真且颇多新见。到了独自撰写《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通俗文学的合法性已基本解决，故《绪论》相对简单（第12页），作者也不再采取论辩姿态。但其实问题依然存在，比如称“知识精英文学侧重于‘借鉴革新’，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则侧重‘继承改良’”，大致说得过去；可强调“中国通俗文学则证明了即使没有外国文学思潮的助力，我们中国文学也会走上现代化之路，我们民族文学的自身就有这种内在动力”^[22]，恐怕难以服众。把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论述推到极致^[23]，且论述中不时流露出通俗文学比精英文学更具文化内涵，便属于矫枉过正。认定“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作家在19世纪末到‘五四’之前是中国启蒙主义的先行者”^[24]，因梁启超很难归入通俗文学，于是自建谱系，刻意压低梁启超及《新小说》的贡献，我以为也是不妥的。如何论述晚清小说的崛起，尤其是谴责小说与政治小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促进，需要全局眼光，不能满足于为通俗小说翻案。

范著着力勾勒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全貌，全书以时间为经，以潮流为纬，脉络清晰，且有很多独到见解。第一章第一节论述“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海上花列传》（第14—24页）^[25]，第十九章《40年代新市民小说的通俗性》分别讨论张爱玲、徐訏与无名氏（第544—573页）^[26]，都是认真经营的结果。其余各章节，分别介绍1890年至20世纪40年代通俗文学的重要作家、作品及报刊，一编在手，基本上应有尽有，不是教材，胜似教材。李欧梵表扬此书注重印刷文化、定《海上花列传》为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等，更重要的是挑战以往的现代文学史，“对其中暗含的精英主义和意识形态提出质疑”。就像李先生说的，海外（美国）学界不讲雅俗，“近年来在‘文化研究’理论冲击之下，似乎更看重通俗文学和视觉文化（如电影）”^[27]，因而范著在汉学家那里更容易获得体认与表彰。

毕竟早年从事“五四”新文学研究，即便已经转移阵地，专攻通俗文学，范伯群依旧保留着与精英文学对话的姿态。“我们要从过去以‘知识精英话语’为主导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打破这种长期积累的，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转而为多元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立史，阐明知识精英文学与大众通俗文学的‘互补性’，恐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那就先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建立独立的研究体系，待日后条件成熟，再“将它整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中去”^[28]。立足于通俗文学，但努力沟通雅俗，范伯群的这一学术立场，在第二十章《历史的经验教训还需作进一步探讨》中得到充分呈现。此章着重论述文学的“多元共生”、大众化、通俗文学的生命潜力，以及民间立场等^[29]。这四个问题确实重要，但我以为范先生没有真正解决；不仅没解决，反而让我心生疑虑——到底哪个为主，以及如何整合雅俗？

三、如何填平雅俗鸿沟

2008年6月22日，在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出版举行的研讨会上，范伯群做了主题发言，谈如何填平雅俗鸿沟：

在我的脑子里，没有“雅高”与“俗低”的概念，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局限，这要具体分析。我也同意严家炎先生的意见，将来只有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精英与通俗都涵盖其间。我写《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就是为了“消灭”独立的通俗文学史。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为了要将通俗文学整合进现代文学史中去，我认为这要有个漫长的融会的过程。^[30]

此前四年，范伯群曾撰“学术自述”，题为《“过客”：夕阳余晖下的彷徨》，谈及自己的科研三部曲，第一步以现代文学研究“起家”，第二步因偶然的机遇开始“转移”，第三步希望“回归”——“那就是我应该‘回归’到整体的现代文学史的研究领域中去，也即应该将雅俗双方合起来加以综合的通盘思考。”^[31]

范伯群称“转移”花去了他二十年间的主要精力，但一点儿都不后悔。“这二十年还是花得值得的。二十年的一个总结性成果是集体撰写了一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32]其实范先生的“总结性成果”，还应包括此前的论文集《礼拜六的蝴蝶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以及此后的专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等。不过，作者似乎更看重“回归”——相对于此终极目标，“转移”只是阶段性成果。这一旨趣，从作者2013年刊行学术自选集取名《填平雅俗鸿沟》，可以看得很清楚。

2013年5月25日，苏大文学院和江苏教育出版社联合举办《填平雅俗鸿沟——范伯群学术论著自选集》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众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范著，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为范先生及苏大团队看重的，是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的发言：

