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阅读感受与述学文体
——关于《论小说十家》及其他

告知师姐赵园，这学期我在北大讲授专题课“中国现代文学文类研究”，讨论的对象包括她早年作品《论小说十家》，她有点儿困惑，以为这纯属“徇私舞弊”。因为，在她看来，这雏鹰初啼之声，不值得如此对待。在撰于1999年的《〈北京：城与人〉新版后记》中，她曾坦承：“《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出版后，有评介文字说那本书是我的‘第一本称得上是严格意义的’学术作品，我倾向于认可这说法，尽管也明白为此有必要追问什么是‘学术’。”^[1]此类言论，她曾不止一次提及，但都被我驳回去，于是有了这峰回路转的后半句：有必要追问什么叫“学术”。

作为学者的赵园（散文随笔虽好，但不是主攻方向），其专业成绩集中在三大块：现代文学、明清思想史以及当代史（“文革”）研究。《论小说十家》原本被她定义为“习作”，是她进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开篇”^[2]，没想到这些年竟多次再版，且有不少正面引用。这回甚至成了我研究生课程的讨论对象，难怪她“诚惶诚恐”。在她，谈论此书很可能“悔其少作”；在我，选择此书则是别有幽怀。

一、一空依傍的阅读

首先必须承认，《论小说十家》不是赵园的代表作。作为论文集的《论小说十家》，明显不如日后撰写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006年）、《想象与叙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制度·言论·心态》（即《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2015年）和《非常年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等更为博大精深；即便同为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也不如《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2001年）、《北京：城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2014年）、《地之子》（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这三部专著规划谨严结构完整。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将其作为研究生课程的阅读对象？与其说基于学术史判断，不如承认更多缘于教学需要。

同样是教学需要，将近二十年前，我曾向北大研究生推荐赵园的《北京：城与人》。那年我在北大开设题为“北京文化研究”的专题课，依据2001年9月12日的“开场白”整理而成的《“五方杂处”说北京》，其中有这么一段：

汉语世界里关于都市与文学的著作，我最欣赏的，当数赵园的《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和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不仅仅是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的魅力所致，更由于两位作者的独具慧眼。前者1991年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只是当初读者寥寥，且常被误归入地理或建筑类；这次与《上海摩登》一并推出，当能引起广泛的阅读。赵书谈论的，基本上还只限于城市文学；李书视野更为开阔，以都市文化为题，涉及百货大楼、咖啡厅、公园、电影院等有形的建筑，以及由此带来的文人生活方式及审美趣味的改变，更讨论印刷文化与现代性建构、影像与文字、身体与城市等一系列极为有趣而复杂的问题。^[3]

此后，我在北大及香港中文大学开设“都市研究”或“都市文化”课程时，都会提及赵园此书。赵园本人也承认：“我的几种关于文学的研究中，《城与人》是较能经得住时间的一本。”^[4]即便如此，当初在港中大教书，还是有研究生大惑不解：学术著作怎么能这么写？尤其是与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起讲授，赵园谈论北京时不断荡开去的笔墨以及明显的主观性，还是让科班出身者不太能接受。

要说学术著作的“主观性”，《论小说十家》与《北京：城与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正是这种今天学界中人觉得有些刺眼的论述笔调，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学者赵园”。当然，因为争议较大，有人非常喜欢，有人不以为然，赵园反而有点回避，比如称“‘文体’‘感觉’这类被别人褒奖的东西，并非我所最珍惜的”。当然，比起“洞察世界与体验生命的深”，“文体”与“感觉”似乎不在一个层次，可为什么需要如此褒贬抑扬呢，难道不能既“洞察世界与体验生命的深”，又有很好的“文体”与“感觉”^[5]？这里涉及赵园特殊的阅读方式与写作策略，其实不能不辨。

到目前为止，《论小说十家》有两个系统四个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和华东师大出版社2014版的《论小说十家》是一个系统，后者只增加一篇《再版后记》；台北人间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现代小说家论集》和三联书店2011年版《论小说十家》是另一个系统，后者是根据台湾读者及出版社的需求重编的。重编的经过及增删情况，作者在台版后记中做了详细说明^[6]。对比两个版本，后者删去《孙犁对于“单纯情调”的追求》，固然更加“名副其实”（原书十一篇）；但将第一篇《郁达夫自我写真的浪漫主义小说》（1980）替换为附录中的《郁达夫：在历史矛盾与文化冲突之间》（1984），将原先的《路翎小说的形象与美感》替换为《艰难的选择》中的《蒋纯祖论——路翎和他的〈财主底儿女们〉》，还有舍弃附录中的《鲁迅与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等三文，其实都没有什么道理。尤其遗憾的是，原书最有特点的《论余杂谈（代跋）》，被无情地割舍了。经由这一番截长补短的改造，表面上更符合学术规范，但“学者赵园”的特性被明显削弱。说实话，我不觉得这种改造是成功的。

很可惜，三联版沿袭的是台版的选目，好在增加了《修订本前言》，下面这段自述，还算保留了赵园的某些特性：

这组小说家论均写在80年代上半期。那是一个诸种知觉被唤醒被激活的年代，在个人的生命史上已不可能重现。那段时间值得怀念的，就有阅读状态：专注而投入，浸淫其中，遇有所以为的佳篇，甚至会如醉如痴，沉湎而难以自拔。那真的是一种投入了生命的阅读。较之此后的研究“明清之际”，也更易于体验表达的快感。^[7]

在此前撰写的《〈地之子〉再版后记》中，赵园也提到80年代那种如醉如痴的文学阅读对她的意义：“纵然有‘研究’作为动机，这种阅读也滋养了我。我又忍不住要借用‘为人’、‘为己’的古老说法——这种‘为己’、为丰富自己的阅读，是美好的。”^[8]但相对来说，三联版《修订本前言》的说法更具体，且有不少精彩的发挥。

