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产业是立足县域，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就业为主体，包括种养业、农产品流通业、农产品加工业及乡村休闲旅游业等在内的复合型产业。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产业振兴的目标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确保以粮食安全为核心的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转变增长方式，从单纯数量增长向数量质量安全并重转变；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形成稳定的农民收入增长机制。乡村产业振兴的保障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和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一）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现代农业是用现代工业、农业、信息科学、管理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装备起来的、有效摆脱传统农业特质的集约化农业；是生产区域化、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综合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转化效率高，农产品质量安全可靠的优质高产高效农业；是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多功能农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良好、竞争力强的可持续农业。国内外对现代农业没有统一公认的定义，量化指标也是与时俱进的。我国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之中，发展程度呈橄榄型分布：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呈现现代农业雏形，在全国比重较小；大部分地区现代农业元素与传统农业元素并存，前者替代后者的速度随着科技进步在加快；部分地区仍处于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的阶段，主要分布在贫困、边远和交通不便地区。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就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手段改造传统农业，合理配置农业资源和生产要素，优化农业农村生产力布局，培育优势产业、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和价值链长的产业，以核心企业为主导，形成上下游关联、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系统或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本质特征是，把涉农二三产业尽可能留在农村，把就业岗位尽可能留给农民，把增值收益尽可能分给农民。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解决的是供给侧问题，要重点围绕三个方面构建：
1.围绕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国家粮食安全进行构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夯实粮食生产能力基础，保障粮、棉、油、糖、肉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重中之重是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特别是粮食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改革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生产组织形式，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农村生产力，解决了城乡居民的温饱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加大投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基本稳定在6.5亿吨以上，平均亩产381公斤，人均生产量470公斤（1949年为209公斤），超过世界人均390公斤的水平。但是从长期看，我国粮食供给存在隐忧，资源紧约束长期存在，粮食与其他重要农作物的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供需矛盾长期存在。如果法律、政策及工作措施跟不上，脆弱的供需紧平衡底线有可能失守。今后若干年，按照14亿多人口、人均产量按“十三五”时期平均数匡算，我国主要农产品最低生产量为：粮食6.5亿吨以上，棉花600万吨以上，食用植物油7000万吨以上，食糖1500万吨以上，肉类9000万吨以上，水产品7000万吨以上，奶类4000万吨以上，水果2.8亿吨以上，禽蛋3100万吨以上。上述匡算，未考虑消费水平升级因素，是底线匡算。在这个基础上，仍需要通过国际贸易弥补缺口。我国粮食产量从1亿吨到2亿吨，用了7年时间（1966年）；从2亿吨到3亿吨，用了12年时间（1978年）；从3亿吨到4亿吨，用了6年时间（1984年）；从4亿吨到5亿吨，用了12年时间（1996年）；从5亿吨到6亿吨，用了16年时间（2012年）；2020年达到6.6亿吨以上。可以看出，除非重大农业技术革命支撑，否则大幅度增产难度会越来越大，耗时会越来越长。
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一是，自2004年以来，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由顺差变为逆差。逆差逐步扩大，年际在500亿美元—700亿美元之间。我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农产品进口国，占世界农产品进口额的10%左右，是第五大出口国，占世界农产品出口额的5%左右。