说真心话，我对范先生来做现代通俗文学的重新评估工作，从一开始就特别放心，也特别信任，因为范先生是做新文学研究的学者出身，我想他绝不会偏心眼，既不会偏向新文学，也不会特别袒护通俗文学。虽然这样，后来他做出来的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大量成果依然让我感到吃惊，感到震动，产生由心底里来的那种佩服！原因在于，他做的通俗文学的研究成果实在太扎实了，所下的功夫也实在太深了。^[33]

严家炎先生是著名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又与范伯群先生长期相识相知，如下点评为研讨会一锤定音：“如果说晚清的黄遵宪、陈季同、梁启超、曾朴等人扫除了上千年来士大夫们看不起小说、戏曲的传统陋习的话，那么，‘五四’以来某些新文学者贬低和抹黑通俗文学的错误，则是由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范伯群先生等苏大文学院的一批学者来纠正的。这个功劳，首先应该是归于范伯群先生的。他的功绩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应该得到很好的理解。”^[34]很多人可能联想到严家炎著《金庸小说论稿》，以为是同侪兼同好的相互支持。其实，作为眼观八路、耳听四方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1989—2002），严家炎很早就对范伯群的工作表示欣赏。在初刊《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严家炎谈及通俗文学的研究如何受到重视：

苏州大学在范伯群主持下正撰写《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描述近现代通俗小说的类型、特征和发展趋向。虽然把雅俗小说分割开来写史的局面尚未基本改观，难免仍有“两个跛脚合起来不等于一双好脚”之讥，但通俗小说的研究开始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毕竟是一种进步。^[35](https://www.daowen.com)

这里“两个跛脚”的比喻和范伯群双翼展翅翱翔的思路好有一比，都是在强调通俗文学研究价值的同时，蕴含着对于单翅飞或单脚跳的不满与警惕。也就是说，短期内集中力量专攻通俗文学，属于补课性质；长远看，最好还是“填平雅俗鸿沟”，汇合进中国现代文学的大潮中去。

如此宏愿是否合理，也有学者表示质疑。在评论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得失时，黄修己谈及重新合并雅俗文学研究的陷阱：“现在有些现代文学史将雅俗两种文学混编在一起，给人以别扭之感，就因为把‘双翼’集于一身，却对这‘双翼’用了两套评价标准：上一章用的是启蒙主义的评价，接着的下一章讲通俗小说了，又变为用评论通俗文学的标准，与上一章相比，思想性的标准显然放低了。”^[36]撰写文学史的难处在于，面对纷纭复杂的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是否需要寻求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人们常常抱怨文学史家的评价标准不统一，褒贬作家作品时宽严不一，其实更要命的是用高雅文学的标准来衡量通俗文学（或反之），那样很可能把优点说成了缺点，或把缺点说成了优点。

三十多年前，我做小说史研究时曾提及，尽管对“俗文学”可以做出“雅学问”这一点坚信不疑，“不过我对纯粹的通俗小说研究兴趣不大，而只关心‘俗小说’与‘雅小说’如何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互相转化，并因此构成小说发展的一种动力”^[37]。在小说史研究方法散论之一《“雅俗对峙”与小说史研究》中，我谈及，“近年学界关注通俗小说的慢慢多了起来，也开始出现将通俗小说作为小说史（文学史）研究对象的尝试”。对于三种不同研究趋向——在原有的文学史、小说史框架中容纳个别通俗小说家；在原有的文学史、小说史之外，另编独立的通俗文学史和通俗小说史；强调雅俗对峙是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一个基本品格，把高雅小说和通俗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我自己倾向于第三种，且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的撰写中努力实践^[38]。而谈及范烟桥的《民国旧派小说史略》和范伯群主持的正在撰写中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我有如下预言：

让通俗小说独立成史，好处是可以依据对象调整评价标准，也能讲清大量通俗小说的来龙去脉及基本特征，对纠正目前学界对通俗小说知之不多而偏要放言空论的倾向颇有好处。不过，这样处理也有弊病。把高雅小说和通俗小说割裂开来各自成史，整个小说界的发展面貌未免模糊不清。两个跛脚合起来不等于一双好脚，很难期望由高雅小说史和通俗小说史合成一部完整而且令人满意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姑且不论楚河汉界如何划分是个难题，即便真的可以各定标准、各写一套，我相信没有通俗小说刺激的高雅小说和没有高雅小说影响的通俗小说，都很难成立也很难发展。因为，正是在高雅小说和通俗小说的对峙与互补中，整个时代文化、文学的特质才真正得到深刻的表现；而雅俗对峙在我看来还是小说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力。^[39]