而所有这一切，必须回到那篇被人间版及三联版舍弃的《论余杂谈（代跋）》。全都是三五百字的片段，不考证，多驰想，有感而发，点到为止，日后不断扩张，改写成各种治学经验谈。下面引述三段，并略加点评。

我个人所喜欢的，也确实是那种连带着生活的、文学的感性血肉，充溢着、喷发着人生气息的批评、研究文字。不只是“有情的批评”，而且是饱含着批评者的人生体验，令人感到批评主体的生命力量的批评——因为所批评者为文学。^[9]

时过境迁，重读《论小说十家》，理论发现很少，考据更谈不上，依旧让人怦然心动的，正是此“充溢着、喷发着人生气息的批评”。这里包含着某种自我辩解，任何时代，学术研究都有鄙视链——“我一向认为，对象本身的价值并不足以决定‘研究’的价值，倒是对象有可能在独特眼光下‘获得’某种价值。”^[10]即便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如日中天的80年代，仍然有此自我辩解的需要。

还没有人估量过现代文学研究在近几年的“振兴”，在多大程度上凭借了一代研究者较为深厚的人生经验——在灾难性的个人命运中积累起来的痛苦经验。以昂贵的代价，他们换取了属于自己的那一把打开对象世界的钥匙，发现了自己与现代史上那几代知识者的精神感应：由社会意识，民族感情，到悲剧感受。这一代研究者除此之外几乎别无“优势”可言：缺乏必要的知识积累，缺乏理论训练，而且大多失去了无可追回的青春岁月。他们看现代文学的眼光注定了是狭隘的，但也只有这一代人，能以这种眼光看现代文学，充满激情地描述出现代文学的某些重要方面。^[11]

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一时间成为显学，得益于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大批作家重获解放，也与有深厚人生经验的一代青年学者的迅速崛起密切相关。最初的红火与喧嚣过后，自觉“缺乏必要的知识积累，缺乏理论训练”的这一代研究者，究竟何去何从，困惑着很多志向远大且敏感的先行者。

多年以后，这代人中的佼佼者王富仁去世，我在回忆文章中提及1991年春夏在山东的一次谈话：

有一天晚上，从大气候谈到小气候，还有自家学问前途等，大家不免感叹唏嘘。擅长自我反省的钱理群说到自家学问的局限，还有下一代的无限可能性，王富仁当场反驳：老钱，不要再说这样泄气的话了。我们这代人历经苦难，不断挣扎与探索，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尤其是将生命与学问融合在一起，后世学者不一定做得到。这是我们的强项，不改初衷，不求时尚，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金光大道”。此话深具历史感与思辨性，在座诸君很受鼓舞。^[12]

今天看来，王富仁的预言是对的。后来者虽有很好的学术训练，但在拥有“较为深厚的人生经验”，且“将生命与学问融合在一起”这一点上，极少能达到钱理群、王富仁、赵园那代人的境界。

应当说明的是，我对于对象的选择，与其说依据其文学史的地位，不如说主要出于个人兴趣与能力，虽然这“兴趣”也正有“文学史的兴趣”。……毕竟是“小说家论”，而非小说史。^[13]

在人间版后记及三联版前言中，赵园再三解释此书不是文学史/小说史，而是作家论/小说家论。本来就是十几篇作家论的合集，为何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申辩，可见面临“文学史”的巨大压力。王瑶先生本人及其弟子，确实多以文学史著述见长，但赵园是个例外，她始终沉浸在读人/读文中，对那些“系统论述”不太感兴趣。这点倒是与主张“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的夏志清比较接近^[14]。

前些天跟赵园聊天，顺便询问她，当年写作此书时，是否读过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回答是：应该读过，只是比别人晚点，感觉有启发，但说不上震撼，因立场不一样。更何况，我更相信自己的阅读感受。“文革”期间读鲁迅之后，初入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最先吸引我的，是有旧式文人气息的郁达夫。深厚的旧学修养而能出之以畅达的白话，气质像极了活在现代的古人，却又有与时代的亲密关系：由左翼到抗战。赵园自称是左翼的底子，凡事有自己的判断，当初惊艳张爱玲的才华（忘记读没读夏志清书），撰写《张爱玲的〈传奇〉：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1982年8月撰写，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据说是1949年以后大陆较早发表的关于张的研究论文。不过，始终不太喜欢这个人的自私与冷酷。更讨厌胡兰成那种旧派文人的轻佻，不太会因文字漂亮就喜欢，内在气质更重要。谈沈从文与夏志清不一样，现在看还是太苛刻了些。谈萧红文有自家心得，比较得意；谈骆宾基文虽浅，也有些感觉——这些是夏志清没有论及的。反而是不喜欢钱锺书，也没仔细阅读。自以为比较左翼，觉得夏志清太右，至今也不接受。读研究生期间，还读了些张灏、夏济安谈鲁迅幽暗意识的文章，开始不太接受，后来慢慢接受——以上谈话，见于微信聊天，无法注明出处，但我确保其真实性。因这与赵园的治学方法有直接关系，可与已刊出的自述相映照。

以《论余杂谈》作为《论小说十家》的“代跋”，这种表达方式很具赵园特色。这是位勤于思考，不断探索，保留大量“思想火花”的学者。平日读书有得，记下稍纵即逝的念头，这些札记无法被完整的著作收编，于是便构成了很能体现其睿智与体悟的“余论”。很少学者像她这样，喜欢在自家著作后面，附录大段大段闲散但深邃的只言片语。除了上述《论小说十家》的《论余杂谈》，还有《艰难的选择》的《余论：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随想》、《北京：城与人》的《琐语》以及《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诸篇《余论》。