二是，自2007年以来，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进口逐步扩大。谷物年际进口在1400万吨—2200万吨之间，大豆进口连年攀升，2020年粮食进口（谷物＋大豆）1.43亿吨，占生产量的20%以上。棉花（对外依存度60%）、油料（对外依存度69%）、乳制品（对外依存度35%）、肉类（猪肉对外依存度超过10%，牛肉超过20%）、食糖等重要农产品进口增长都比较快，棉花、油料对外依存度过高。
粮食安全涉及三个概念：第一是口粮安全概念。我国城乡居民家庭年人均消费原粮130公斤，加上外出就餐，人均消费175公斤，全国每年需消费原粮2.5亿吨左右。我国谷物产量6.1亿吨，产出高于口粮消费。近10年进口的粮食，稻谷和小麦合计占6%，主要是品种调剂，总量未出大的问题，从原粮消费看，口粮绝对安全。第二是粮食安全概念。粮食消费包括口粮、饲料用粮、工业用粮，比例大体为37∶40∶23。我国养殖产品年产量2亿多吨，需要消费原粮2.7亿吨；工业和种子用粮1.7亿吨；口粮、饲料用粮、工业用粮及种子用粮，每年超过7.2亿吨。如果再加上安全储备，缺口不小，这是远虑。第三是食物安全概念。食物安全包括粮、肉、蛋、奶、瓜、果、蔬菜及食用林产品等，联合国粮农组织一直使用食物安全概念。“三个安全”中，口粮安全是底线，粮食安全是中线，食物安全是高线，目前我国还不能把食物安全作为目标，因为粮食安全还不稳固。
三是，自2014年以来，我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价格均高于国际市场。我国粮食作物单位总成本在1000元左右，农资、土地、人工成本自2004年以来的增速都在10%以上，种粮效益低。我们尽管采取了生产补贴，实行主要粮食作物的最低收购价制度，但种粮效益仍低于经济作物，这也是有些地方抛荒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
四是，支持粮食生产的耕地、水资源约束趋紧，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大量流出。
耕地和水资源短缺。近10年来，每年建设用地占用优质耕地600多万亩，补充的基本是边远地、劣质地。自2009年土地二调以来，大量耕地变成林地、园地、水域等，有的基本农田亦被占用。建设高标准农田成绩不小，但标准不高的不在少数，相当部分高标准农田达不到预期目标。如果真正高质量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亩产量按1500斤计算，就有了1.5万亿斤的综合生产能力，但目前达不到这个产出水平。如果要满足14多亿人口的消费需求，国内生产需要32—35亿亩播种面积，按目前的耕地资源及复种指数，大约7—10亿亩播种面积的产出量需要想其他办法。我国是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随着生活用水、工业用水、生态用水增加，将进一步挤压农业用水空间。
生产要素持续流出。每年农村转移人口1300多万人，多为农村优质劳动力。农业的长期低效益导致农村资金持续流入城镇，存贷比低，农村的合作金融制度建设滞后，成长发育很慢，资金瓶颈约束长期没有缓解。
五是，粮食科技支撑能力亟待提升。纵向比，我国粮食单产水平是提高的，但横向比，我国稻谷、小麦、玉米亩产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的63%、65%、54%。大豆亩产120—130公斤，为发达国家水平的一半。优质水稻、专用强筋弱筋小麦、高油高蛋白大豆等品种供给都有缺口。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在提高，科技贡献率在进步，但像杂交水稻那样能带动农业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突破性大成果还是少，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薄弱，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低于发达国家20—30个百分点。农业生产过度依赖化肥、农药投入，我国占全世界10%的耕地，使用了占全世界25%的化肥和30%的农药，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农药利用率分别为38%、40%，有效利用率提升空间大。农业机械化发展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优质高端农机具“卡脖子”严重等问题。
六是，气候变化及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国际贸易的不确定因素增加。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使粮食国际贸易产业链、市场供应链、进出口配额、关税、价格等不确定因素增加，外部向内部传导的压力增加，粮食进口受制于人的风险增加。全球气候变化导致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威胁粮食生产，全球饥饿人口呈增加趋势，影响粮食供应链。
七是，在粮食支持保护政策，主产区粮食调出补偿政策，粮食价格形成及调控机制，粮食收购、储备、流通、加工、节约、减少浪费等方面，无论是法律、法规、政策，都有调整完善的空间。
鉴于此，需要加快推动粮食安全保障立法，通过顶层设计，健全粮食安全保障制度体系，对生产、收购、储备、流通、加工、节约、科技支撑、质量安全、餐饮浪费、宏观调控及支持保护体系等作出系统性规范，为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法制保障。立法思路：
