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下情上达”的利益表达机制

阿尔蒙德认为，在威权主义制度中，利益集聚过程频繁变动并且受到控制，而且，这一过程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自下而上的。在现实中，自上而下权威的传导和执行，比自下而上的“下情上达”更加容易。“下情上达”传导到决策层和领导层的过程，会逐渐衰减。

1.运用网络等大数据手段采集、搜集和聚焦公众的诉求。

目前，在北京开展的12345电话热线，接诉即办，“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北京有月考核，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普遍反映压力极大，但群众满意度很高；而荣获2019年最佳服务案例奖及2019年度大数据应用创新示范奖，说明运用高科技的技术手段，能够建设覆盖到主流网络、政务微博、微信app及小程序的统一互联网平台。同样，也可以将它运用到协商民主领域，数字化、一体化地实时搜集和聚焦群众的诉求，形成有公共价值的议题。(https://www.daowen.com)

2.考虑协商民主的非制度化因素的影响，培育协商性公民文化。

虽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和实施多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发展，现代化的进程为培育公民文化提供了社会基础，但是，培育公民文化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协商民主的主体多元化要求公民社会及其公民文化的充分发育，一是社会组织（NGO组织）的发展壮大，发挥独立的第三方的作用，行业组织、互助组织等集体发声维权。二是公民自身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不断增强，培养协商民主思维，听取不同声音，形成平等和包容的理念，遵守协商的规则，尊重和接受协商的结果，实现共治共享的和谐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