与这种随手记笔记相伴的，是其直面文本的阅读方式。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论小说十家》的“再版后记”，赵园这样交代自己的阅读习惯：

我一再说到我学术工作的入手处，是读作品，一本一本、一篇一篇地读过去。进入明清之际后仍然如此，对各家文集，一卷一卷、一函一函地读过去，将阅读当时的感想随手记下。作家、人物论，即由这些笔记的片段拼贴而成——这也是我沿用至今的工作方式。这当然是笨办法。我曾说过自己素乏捷才；我的笨办法应当没有普遍的适用性，只不过于我有用。^[15]

一篇一篇读过去，这确实是“笨人的笨办法”，但却是最有效的老办法。宋代大儒朱熹谈读书：“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看人文字，要当如此，岂可忽略！”今人阅读量大，不可能都像古人读经那样时刻仔细推敲，但文本细读依旧是文学专业的基本功。我给她去信说明为何选择《论小说十家》时，提及看中的正是她这种不迷信理论或所谓的“定论”，更多相信自己的阅读感受，且各家文集一卷一卷读过去的习惯。今天学生的最大问题是不太愿意一卷一卷读过去，大都浮光掠影，或借助某时髦理论，主题先行，以检索代替阅读。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洞见”与“偏见”，这点谁也别笑谁。问题在于，今天那些外语很好、见多识广的博士/教授，反而在一些基本判断上出错，实在令人惊讶。后来想起，关键在于，他们不太愿意直面文本，也就不太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感觉与见解。

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作家论”是最为常规的动作，也是起步阶段就该掌握的。与今天很多学者习惯先找理论支撑的做法不同，赵园所有的研究——不管是现代文学、明清思想还是当代政治，都是根基于读文、读人与读史。表面上《艰难的选择》《北京：城与人》《地之子》是综论，但就工作程序而言，都是以独立阅读为根基。到了从事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也是从读钱谦益、傅山、王夫之等人文集入手，直接与其对话，而后逐渐拓展开去。在广西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赵园自选集》的“自序”中，赵园对自己为何选择更繁难的阅读方式——主要由文集而非史著入手，有很好的说明：

我的倚重文集还有更个人的理由：我固然感兴趣于“思想的历史”，却也关心着映现在思想中的“人的历史”。这兴趣又是由文学研究延续下来的。如果不是那些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刘宗周、孙奇逢、傅山等等吸引了我，我或许不会选中这一时段。……我的阅读方式、兴趣范围，我的期待，早在新文学研究中就已形成了。但就我所选定的时段而言，深刻性毕竟并非出于虚构。吸引了我的那些问题虽然有轻重之别，但想象着那些零碎的思想，涓滴地汇入由明末到近现代的思想发展中，那种感觉真好!^[16]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窗下读书，思接千古，为伟岸光明的人格所深深吸引，而后落笔为文，必定充满感情。你可能质疑，说这么一来，学术研究会不会变得很主观？关于此陷阱，赵园已经准备了答词——在《论小说十家》的“代跋”中，引述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克莱夫·贝尔的《艺术》：“一切审美方式必须建立在个人的审美经验之上。换句话说，它们都是主观的。”^[17]不回避论述的主观性，甚至嘲讽“‘纯粹客观’那一种虚构，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以公式、现成概念‘规范’文学的辩护，成为一切无个性的平庸批评的辩护”^[18]，这与“作家论”这一形式有关，更缘于赵园希望凸显自家判断，而不愿随波逐流，尽说正确的废话。

从文集入手，直接与研究对象对话，还包含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千里走单骑，不怎么与同行交流。与时下流行的做法不同，她做研究的入手处，不是先进行学术史清理，看前辈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何种共识，再选择突围方向，深耕细作，以取得突破性成果；而是确定选题后（有时甚至是凭直觉进入课题），直接与文本对话，在这个过程中，随时根据自己的阅读感受调整立场与姿态，不断地审思明辨，最后拿出自己的结论。这种阅读/写作方式，不太受外界干扰，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当然，也可能走很多弯路，或者一叶障目。赵园的文章，会有独特的发现，但也不乏偏见，只是从不人云亦云，奥秘就在这个地方。

与后辈谈论自己的治学与写作，赵园坦承：“我的做中国现代文学，一向借力其他学科。阅读书目中，大多是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论著，以致像是与我的题目全无关涉的文字。最少读的，是自己所属专业的著述。”^[19]不怎么与同行对话，与她主要读原著而不怎么读二手材料的习惯有关，也与她当初入行时，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尚在起步阶段，好文章不太多有关。现在的赵园，谈及此话题，会稍为退两步，说今天有较多好成果，当然需要借鉴了。但我知道，即便是好朋友（比如钱理群），除非刚好在某个特殊的节骨眼上，否则赵园也不读对方的著作（用她的话说——都那么熟悉，读人就够了，不必读书）。不是目空一切，看不起朋友们，而是更愿意独立地阅读、思考、判断。

进入明清研究以后，赵园的阅读习惯有所改变，毕竟那是个陌生且更为深邃的领域，驰骋的空间也比现代文学要大很多，有不少精彩著作必须阅读，且一时间很难逾越。我注意到她开始改变策略，不时提及某些前辈乃至同行的著作，只是口味依然很挑剔。比如谈及那些精湛的明清史著述，她不仅当论据或资料引用，还推敲其背后的写作方式：“在我看来，某些以引证丰赡而令人倾倒的考据之作，所证明的，除著者的博学之外，毋宁说更是想象力，人事洞察力，以至‘文学才能’；那些密集的材料所提供的，最终仍不过是诸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即使其作为推测极富启发性。”^[20]