（1）以习近平粮食安全观为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1]“要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健全粮食安全制度体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创造更多经验。”[2]“‘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3]“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4]“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良种在促进粮食增产方面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要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5]“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6]
要把习近平粮食安全观作为粮食安全保障立法的指导思想，立法要体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精神。
（2）明确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方针转化为法律规范，明确“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1996年，为了回应国际上“谁来养活中国”的舆论，我国政府发布《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确定粮食（含大豆、薯类）要达到不低于95%的自给率，进口不超过5%的警戒线，向全世界庄严承诺“中国人民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也是按照这个自给率规划粮食生产消费。将95%的粮食自给率和5%的进口警戒线作为目标，有利于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在坚持不低于95%自给率的基础上，进口一些优质农产品，调剂余缺及品种结构，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缓解资源约束压力。但是，进口农产品要防止演变为依赖，防止过量进口挤压国内产业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学界有观点认为，“进口农产品就是进口土地和水资源，自给率不必绷得过紧”。资源替代是有前提条件的，如果将超大人口规模、国内产业发展、农民收入增长、进口依存度、进口集中度、市场供应链稳定性等因素综合权衡，大规模进口农产品的问题和隐忧不少。在超大人口规模的国度里，吃饭问题绝不能走大开大合的路子。日本等国不断降低粮食自给率的做法（由60%降为30%），是无奈之举，我们不应效仿。美国农产品进出口数量大，是缘于地理、气候因素，美国种植结构单一，农产品品种少，进口是为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但他们优势农产品出口量很大，居世界前列，美国的做法我们同样无法效仿。在工作上，要毫不动摇把重要农产品供给特别是粮食安全放在“三农”工作首位，这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中之重。
（3）明确规范粮食生产扶持政策
粮食安全保障法应聚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集成各种优惠政策和支持保护措施，千方百计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千方百计调动粮食主产区和生产者积极性，千方百计提高种粮比较效益。
第一，完善公共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技术推广、科研教育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建立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支持总额绝对量是增长的，但在一些年份增速低于财政支出增速，支持总量占农业产值比重不高，有限的资金到地方后，有些用不到粮食生产上。不少地方财政对农业投入极少，基本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及专项，在“十四五”时期，这种状况必须扭转。
第二，完善中央财政对粮食主产区均衡性财力转移支付、产粮大县奖励等政策，加大支持力度。
第三，规范土地出让收入收益50%用于乡村振兴的要求，增量投入首先保证粮食生产。
第四，提升农村金融、政策性农业保险及涉农信贷担保服务粮食生产的水平和效率，适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扶持和规范农村合作金融，弥补正规金融之不足。
第五，出台新的支持扶持政策。建立粮食生产风险基金，从粮食加工、流通、消费等环节筹措，取之于粮，用之于粮；扶持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化，支持发展“粮头食尾”“农头工尾”精深加工；扶持农技服务、农资供应服务、农机服务组织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
第六，建立省际粮食产销利益调节补偿机制。
（4）明确构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和藏粮于库的有机协调机制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藏粮于库有机协调，可以有效防止生产大起大落，减少粮食生产的周期性波动。
藏粮于地。确保18亿亩耕地、15.5亿亩永久性基本农田、10亿亩高标准农田、17.5亿亩粮食种植面积不减少；遏制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地等违法违规行为；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永久性基本农田要保证优先保障粮食生产；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建设要达标，不能只冠名；农业结构调整不能减少粮食作物面积，协调好粮食生产和其他作物生产的比例关系，有条件的地方要适度提高作物复种指数，不要盲目压减玉米生产；已纳入“十四五”规划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保护提升、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增加有效灌溉面积等指标，要作为约束性指标加强监督考核，不能流于形式，更不能虚报造假；将全国61 080万亩建设用地总规模作为约束性指标，不能突破。农业农村、国土、生态环保等部门，要全力抓耕地数量保护，质量提高。
