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历史意义

三、北京市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的 历史意义

1.丰富党的领导经验,助力民主政治建设发展。

彼时,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新兴的革命政党,不过才成立二十余年,党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建设和发展民主政治的经验总体说还相对不足。在革命战争即将全面胜利时期,尤其是面对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任务,党的工作重心和方式都需要进行改变,这对党的能力是一个巨大考验。北京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整个进程中,都离不开党中央、市委的指导、支持和推动,尤其是北京市委在时任书记彭真同志的领导下,积极探索、推陈出新,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局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做法。

例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功举行后,北京市在彭真的领导下,继续探索建立健全人民民主政权工作向基层延伸的新路子,率先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全国各大城市起了示范和带动作用。为了让中央及时掌握情况,以更好地指导全国工作,彭真起草了《北京市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初步经验》报告,于1950年8月7日报送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华北局。不日即获中央批转,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示:“兹将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内各区开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发给你们参考,我们认为大城市的各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请各大城市市委考虑实行。”[21]不难看出,党中央和北京市委通过北京的实践经验的积累,实际上完成了一个政策试点—经验总结—模式推广的政策过程,这种做法不仅使得党领导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获得积累,也使得其领导民主政治建设的能力得到了提升。

2.促进人民民主的实现,激发民众的参政热情。

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召开时,新中国尚未成立,全国还有很多地方仍然受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迫。而新解放区的城市大多也处在军事管制之中,“有些人觉得,既要实行军事管制就不应或不能实行民主,或者说,国家处在军事时期,就不能实行民主。他们把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管制与人民民主政治的实行和发展看作是绝对对立、彼此不相容的东西。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一方面,战争和军事管制并没有妨害人民实行民主;另一方面,人民实行民主也并没有妨害战争和军事管制。相反,它们二者倒是相互帮助、相互加强的。”[22]刘少奇对这种看法予以了批驳,并鼓励推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以促进人民民主的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北平市)探索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并在后来实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常态化、制度化举行,无疑对于促进人民民主、打击反动统治具有积极意义。这个过程是唤醒和点燃人民的民主意识、民主热情的过程,也使人民群众对民主有了初步的认知,懂得了党的方针、宗旨,明白了“代表”“选举”等现代政治概念的切实含义。可以说,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播下了日后人民代表大会蓬勃发展的种子。因为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中共中央领导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种真民主而不是假民主,是一种实质民主而不是形式民主。

做过清朝翰林、民国大员的潘龄皋怀着喜悦的心情谈道:

“市政府的市长、副市长、市政府委员会的委员,现在是我们自己选出来的,我们能够选举政府,我们老百姓能够在这里说话,说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老百姓能够选出政府来,替我们自己办事,这是我们中国老百姓一百多年来就奋斗牺牲流血所要争取的目标,这个目标在辛亥革命没有达到,在北伐战争没有达到,在抗日战争也没有达到,现在达到了(全场大鼓掌)!从满清时代起,我们就要求实行民主宪政,可是达不到,袁世凯、蒋介石来了,还是达不到,我们老百姓要求他们民主,他们不是拖延就是欺骗,总是不给民主,现在我们老百姓翻身了,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打倒了反动派实现了民主了,这都是毛主席领导我们成功的……”[23]

这一席肺腑之言,生动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旧时代的憎恶、对于新中国的热爱、对于共产党的拥护。

3.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维护巩固新生政权。

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群众反映问题、提出意见的重要平台,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意、关注民生的重要渠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发挥着党和人民群众沟通交流的桥梁和纽带的重要作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注重实现代表的广泛性,对此,著名社会学家、民盟盟员费孝通先生曾这样描述市各界代表会议的场景:

“我踏进会场,就看见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戴瓜皮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望着会场前挂着大大的‘代表’二字,不免点起头来。代表性呀!北平住着的就是这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果全是一个样子的人在这里开会,那还能说是代表会么?”[24]

正如费先生所感叹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力保证会议代表能够真正代表全市人民,能做到这点十分不易,也十分明智。尤其是政权刚刚建立,党和人民政府对城市的管理还面临很多困难,面临信息不畅等问题,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使得各行各业的代表协商议事,党也就能够更好地通过代表来联系、团结更多的人民,从而更多地了解民众的意愿和需求。这有利于党和政府准确、迅速地掌握一个城市、地区的实际情况并据此开展自己的工作,凝聚起了人民群众的向心力,这对维护和巩固新生政权意义重大。

随着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好转,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化程度较前两届更进一步,不仅代表的人数增加了,人民选举的代表占83%,只有17%的代表是经协商邀请的,其中政府代表只占到3%,这些变革进一步强化了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首都的人民,由于有了过去两年和两届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开始熟悉了他们中间的政治代表人物,所以他们进行这种选举就已开始成为可能……这样,就使作为北京市人民民主政权主要组织形式的人民代表会议,在组织基础上更广大、更密切地联系了人民群众,在组织形式上也比以前两届更完备了一些”[25],通过这些措施,市各界代表会议的召开有效地维护巩固了新生政权。

4.发挥首善之区作用,形成标杆式的北京经验。

北京在探索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方面,充分发挥了首善之区所具有的政治引领作用,这是得到中央肯定和认可的。例如,刘少奇同志就讲过:“我认为不独北京市的人民代表会议应该如此,在其他地方,凡是条件业已具备了的,也应该如此地来召集人民代表会议。在人民已经有了相当组织的城市,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了的乡村,人民已经开始能够选出自己的代表的时候,就应该不迟疑地让人民直接地或间接地来选举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选举的方式,也大体上可以采用北京市的经验。”[26]北京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好做法、好经验成为党中央领导探索实现全国范围内人民民主的重要参考,也成为其他地方学习、借鉴的依据,这既得益于北京“首善之区”的政治地位,也提高了北京的工作标准和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