90年代以后毕业的博士，大都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专业化越来越强，学问也越做越扎实，但并非没有遗憾——普遍缺乏的，正是赵园那样沉浸式的自由阅读，以及一空依傍的独立思考。我知道，作为学术训练，赵园的书不是最佳样板，更多的是提示了另一种可能性——经由自由阅读与独立思考，逐渐形成自己的立场与判断，然后不断自我校正与调整，而不是过早/过分压抑自己的感觉与潜力，一头扎进某个理论阵营乃至论述框架。早年是没有规矩，故很难成方圆；今天则是规矩太严，压抑各种奇思妙想。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问题在于，有人重“法度”，有人好“新意”，何处入手，还得看个人资质与修行。“作家论”作为一种入门功夫，训练你的阅读能力，养成好的眼光与趣味，无论哪个时代都是必需的。

二、拒绝平庸的文体

作为学者，赵园的著作辨识度很高，所谓人群中看你一眼就能记得的。除了立意与选题，还有就是论证的绵密与表达的奇崛，某种意义上，独特的述学文体确实成了赵著的重要标志。这一点，早在《论小说十家》的“代跋”中，作者已经做了预告：

批评为使自己成其为一种“艺术”，批评文体的个性化、风格化、艺术化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拥有过自己卓越的批评家，比如鲁迅、茅盾、刘西渭；我们有足称范例的批评文字，见解既精到又无不文采斐然。……经院式的、程式化、规格化的文体，最便于容纳陈腐思想。文体的平庸往往正由于思想的平庸。^[21]

接下来，赵园引黄裳《〈银鱼集〉后记》，讥讽那些写论文“不许说‘题外’的话”的做法，为“好的批评文字”争地位，论证“这种批评也势必是批评者个性、人格的呈现”，“作为个性的生动创造物，它绝不比创作低一个档次”。^[22]

但这里有个微妙的差异，刘西渭（即李健吾）的《咀华集》《咀华二集》和黄裳《银鱼集》《榆下说书》等，属于文学批评或学术随笔，做到“见解既精到又无不文采斐然”相对容易些，而赵园的《论小说十家》乃颇具文学史意识的系列作家论，读者一般将其作为“学术”而非“散文”看待。

问题就在这里，赵园主要从事学术研究，但又颇具散文家的才情与笔墨。90年代，当“学术随笔”成为热潮时，赵园也曾应邀结集出版了《独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窗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红之羽》（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三者分别归属“书趣文丛”“当代著名批评家随笔丛书”“布老虎丛书·随笔系列”，不管叫什么，总是偏于“散文”而非“学术”^[23]。作为学者，赵园并不轻视散文，甚至认为散文写作更须心境的洒脱与文笔的丰腴，“最不宜职业化”，故好散文往往可遇而不可求。《〈红之羽〉跋》中有这么一段自述：

做学术之余写一点类似“散文”的东西，无疑有助于心理的调节，也使得不便纳入学术文体的感触有所安顿。摆弄文字，竟也会是快感之源。尽管每为“文字工作”所苦，其间所得快乐，通常就在这样的随意书写中。只不过学术可以勉力而为，散文则赖有状态。“状态”不可期必，也难以保有。所幸写作散文原非功课，用不着勉强。^[24]

将散文随笔作为调剂而非主业，承认其可以安顿学术文体所无法纳入的个人经验与感怀，但这不等于学术文章就该写得冰冷与僵硬。还是回到早年的思考：能否在科学性与风格化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

2008年赵园出版散文选集《旧日庭院》，收录的大都是旧作，我特别关注的是那篇《跋》，因其再次谈论“散文”与“论文”的差异与联系，可将与二十多年前为《论小说十家》之文体辩护的“代跋”相对读：

散文不同于论文，有可能更直接地面对个人经验。其实论文何尝与个人经验无关，只不过其间的关系较为隐蔽曲折罢了——当然，规格化的批量生产的所谓“论文”除外。对自己所写，我更珍惜的，仍然是论文，不只因时间的投入更多，也因在论文提供的空间中，我关心的题目，有可能较为深入地讨论。我对于“学术斫丧性情”的说法，不那么认同。它不合于我自己的经验。运用何种文体，在我看来，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其中盛载了什么。散文有可能与“性灵”无干，甚至示人以卑琐；论文也不妨充溢着生命感，是别一格的“美文”。^[25]

关键在最后一句，我以为可作为赵园的夫子自道：“论文也不妨充溢着生命感，是别一格的‘美文’。”

记得多年前我撰写《中国散文小说史》，曾引金人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七《文辨》中的一句妙语：“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当时我的解说是：有“大体”而无“定体”，此说既针对不同文体间有时相当模糊的边界，也指向同一文体不同时代可能相当激烈的变异。文学史家的工作，一是识大体，二是辨小异。这里的“大”“小”之分，只是相对而言，本身并不包含价值判断。“大体”保证了文类的生存，“小异”则意味着文类的发展——正是此等打破“定体”的不断努力，使得文类永远保持新鲜与活力。^[26]

不同时期赵园的述学文体有变化，这既基于论述对象，也缘于年龄及心境。对此，她有清醒的自我描述：“《论小说十家》之后不再有细腻的文字感觉；写《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续编，不能回到写正编的状态；写完了《想象与叙述》难以有旁搜博采的铺张；考察当代史的后两年，渐渐疲惫、麻木，不能如前那般‘倾情投入’。看一些年前的随笔，会惊讶何以有这样的文字。你经历的，是能量耗散的过程，情况正与年轻时相反。”^[27]可即便如此，你还是能感觉到，百战归来，赵园依旧保有“文学少年”的趣味与情怀——那个擅长体贴文本、潜入作品深处也潜入自己的意识深层的批评家，那个喜欢捕捉飘忽不定意象、使用特殊词汇，而又特别讲究论述的“度”的学者，那个挑剔敏感、对文稿一改再改、既芟夷枝叶也删落不必要的渲染与形容的文体家，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拒绝平庸的思考，也拒绝平庸的表达。