藏粮于技。在土地资源紧约束的情况下，增加产出主要依靠科技。加大集成协作攻关力度，创新良种培育技术，打好种业翻身仗。努力改进栽培技术、产后加工技术、减少损耗浪费技术，推进粮食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和质量安全。下大决心解决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薄弱问题，打通农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农业机械化是未来农业的出路，要大力支持农业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攻克液压装置、传感器等“卡脖子”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推进农艺、农机适配。农业信息化、数字化的应用要跟上时代步伐，有条件的地方及产业应尽早布局，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藏粮于库。深化粮食储备制度改革，建立国家粮食安全储备、企业经营性周转储备、农户自储等多元化多层次粮食储备体系，鼓励企业和农户储粮；划定国家粮食储备安全底线，对储备品种、规模、地区布局统筹规划，压缩经营性周转储备，鼓励地方和大中型粮食企业增加经营性周转；明确产区储备与销区储备的功能定位，减轻主产区粮食储备财力负担。
（5）明确粮食安全保障调控机制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不能完全市场化。粮食生产受市场、自然、政策风险影响大，产出波动大。鉴于粮食生产的特征，不能多了就放，少了就统，需要建立一以贯之的稳定性政策。在生产环节，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继续实施种粮补贴，同时构建价格形成与生产成本、农民收入增长挂钩机制；加大对生产经营主体生产粮食补贴力度，弥补生产成本，逐步调整“大锅饭”式的耕地种植补贴，探索补贴与提供商品粮挂钩的机制；对主要粮食品种继续实行价格支持，稳定农民种植收益预期，增加种粮收入。在产后环节，完善粮食收购、加工、流通、市场预警、信息发布和应急保障制度，重视粮食物流和应急供给体系建设。在进出口环节，统筹粮食产、供、销、储、进出口调控政策，国内生产与国际贸易有机协调联动，防止逆向操作；积极参与世界粮食贸易规则制定，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提升对国际粮食市场和价格的话语权、影响力；积极开拓远东、中亚、东南亚周边粮食市场，确保进口来源的便捷及多元化，防止受制于人；加强国际农业合作，支持鼓励大企业走出去，完善国际粮食生产供应链。
（6）明确减少粮食损耗、制止浪费的法律规范
我国粮食在收获、运输、储存、销售、加工环节的损耗浪费率超过10%（收获环节损耗3%，加工储藏环节损耗浪费5%，餐饮环节浪费3%。联合国粮农组织测算，全球从收获到消费的各环节，食物损耗浪费至少14%，不发达国家为20%）。按照6.5亿吨的粮食产量，10%的损耗浪费率，我国粮食总损耗浪费在6500万吨以上，如果将各环节的总损耗浪费率降至5%以下，每年可节约粮食3700万吨以上，相当于一个粮食大省的产量。
减少粮食损耗，制止浪费，重点考虑三个层次问题：首先，加强宣传引导和道德教育，营造节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耻的社会氛围，倡导文明、合理、节俭的消费方式，反对和抵制讲排场、摆阔气的奢侈浪费陋习。其次，加强科技创新和先进技术推广应用。通过改进收获技术、储藏技术、加工技术等（小麦人工收割损失率为10%，机械收割损失率为3%），减少技术性、物理性损耗。在餐饮环节，推进制作标准化及规范化管理等。再次，着眼收获、储藏、流通、加工、餐饮多环节，五管齐下，全方位切入，从制度上约束。宣传引导、科技创新、制度约束全面推进，环环相扣，循序渐进减少粮食损耗，制止浪费。
（7）明确和压实粮食安全保障责任
分清中央和地方的粮食安全保障责任，不把粮食安全保障责任全压在中央；分清主产区粮食供给和销区消费补偿责任，不把粮食安全责任全压在主产区，销区不能无限度、无底线依赖主产区，也要千方百计增加粮食产出能力，产出能力满足不了需求的，可考虑按照调入量对主产区进行资金补偿；严格落实党政同责，我国有党管农村工作的传统，县级党委、政府是粮食安全的前线指挥部，要把抓粮食生产作为重中之重，首要之责。总之，努力形成中央和地方、产区和销区、政府和生产主体合力共保粮食安全格局。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外有人扬言中国人解决不了自己的吃饭问题，改革开放后的事实宣告了这个预言的破产。现在，我们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粮食安全保障遇到新挑战，但我们迎接挑战、解决问题的自信是有的。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加强法治保障，完善政策体系，夯实工作基础，中国人民能够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围绕建立稳定的农民收入增长机制进行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18年的14 617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07年最高的3.33∶1缩小至2.69∶1，但收入绝对值差距由1978年的209.8元扩大为2018年的24 634元。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劳动力、土地、投入品成本快速上涨，受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双向挤压，主要农产品国内外市场价格倒挂，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乏力。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增速比上年回落0.7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经营性净收入占比由41.7%下降到36.7%。不少村集体经济组织产业发展能力弱，没有稳定的收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多从事初级农产品生产或初级加工，增值利润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少，共建共享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一些工商资本把与农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变为单纯建立原料基地，延长产业链却切断价值链，农民得不到或很少享受到增值收益。稳定增加农民收入，要抓住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这个切入点，提高乡村产业发展层次和质量。(https://www.daowen.com)