谁都明白，批评容易，建设很难，所谓将“雅俗对峙”作为“小说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来描述，理论上可行，实际操作中容易流于蜻蜓点水。因为，通俗文学作品的量实在太大了，只是举例说明，往往一叶障目；而且，通俗文学有其独特的生产方式与市场机制，很难套用高雅文学的批评标准。当年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使得我对类型小说的生产方式、评价标准及研究思路略有体会，深知若你一定要将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放在一起论述，无论如何绞尽脑汁，都是吃力不讨好。

因此，我十分赞赏范伯群先生大胆且持久的战略大“转移”，高度肯定《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至于他希望“回归”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借“填平雅俗鸿沟”来撰写双翼齐飞的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以为既无可能，也没必要。说到底，所谓通盘思考、全面评价的“文学史”，也只是众多著述体例中的一种，且更适合于教学而不是科研，又何必念兹在兹、斤斤计较呢^[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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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陈平原《四代学者的文学史图像》，《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2] 参见严家炎《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增订版］，2007年。

[3] 参见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后记》，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下册，第84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

[4] 参见陈平原《教材编写与严谨求实的一代——关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及其他》，《文艺争鸣》2020年第10期。

[5] 参见陈平原《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文化》2009年春季号（5月）；《社会概观与小说艺术——关于〈晚清小说史〉及其他》，《文艺争鸣》2020年第6期。

[6] 芮和师、范伯群、郑学弢、徐斯年、袁沧洲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下册，第90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7] “此次重新排印经过较大的修订，各辑文章均有所充实，增加的文字约有十万言之多，所补充的瞿秋白、成仿吾以及胡适、张恨水等的文章，都是必要的史料。”参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叙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

[8] 参见范伯群《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第26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9] 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后记》，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下册，第839页。

[10] 参见陈平原《江南读书记》，初刊《读书》1988年第2、3期，后收入《书里书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11] 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也有擅长资料整理的老师，如唐沅、封世辉、方锡德、商金林等，他们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研究生开题或答辩时尤其发挥很好作用，但因个人专著相对少了些，在八九十年代的学术评鉴中处于不太有利的地位。

[12] 参见范伯群《我心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框架》（《深圳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向前位移”问题》（《江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开拓启蒙·改良生存·中兴融会——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历史发展三段论》（《文艺争鸣》2007年第11期），分别见《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第1—17、43—58、18—31页。

[13] 参见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下册，第840页。

[14] 参见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下册，第841—842页。

[15]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绪言》，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7年。关于范伯群如何打造一支能够集体攻关，而又各有成就的学术团队，参见汤哲声《范伯群学案》，《上海文化》2018年第4期。

[16] 参见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下册，第845页。

[17] 参见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第225—2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8] 范伯群：《觅照记（代后记）》，《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第5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9] 新文学大家的照片好找，因日后备受关注；通俗文学家则反之，故范伯群称“我的这本书中的插图前后是积累了二十五年”。

[20] 参见范伯群《觅照记（代后记）》，《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第586—596页。

[21] 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册，第1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

[22] 参见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第1、3页。

[23] 参见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以及陈平原《新文学：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二十一世纪》第10期，1992年4月。

[24] 参见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第6页。

[25] 参见范伯群《〈海上花列传〉：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

[26] 请注意，这里谈的不是通俗小说，而是小说的通俗性。参见范伯群《超越雅俗，融会中西——论20世纪40年代新市民小说代表作家的创作经验》，《西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27] 参见李欧梵《〈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序》，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

[28]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第12页。

[29] 参见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第576—585页。

[30] 范伯群：《在“构建中国现代文学史多元共生新体系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第61页。

[31] 范伯群：《“过客”：夕阳余晖下的彷徨》，《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第268页。

[32] 参见范伯群《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第268页。

[33] 严家炎：《读〈填平雅俗鸿沟〉的感想与思考》，《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34] 参见严家炎《读〈填平雅俗鸿沟〉的感想与思考》，《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35]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世纪的足音》，第246—247页，作家出版社，1996年。

[36]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第231页。

[37] 参见陈平原《江南读书记》，《读书》1988年第2、3期。

[38] 参见陈平原《“雅俗对峙”与小说史研究》，（日本）《野草》第47号，1991年2月；又见《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113—1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39] 陈平原：《“雅俗对峙”与小说史研究》，《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119页。

[40] 参见陈平原《假如没有“文学史”》（《读书》2009年第1期）以及《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增订版］，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