毕竟是学者，谈及治学经验，赵园还是主张“理论能力，或者说思考的能力，与文献钩稽、史料整理的能力应当更为基本”；“桐城派所谓的义理、考据、词章，本来就是一种价值序列，其排列顺序关涉价值估量”^[28]。谈及“词章”，赵园也自有解说：“在我的理解中，作为能力的‘词章’，不限于写作美文的技巧，还指较为一般的操纵、驱遣文字的能力；对于学术研究者，则既指对文字的审美能力，又指运用、驾驭学术文体的能力。”从事人文研究的，学术文体都值得专门经营；而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这个问题尤其突出：“文字感觉与文字训练，决定了他能否真正进入文学，以及在文学研究中所能抵达的边界。”^[29]可惜的是，眼下学院里的文学研究日益“技术化”，研究者普遍缺乏“文字敏感”，这既是赵园大发感慨的缘故，也是促使我选择《论小说十家》作为讨论对象的潜在因素。

这么说，不等于赵园对自己的述学文体特别志得意满，2007年岁末为台版《中国现代小说家论集》撰写《后记》，赵园既感怀当年如何努力“寻求与内容相宜的文体、表达方式，竟有一种类似‘创作’的热忱”，又叹惜“这些文字今天读来，在在可见训练的缺失，资源的匮乏”^[30]。一方面担忧“思想能力薄弱，也就少有‘原创’”，另一方面又“对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导向’持警戒态度”，因其“有可能满足于理论框架中的操作”，而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发明”^[31]。从不得意忘形，而是不断地自我质疑，走三步退两步，说好也说坏，如此“缠绵悱恻”，是赵园自述的特点。说实话，关于述学文体的锤炼与经营，既无一定之规，也难有万全之计，除了不断摸索，再就有赖个人的才情与天赋。与上述所引王若虚有“大体”而无“定体”的说法相类似，赵园的体会也是：“我以为值得鼓励的是，既尊重学术文体的基本要求，又力求由僵硬的形式、程式中突围，在规范的限定中寻求表达的多种可能——包括自我呈现的可能。”^[32]

我曾多次引用钱穆的说法，“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33]，并借此展开一系列推演与阐发，比如，关于“如何‘述学’，什么‘文体’”的辨析：

作为“述学文章”，第一要务是解决学术史上关键性的难题，既要求“独创性”，也体现“困难度”，最好还能在论证方式上“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这对作者的学识、修养、洞见、才情乃至“智慧”，有很高的要求。……在我看来，因各自性情、学科及教养的差异，谈论作为“文章”的学术著作，可以有“偏见”，但不能没有“自觉”。^[34]

2006年春季学期，我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开设“现代中国学术”专题课，第一讲专门讨论“‘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近期更因专著《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的刊行（2020），先后撰文畅谈“学术史研究视野中的‘述学文体’”、“与时代同行的学术史研究”以及“学术表达的立场、方法及韵味”等^[35]。当我涉及这些话题时，脑海里不时闪现若干师友风格迥异但又都情趣盎然的好文章——有人汪洋恣肆，有人冰清玉洁，有人逻辑谨严，有人神奇变化，很难说哪个更高或更雅，只要肯认真经营，就值得赞赏。这其中，自然包括赵园的《论小说十家》和《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等；不是说她的述学文体最好，而是因其特征明显，辨识度高，且有高度自觉的探索。

在《“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中，我曾这样描述自己心目中好的学术文章：“学问千差万别，文章更无一定之规。‘学术文’的标准，到底该如何确立？唐人刘知幾讲，治史学的，应具备三本领：才、学、识。清人章学诚又添加了一项‘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四者该如何搭配，历来各家说法不一。我想补充两点：第一，选题及研究中‘压在纸背的心情’；第二，写作时贯穿全篇的文气。”^[36]毫无疑问，这属于纸上谈兵。谁都明白，想得到的不见得做得到，就像陆游诗中所言：“绝知此事要躬行。”

三、召唤对话的“独语”

赵园之所以有此文体自觉，除了个人的天赋才情，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成名于80年代，那时学界的规矩没今天这么多；若起步阶段就碰上双向匿名评审制度，赵园那些才情横溢的论文估计很难一路过关斩将。等严苛的评审制度确立，赵园已超越一般的学术评鉴，故能较好地保护自家天性及趣味。我曾提及“严格的评审制度，会把不好的文章卡住，但也会把特立独行、棱角分明的东西卡掉”^[37]。不能说双向匿名评审制度没有意义，只是对于特立独行的学者来说，若想随意挥洒才情，将碰到很大障碍。

第二，那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特殊的工作环境^[38]。赵园最初两册散文集的命名，都是对自家生活及工作状态的描述，且略带自嘲的意味。《独语》意思显豁，需要略加解说的是《窗下》。该书《自序》称：“这‘窗下’的‘下’，其位置在室内，即我读书写作的那地方。我确已将大段岁月消磨在这地方了。也就在这窗下写了上面的序。”这可不是一般的闲话，因其“出典即鲁迅那句‘窗下为活人之坟墓’”（见《两地书·十九》），是指与社会生活相对隔绝的书斋生活^[39]。作者想说的是，此等清淡枯寂的书斋生活，限制了自家才情及思绪的发挥，其随笔因而无甚可观。

其实，同样是书斋生活，大学与研究院有很大差别。赵园之所以能长期保持“独语”的写作状态，与其工作环境有绝大关系。在撰于1996年的《〈赵园自选集〉自序》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常常感到与外在世界“不属”，一种似游离状态。这种状态也为我所在的单位所鼓励。同在那一座大楼者不乏极活跃的人物，但那单位却也能提供一份纯粹的书斋生活。我对在北大任教的友人说，大学是有舞台的，大大小小的舞台，而文学所几乎没有。这便于制造幻觉，因而都不妨感觉良好。但对于我，上述条件却有助于由80年代的氛围中脱出，与某些联系脱榫，回到更宜于我的“独处”与“自语”状态。这种状态令我安心。^[40](https://www.daowen.com)