一是推动乡村产业交叉融合延伸产业链。在发展特色种养业的基础上，面向市场培育具有地域特色的手工制造、休闲观光、旅游康养、新型服务业等多元化特色产业。发挥乡村农耕文化传承功能，推动乡村旅游提档升级。着眼于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农业物联网、农村互联网建设，推进数字经济向农业农村延伸。
二是培育产业融合主体重塑价值链。支持工商资本、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民深度合作，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业共同体。凡在县域布局、有利于提升乡村产业聚集度、利润分配比例达到要求、与农民利益联结紧密的，实行优惠政策并动态调整。强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对农户的带动作用，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向农产品流通、加工、技术服务等领域拓展。到2022年，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值要达到2.5∶1，其中大部分增值收益留给农村和农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优先承担政府涉农项目。培育各类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要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建立谁联农带农惠农能力强，谁享受的扶持政策就多的政策导向，使乡村产业真正成为农民受益致富的产业。
三是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打造供应链。将健全乡村流通网络和市场建设作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主攻方向。加大产地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地生产与销地销售高效衔接。补齐农村电商基础设施短板，打通农产品网络销售渠道，通过发展直供直销、农超对接、线上销售等多种流通模式，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引导流通企业与农民、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让农民更多分享流通环节的增值收益。
四是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形成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体制机制环境。逐步建立完善农村资源性资产有偿使用制度，处理好集体所有权与集体成员权的收益分配关系。
五是支持贫困地区产业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是脱贫攻坚的升级版，处理好产业扶贫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关系，实现脱贫攻坚政策与乡村振兴政策的衔接。完善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造血”机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3.围绕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进行构建。
我国农产品供给种类多，优质绿色产品少，环境污染、面源污染、工业转移污染给农产品质量安全带来严峻挑战。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要把农产品质量安全目标摆到重要位置，在生产过程、产品准出和市场准入环节加强管理。（参见第九章“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制度”）
只有构建起完善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才能有效防止农业萎缩，农村凋敝。
（二）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是先进科学技术与生产过程的有机结合，是衡量现代农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主要包括科技化、水利化、机械化、信息化和标准化。
1.科技化。
农业科技是农业的核心竞争力。2018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8.3%；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为67%；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杂交水稻良种、新型抗虫棉培育世界领先。总体上，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科技进步速度加快，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个别领域“领跑”，部分领域“并跑”，多数领域“跟跑”。