这种相对冷清、寂寞的书斋生活^[41]，对于赵园这位“隐居者”“独处者”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没有课堂掌声的鼓励，也没有科研指标的压力，一切全凭个人自觉，这种状态，让赵园“求知”与“求解”的热情得到极大释放。

对于社科院研究员出国交流时常被误解（以及有意无意地冷落），赵园不是没有怨言，但她还是很享受这种独立与自由，再三提及她不适合于高校教书。某种意义上，赵园的“独语”与社科院氛围十分吻合，或者说二者互相激荡。“我早已习于独处、独语，‘无人喝彩，从不影响我的兴致’。”正因安于独处，不追求曝光率，也不怕被学术风尚抛弃，如此自由自在地阅读、思考、写作，在赵园，这种感觉妙不可言：“用自己的方式做，不关心最新趋势、最热门的理论。不以为必得‘预流’；在潮起潮落的年代，‘不入流’或许倒成了一种特色。这种状态于我相宜。你可以慢工打磨，在自己拟定的方向上一点点掘进。偶尔欣欣然于意外所得，享有一份私有的快乐。”^[42]

拒绝随声附和，也不追求掌声如雷，在平静的书斋里独自前行，这种平静、安宁、自得其乐的生活及发言姿态，很低调，也很惬意，吸引不少年轻读者——尤其是情商很高的女学者。更何况，因其自述的细腻、真诚与执着，赵园的思考很有魅力，不见得大家都喜欢，但有不少固定的粉丝。

是“独语”没错，但因立说的真诚与剀切，反而更容易得到回声。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结果是皆大欢喜的“神之听之，终和且平”（《诗经·小雅·伐木》）。我的学生中就有不少迷恋赵园著作的——包括学术与散文。

2004年秋天，我第二次为中文系研究生开讲“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其中后七讲着重分析二十一位当代学者的代表性著述，借以勾勒半个世纪以来“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运转轨迹。学期结束，阅读学生所撰作业，大感欣慰，于是选择其中的佼佼者，推荐给《当代作家评论》（均刊2005年第5期）。七篇文章，讨论了六位学者，并非厚此薄彼，而是与赵园对话的那两位女生，各有千秋，很难取舍。“这组文章，不是‘学科史’，而是选课学生的‘一得之见’。不敢说文章写得多好，但可看作年轻一代对‘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期待与新解，其中所隐藏的尚未充分展开的学术思路，尤其值得我们关注。”^[43]两篇谈论赵园的文章，一称：“曾经窃以为如果要给李健吾的印象式批评找继承者，赵园会是很合适的人选——他们都强调个人阅读体验，而且赵园文笔又是那么清丽。但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李健吾立志以随笔表述，而赵园则在‘邂逅学术’后以学术论文为在学术界发表声音的途径。”^[44]一认定：“赵园的早期论著极富理论与思辨色彩，如在每篇起首处常要辨析相关方法论的合理性，如在具体文学形象分析后常附有大段大段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背景的讨论。然而，这显然不是赵园所长。”^[45]两者都促使赵园反思，并在日后的序跋中做了某种回应^[46]。

不出我所料，今年讲授“中国现代文学文类研究”专题课，仍然有好多学生对赵园的《论小说十家》特感兴趣。按照约定，每次课上，我单独讲授一小时，另外花四十分钟评述学生的阅读感受。以下摘引的这几段，来自学生事先提交的大纲：

赵诗情：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少有像赵园一样以生命经验乃至身体（调动全部的官能）来面对研究对象并撰写成文的。……纯然直观地浸入作家文集文字所营造的意象，体贴作者流转的情绪和朦胧的时代氛围，想象作家如何理解并表达世界，这在赵园的文章中几乎是一种必经的仪式。身体的知觉由此被层层打开，经由不同风格的文字抵达各异的世界，像《秘密花园》中的玛丽叩开了长久封锁的花园。……这并非机械的作家论、作家生命史或精神史的研究，也并非传统的人物品评和诗文评的知人论世，抑或是单方面抒情的文学鉴赏，而是两种生命经验的交互和碰撞，以及基于此的建构和再创作。

王今：赵园老师的研究和文字都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一方面与她个人的性情和趣味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也受到了80年代学术整体氛围的影响。与90年代之后逐渐强调理性和客观的学术规范不同，80年代是一个“诸种知觉被唤醒被激活的年代”，总体来说还是偏向于主观的激情言说。80年代盛行的启蒙主义和思想解放，与新文化传统、“五四”精神之间有所承袭。她所注重的，还有自己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是用自己个体的生命体验，来理解和感悟研究对象，倾注于研究和写作之中。这样富有生命力、充满了个人感悟力的著述风格在今日越来越“规范”的学术界更为罕见。似乎也在提醒着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学术对于我们作为研究者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钟灵瑶：“知人论世”原是古典文学批评的常用方法，但在80年代，各类现代的后现代的文学批评范式流行开来，赵园却走的是传统的“作家论”或小说人物论这样一条扎扎实实的学术道路。赵园始终把研究的目光锁定在“人”身上，通过介入、感受和解读“人”的心理现实而深入剖析社会肌理结构，并最终返回人物内心。……赵园以这种不太时髦甚至略嫌老旧的批评方式，做出的却是扎实又别有见地的言论。