我国农业科技与国外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在植物育种技术领域，植物生物技术育种的创新能力不足，缺少突破性的新材料和新方法；优异的育种材料发掘速度缓慢，缺乏有重大利用价值的基因，缺乏高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性成果。在动物育种技术领域，有32%的技术“领跑”或“并跑”于国际水平，在功能基因测定、动物基因组育种、体外胚胎生产、性别控制技术、基因组编辑等技术上处于“跟跑”状态，动物基因组测序后续功能研究以及重要功能基因挖掘工作落后，总体与国际领先水平相差20年左右。
在数字农业技术领域，有20%的技术“并跑”或“领跑”于国际水平，“并跑”技术有农业传感器技术、农业物联网技术、动植物生命与环境信息感知技术，其余技术领域发展不平衡，总体与国际相差10年左右。
在农林先进装备制造技术领域，处于由引进消化吸收向自主创新转变阶段，高端动力机械制造、定位变量作业智能机械技术处于“跟跑”阶段，总体与国际领先水平相差20年左右。
在农林生物质高效转化技术领域，一些技术已进入商业化早期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经济竞争能力，如生物质发电、固体成型燃料、液体生物燃料、生物燃气技术等，其中在生物质化学产品、催化合成方面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生物质燃烧技术和研究相对于发达国家处于起步阶段，总体与国际领先水平相差10年左右。
在农业生境控制与修复技术领域，有10%的技术处于“并跑”或“领跑”状态，其中旱作节水领域处于“领跑”阶段，节水灌溉技术处于“并跑”阶段，粮食平均水分利用效率为发达国家的50%，氮肥利用率低于发达国家15—20个百分点，总体与国际领先水平相差10年。
在农业生物制药领域，重大原创产品少，缺乏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农业药物，在除禽流感疫苗外的动物疫苗、绿色农药兽药、诊断与检测试剂、植物生长调节剂与除草剂等创制技术方面，总体与国际领先水平相差10年左右。
在节水农业技术领域，抗旱节水作物新品种选育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其他技术处于“并跑”或“跟跑”阶段，与国际领先水平相差10年左右。
在低产田改良技术领域，除局部地区外，总体上缺乏对成土要素、气候条件以及生态环境等的系统研究，缺乏对低产田物理、化学及生物学成因机理的探索，现有技术以传统的单项技术为主，与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3S技术以及分子生物学等现代技术的集成、融合与创新不够，与世界领先水平相差10年左右。
在绿色食品制造与加工技术领域，现代食品工程化技术与装备、非热加工、现代食品生物工程技术、食品绿色加工技术等食品绿色制造与加工关键共性技术，局部已形成优势，但与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仅有7%左右的技术处于“并跑”状态，绝大部分处于“跟跑”状态，与国际领先水平相差10年左右。
在绿色食品储藏与冷链物流技术领域，食物物流生物学特性、食品包装材料的合成及安全性等基础研究薄弱，在物流关键技术和参数研究、设备研制和应用等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品质裂变控制、包装材料及载体研发、物流微环境控制、信息化与智能化应用、物流配送等各个环节技术水平相对低下，缺乏系统集成和物流标准体系，冷链物流技术和设备、易腐食品冷链物流包装与标识技术、传感器技术、远距离无线通信技术、过程跟踪与监控技术等有待加强，总体上处于“跟跑”阶段，与国际领先水平相差10年左右。
在食品质量安全控制技术领域，化学危害物新型快速检测技术、食品加工过程有害物安全控制技术、新型食品安全性评价技术、食品安全溯源技术系统集成与示范应用等取得进步，但研究缺乏系统性，相关技术标准建设尚不完备，食品质量安全控制与预警技术适应性较差。
总体评价，我国农业技术与国际领先水平相差10年左右[7]。
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问题最终要靠科技，科技进步需要法治。完善农业科技法律制度，科技攻关、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完善是三大重点，有六个问题应得到重视：一是实施农业科技攻关重大专项工程，打造创新平台。以现代种业、现代食品、农机装备、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重大应用技术、农村环境整治等为重点，以项目为纽带，整合分散、重叠、弱小、封闭的科研资源，聚集优秀科技人才，集中力量攻关。二是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坚持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向，出台扶持措施，鼓励科研人才面向生产需要，把科研从“论文导向”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进一步提升国家农业高新技术科技示范园区水平。三是扶持企业创新。大力支持企业领办科技创新联盟，坚持以应用带科技，加强集成创新和协同创新。四是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建立面向农业农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技术转移机构，通过研发合作、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投资入股等多种方式，体现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科技成果的市场价值。五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科研人才权益分享机制。六是把加强公益性农技推广队伍建设和扶持多元化经营服务主体有机结合，解决农业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
2.水利化。
我国气候类型多样，降雨空间分布严重不均，南方水多，北方水少，水土资源不匹配。北方地区国土面积占64%，耕地占60%，人口占46%，水资源占19%。我国旱涝灾害严重多发，受夏季季风影响，北方地区降水集中在6—9月，降水量占全年的80%。南方地区降水多集中在5—8月，降水量占全年的60%。这种降水时间分布高度集中现象，比同纬度的欧洲国家严重，直接引发江河的汛期洪水和非汛期的枯水，导致全国多数地区夏秋涝、冬春旱。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水旱灾害频发、重发、连发的国家，给农业生产和人民财产带来的损失不计其数。
为防止水患和干旱，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共修建水库9.8万座，总库容9323亿立方米，其中以防洪为主的水库库容占42.4%，修建各类堤防41.4万公里，保护人口约6亿人，保护耕地约7亿亩。在农田水利上，共修建以灌溉为主的水库工程7万座，总库容1885亿立方米；修建灌溉渠道83万条，总长115万公里；修建排水沟道42万条，总长47万公里；修建灌排结合渠道45万条，总长52万公里；建成大中型灌区7800多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2200多万处，农田有效灌溉面积10.2亿亩，高效节水灌溉面积3.13亿亩。水利事业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如此，我国农田水利建设还是历史欠账较多，投资需求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农田水利供给总量不足。受水资源及生态环境约束，我国发展大规模灌溉面积的难度较大，空间有限。现有农田水利工程老化失修严重，与现代农业对农田灌溉提出的供水适时适量、用水结构多元化等需求不相适应。二是农田水利供给质量不高。农田水利建设标准不高，改造步伐缓慢，节水农业发展滞后，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比重偏低，为30%左右（2018年）。农田水利科技支撑服务能力难以满足农田水利化、灌溉高效化、工程建设管理专业化社会化的需求。三是农田水利供给机制不活。农田水利事权不清，政府、农民、市场在投资管理运营方面权责不清，政府投资缺口大，群众投劳投工进不来，社会资本“不愿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权改革和水价改革进展缓慢，重建轻管。农村饮水安全质量有待提升。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水利法治建设方面，已制定了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和防洪法，还需要制定农田水利法，完善水法治体系。
农田水利法的立法思路：一是构建大中小微结合、骨干和田间衔接、长期发挥效益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提高供水节水、防洪抗旱能力和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二是以节水改造、灌排泵站改造、生态型灌区建设为重点，持续推进大中型灌区配套续建，全面提升现代化水平。三是推进中小河流治理、小型农田水利提质、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水系连通、河塘清淤等工程建设，全面提升使用效益。四是深化农村水利工程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解决运营效率不高、浪费严重问题。五是健全水利工程服务体系，促进工程长期良性运行。六是健全基层防汛预警体系建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七是界定水权，稳步推进农村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最大限度减少水资源浪费。
3.农业机械化。
我国农机总动力为11.2亿千瓦，大中型拖拉机、插秧机、联合收割机保有量分别为67万台、72万台和174万台。规模以上农机制造企业2400多家，年实现业务收入4300多亿元，居世界第一位。农机合作社约6万个，作业服务组织18.2万个（2018年）。精密导航、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农机化中已有应用。精准播种、保护性耕作、高效植保等增产增效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机化新技术进一步发展。在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大背景下，农业机械化为农业农村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农机装备制造处于世界中低端水平，高端机械严重依赖进口；农业机械结构不合理，小型机械多，操作机械少；农机配套率不高，农机、农艺、品种融合配套不够，创新元素少；蔬果类、畜牧类、水产类、南方地区的机械化水平不高，适应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二的丘陵、山区的中小型农业机械研发、推广滞后。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推动现代农业技术应用于农业的重要载体和手段，也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减少损失浪费、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把农业机械化摆在重要位置，在加大工作力度的同时，适时修改农业机械化促进法。
立法思路：一是在国家层面布局力量攻关，推动农机装备转型升级。二是推动农机化与信息化、农业科技化融合，重点在保护性耕作、秸秆还田、精准播种施肥施药灌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方面攻关突破，提升应用水平。三是继续实施农机购置补贴，针对薄弱环节适时进行结构性调整，提高农机化率。四是针对我国农业区位条件差异大的现实，实行有差别的农机化区域政策。
4.农业信息化。
农业信息化是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流通、加工、管理、服务等的过程，是现代农业的高级阶段。