冉娜：《论小说十家》从文本出发，通过对文本进行投入生命的沉浸式阅读，又联系作家由所处的历史时代形成的世界观，以及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对文本的结构、文字风格等进行分析，从而得出自己的见解。在文学研究中，赵园先生的论著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我们不应该对作者进行提前设定，也不应用理论进行套用，理论性的叙述需要建构在大量阅读的体验之上，而对文本本身的理解与分析则是我们进入更深入学术研究的基础。

李颖：在阅读过程中其实感受到更多的是作者对“文学性”的追求，并不是其所言及的“理论发现”，整本书的“理论性”反而较弱，作者更多的是从直观审美出发，继而依靠文字敏感度进行文本细读，并在文本中寻求论据所成立的要素，作者更重视的是“文学性”而不是“理论性”，故此书中理论的印迹或许和时代背景有所关联。……总体而言，赵园对作家的批评是深刻且深入的，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去感受作者的书写情绪，没使用复杂的理论工具，而是从文本内容和文学审美上去尽可能地理解和贴近作者。显得阅读极为仔细，故整体论述在情感上也显得很是细腻，由此形成了极富个人风格的叙述风格。

王芷晨：作者自言“文风是思维方式”，而她这种在人物/文集间漫游的写作方式、饱蘸感情的抒情文风，面面俱到但又点到为止的行文结构和对文学作品近乎一致的衡量标准（脱离具体的历史场域而追寻某种永恒的文学标准），似乎更像是从作家论角度出发的文学批评之合集。总之，这种文风折射的思维方式并非我们一般理解的“文学史”。

李菁晶：赵园个性化的述学文体也颇值得注意。她不过分依赖流行的理论框架，而是从个人的阅读感受出发去贴合她的研究对象，在看似随意的表述中，往往隐藏着准确、敏锐的判断，能一语中的，抓住作家、作品的核心和本质。因此在阅读时，我既能感受到她作为学者的严谨，又能体会到她类似于散文家的灵动；既折服于她文字表述的“经济”与节制，又时常被潜藏于文字之下的青春的热情所打动。这种独特、丰富的文体风格，反映了作者的学养、旨趣与性情，同时也反映了她的学术追求。

孙慈姗：我将之概括为“第二人称述学文体”。这种文体无疑有一股强大的召唤力，也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期待着“你”来参与互动，产生共鸣。这个前提自然是“你”对所讨论对象一定程度的熟悉，而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你”其实是沉浸在作者对这些对象及其文学世界的描述中，沉浸在上下文所营造的氛围里。……尽管赵老师在《论余杂谈》中解释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不同，并认为她这部著作更靠近前者，我却倾向于认为二者之间有时也只是文体的差异，对于研究者而言，固然可以因时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笔墨，其内在肌理和对一些重要能力的要求却是相通的，比如对学术感性与温度的呼唤。或许我们在学术文章中还是不会出现“你”这样的表述，但是心中有没有一种平等的交流意识与对研究对象和读者的温情与敬意，大约还是判断学术价值的重要标准吧。

当然，也有同学对赵园的述学文体不太以为然：“似乎关于作家论的文章中，会体现更强烈的作者个人色彩，这类文学批评好像本身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作品”（李瑞琦）；“著者与作品本身的亲昵，让本书读来与其说是论文集，倒更像一本文学批评合集”（蒋紫旗）；“也许是作者本人对郁达夫的偏爱，这两篇文章颇有抒情色彩，更像学术散文而非今天意义上的学术论文”（林峥）；“现在的我不能习惯的是，赵园老师在行文中频繁借用第二人称‘你’来表达自己对于对象的某种感受或者判断”（丁程辉）。

至于对具体作家评价，同学们大都激赏赵园关于萧红的论述，其次则是谈论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的各章（何家玲、曲清华、李瑞琦）。有同学注意到此书从属于“新人文论丛书”：“在那个生气淋漓的‘历史青春期’，丛书的‘同时代’作者们确实有不少相通之处”（贺天行）；“字里行间都透露出80年代的文字的气息，在观点上略显粗糙，但思考的热情和感受的细腻又填补了粗糙的空隙，感性的议论深处藏着严密的逻辑”（王静）。更有同学专门分析为何那种“直觉的经验、感受以及创造性的文体，在今日规整化的论文中难得一见”，其中“论文体制规范化以及对客观性、科学性的追求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赵诗情）。不过，“读赵园老师的著作总能唤起一种久违的对文学作品与学术研究工作的向往和热情”（孙慈姗），这是好些同学的共同感受，这点让我非常欣慰。

1996年赵园编自选集时，从《论小说十家》中选了《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和《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在其现代文学四书中，属于不多也不少。回首二十年前的著作，已经转向明清研究的赵园，在“自序”中，从反省自身局限性出发，谈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困境，即“使得这个一度生气勃勃的学科，错失了与当代生活对话的机会”^[47]。虽然本文更多谈论赵园的阅读感受与述学文体，但我知道她更关注的其实是“思想的历史”以及大的社会历史进程，也正因此，对于日渐技术化的现代文学研究不无怨言。

两年前，在一个重要会议上，我这样谈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及可能性：

随着中国学界专业化程度日益提升，今天的博士教授，都有很好的学术训练，但在专业研究之外，有没有回应各种社会难题的愿望与能力，则值得怀疑。原本就与现实政治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若失去这种介入现实的愿望与能力，其功用与魅力将大为减少。把鲁迅研究、胡适研究做得跟李白研究、杜甫研究一样精细，不是我们现代文学学科的目标。经典化与战斗性，犹如车之两轮，保证这个学科还能不断往前推进。^[48]