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速度喜人。在农业技术与信息技术融合方面，物联网、大数据、空间信息、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精准农业、数据化管理等方面得到局部应用，如设施农业上的温室环境自动监测与控制，水肥使用的智能管理，畜禽精准喂养，动物疫病防治自动监控，水产养殖中的水体监控、饲料自动投喂等集成应用，一批农业节本增效物联网示范工程项目进入应用阶段等。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平台发展迅速，农业投入品、农产品网上交易1.3万亿元（2018年）。但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信息化落后于欧美国家20年左右，农业信息化与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乡村振兴的要求比，总体水平不高。精准农业、智慧农业尚处于试验示范阶段，许多核心技术尚未攻克；农业技术和信息技术集成度低，总体效能差；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在整个电子商务平台占比低；农业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互联网普及率和接入能力低；农业农村经营管理信息数量少，数据质量不高，采集、传输、存储、共享落后，分析研判应用指导实践满足不了需要。
农业信息化，要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东中西差异大、经营主体多、行业多、门类多、农业技术与信息技术融合度低等特点出发，立足国情，突出重点，循序渐进，有所为有所不为。
农业信息化法治保障的思路：一是扶持、规范农业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应用。加快物联网、大数据、空间信息、智能装备等信息技术与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农产品加工业的融合应用，重点放在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经营规模较大的地区，重点扶持各类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设施农业、经济作物生产、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加工等领域。二是扶持规范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延长农业农村经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把农产品及时销售出去，把农民需要的农业投入品、生活消费品便捷地购买回来。采取市场化的电子商务和政府支持的信息服务相结合、相补充的路径，搭建好电子商务平台。针对农村居住分散的实际，电子商务网点一般可建在乡镇一级，有些可延伸到村一级，通过对村镇小店进行数字化转型、“熟人经济＋数字化”、发展乡村信息员队伍等，打通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三是扶持规范农业农村经济宏观决策管理服务信息化。解决宏观管理信息部门间各自为政，有效整合、共享行业数据资源、互联网资源、空间地理资源、遥感影像数据等，使宏观决策管理服务政出一门；重点解决基础数据的采集、传输、处理、共享，解决数据残缺、失真问题；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加强信息分析研判，提升支撑宏观管理、引导市场、指导生产的能力，特别要在供求信息、引导农业生产方面发挥导向作用，切实解决数据分析“马后炮”问题；加强国内外信息特别是国外生产、贸易信息的统筹，发挥信息预警防控作用。四是扶持规范农业信息化的创新。从学科设置、研究试验、领军人物培养、激励创新团队等方面系统规划，提升农业信息化关键核心技术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能力。五是扶持和加强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入，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最需要的领域，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工程。重视运用市场的力量，形成政府引导，跨界融合，共建共享，众筹共赢的格局。
5.农业标准化。
农业标准化是对农业生产、流通、加工、质量安全、管理等活动中需要统一、协调的对象，制定并实施统一的技术规范、技术规程的活动。
农业标准化是现代农业和食品安全的基石，是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升农业技术集成应用水平，提升农业比较效益，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性工程。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提高农业标准化水平。（参见第九章“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制度”）
（三）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顺应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的经营方式变革，构建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及其他社会化经营等共同发展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鼓励各类有条件的经营主体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鼓励各类工商企业参与农业项目，提高农业的集约化水平。
家庭承包、土地流转、多元主体、规模经营、科技创新，是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五大基石。2018年修改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厘清了涉及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大问题，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参见第四章“农村基本经营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