对于整个学科来说，理论建构以及问题意识的培养，还有回应时代话题的能力，确实更为要紧。但从学术训练层面，赵园那“一空依傍的阅读”与“拒绝平庸的文体”，依旧值得我们欣赏与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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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园：《〈北京：城与人〉新版后记》，《北京：城与人》，第226—2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六年后撰写《〈地之子〉再版后记》，赵园依旧持此观点，见《地之子》，第316—3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2] 虽然《艰难的选择》出版在前（1986），但《论小说十家》（1987）所收各文，大都写作在先，比如第一篇《郁达夫自我写真的浪漫主义小说》完成于1980年12月，初刊《十月》1981年第2期。

[3] 陈平原：《“五方杂处”说北京》，初刊《书城》2002年第3期及（台湾）《联合文学》2003年第4期；又见《记忆北京》，第27—2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

[4] 赵园：《〈北京：城与人〉新版后记》，《北京：城与人》，第227页。

[5] 赵园：《〈赵园自选集〉自序》，《赵园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6] 参见赵园《〈中国现代小说家论集〉后记》，《中国现代小说家论集》，第313—319页，（台北）人间出版社，2008年。

[7] 赵园：《〈论小说十家〉修订本前言》，《论小说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8] 赵园：《〈地之子〉再版后记》，《地之子》，第317页。

[9] 赵园：《论余杂谈（代跋）》，《论小说十家》，第399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

[10] 赵园：《论余杂谈（代跋）》，《论小说十家》，第401页。

[11] 赵园：《论余杂谈（代跋）》，《论小说十家》，第403—404页。

[12] 陈平原：《追记王富仁兄的三句话》，《中华读书报》2017年10月11日。

[13] 赵园：《论余杂谈（代跋）》，《论小说十家》，第408页。

[14] 参见陈平原《杰作的发掘与品评——关于〈中国现代小说史〉及其他》，《文艺争鸣》2020年第8期。

[15] 赵园：《〈论小说十家〉再版后记》，《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5期。

[16] 赵园：《〈赵园自选集〉自序》，初刊《赵园自选集》，又见三联书店版《论小说十家》，第265页。

[17] 赵园：《论余杂谈（代跋）》，《论小说十家》，第404页。

[18] 赵园：《论余杂谈（代跋）》，《论小说十家》，第405页。

[19] 赵园：《历史情境与现实关切——与袁一丹谈治学与写作》，《书城》2020年第5期。

[20]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后记》，《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5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1] 赵园：《论余杂谈（代跋）》，《论小说十家》，第406页。

[22] 参见赵园《论余杂谈（代跋）》，《论小说十家》，第406、402页。

[23] 三次散文结集，我恰好都有幸同行，但我的《阅读日本》《游心与游目》《茱萸集》不及赵书精彩。

[24] 赵园：《〈红之羽〉跋》，《红之羽》，第203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

[25] 赵园：《旧日庭院》，第210—211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

[26] 参见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27] 赵园：《历史情境与现实关切——与袁一丹谈治学与写作》，《书城》2020年第5期。

[28] 赵园：《思想·材料·文体——治学杂谈之一》，《想象与叙述》，第2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29] 赵园：《思想·材料·文体——治学杂谈之一》，《想象与叙述》，第274、274—275页。

[30] 参见赵园《〈中国现代小说家论集〉后记》，《中国现代小说家论集》，第317页。

[31] 参见赵园《历史情境与现实关切——与袁一丹谈治学与写作》，《书城》2020年第5期。

[32] 赵园：《思想·材料·文体——治学杂谈之一》，《想象与叙述》，第279页。

[33] 钱穆：《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见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第253页，（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

[34] 陈平原：《如何“述学”，什么“文体”》，《文史知识》2012年第11期；又见《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第343—3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35] 参见陈平原《学术史研究视野中的“述学文体”》，《读书》2019年第12期；《与时代同行的学术史研究》，《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2期；《学术表达的立场、方法及韵味》，《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

[36] 陈平原：《“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初刊《云梦学刊》2007年第1期，后收入《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第164—1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37] 参见陈平原《人文学科的评价标准——答复旦大学“人文社科评估标准项目”课题组问》，《中华读书报》2016年4月6日。

[38]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国务院直属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其前身是1955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截至2016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六大学部，近四十个研究院所，全院在职总人数四千二百余人，科研业务人员三千二百余人。

[39] 参见赵园《〈窗下〉自序》，《窗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40] 赵园：《〈赵园自选集〉自序》，初刊《赵园自选集》，又见三联书店版《论小说十家》，第262页。

[41] 80年代，中国社科院曾经是全国学术中心；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211、985等工程的实施，各著名大学迅速崛起，社科院的地位及功能明显下降。具体到文学所研究人员，没有上课压力，不必面对青年学生的挑战，加上时间充裕，除了每周二的聚会聊天，保留极大的独立思考及自由表达空间。但若不珍惜且善用此优势，则容易养成自由懒散习惯。

[42] 赵园：《历史情境与现实关切——与袁一丹谈治学与写作》，《书城》2020年第5期。

[43] 陈平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课程作业·小引》，《学术史：课程与作业——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为例》，第8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

[44] 参见汤莉《坚持个性、执着探索——赵园的学术发展脉络》，《学术史：课程与作业——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为例》，第148—162页。

[45] 参见倪咏娟《读人与读己——略论赵园治学思路及著述文体的选择》，《学术史：课程与作业——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为例》，第163—179页。

[46] 在《〈地之子〉再版后记》中，赵园引述倪咏娟批评她谈论“大地”“乡土”“荒原”“农民”等概念时的“空泛与虚浮”，称不及其谈论知青文学之相对完整且踏实：“当初写作此书时，自以为得意的，在前一两章的个别章节。此次校读，似乎明白了年轻人的上述意见。”参见赵园《地之子》，第317—318页。

[47] 参见赵园《〈赵园自选集〉自序》，初刊《赵园自选集》，又见三联书店版《论小说十家》，第262页。

[48] 陈平原：《却顾所来径——“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及可能性》，《北京青年报》2018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