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群众路线史”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群众路线史”。我们党自成立那天起，就把坚持群众路线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善始善终实践探索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前半句阐述的既是走群众路线的目的，也是群众路线的基础，后半句阐述的是群众路线的方法。
1.党的实践创立了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路线与党的诞生和发展壮大相生相伴。党的群众路线孕育于党的初创时期，形成完善于革命战争时期，丰富发展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和创新于改革开放历史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的传家宝。
（1）党的初创时期孕育产生群众观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是依靠群众。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1922年7月，党的二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中去。1923年，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1925年，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指出：要使中国不陷于奴隶的地位，完全靠着中国劳苦群众的努力。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党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1927年5月，党的五大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第五次大会认定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的党章。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首次明确规定：“支部是党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并详细规定了“宣传和组织群众”等支部的6项任务。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10月，他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较为完整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如何建设、如何巩固和发展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其中就涉及一个如何处理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由此可见，在大革命时期，党就认识到：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进行革命活动必须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党建设初期的这些重要论述，提出了重视群众工作的问题，形成了基本的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法。
（2）革命战争时期形成完善了群众路线。这里所说的革命战争时期主要是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主要是对党的初创时期所形成的群众观点、群众工作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对群众路线最终形成和逐步成熟进行探索和实践，使群众路线的理论体系更加系统化、完整化。大革命失败后，党迅速召开“八七”会议，制定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标志着中国革命的中心开始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在建立、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为群众路线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一，土地革命时期，主要是对红军时期形成的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和升华，从理论形态上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1928年，党的六大作出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重要决定。同年11月，李立三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在同浙江地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使用了“群众路线”一词，即：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1929年9月，由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有三处使用“群众路线”，但依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同志通过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领导群众斗争的实践，对群众路线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思考。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毛泽东同志作政治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8个决议案，提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28]，解决了红军是否要做群众工作，群众工作在党和红军工作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以及红军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术等诸多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当时的认识并不一致，而这又直接涉及红军的性质、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说明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提出和阐发了党的群众观点。他指出，红军与白军的不同，正在于“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29]。我们的战术是游击战，“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30]红军的主要任务是做群众工作，打仗与做群众工作是1与10之比的。党的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31]。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一次系统总结和成功实践。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32]要取得群众的拥护，“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33]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初步形成。第二，抗日战争时期，是群众路线的最终形成和逐步成熟时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我们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和团结全民族共同抵御外敌的入侵。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及党自身的发展，1943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对群众路线的经验进行了提炼和总结，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34]，“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35]这种方法的无限循环，“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36]。从此，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有了清晰明确的表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使党的群众路线具有了完备的理论形态，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第三，解放战争时期，是群众路线的理论体系更加系统化、完整化的时期。在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和《愚公移山》讲话，都着重讲了群众路线问题，这些关于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集中反映在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中。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党章中系统地阐述群众路线问题，概括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专门用一个部分论述毛泽东同志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他首先明确了群众路线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位置，并指出：“我们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我们党与毛泽东思想根本的东西”[37]“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又在于坚持地实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38]他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39]把群众路线放在这样的高度上定位，这还是第一次。他重点阐述了什么是党的群众观点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观点作了4个方面的系统概括，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先后作的关于《论联合政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极其深刻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指出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并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0]。在这里，群众路线有了更加明确的含义，使人们对群众路线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此外，党的七大还把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明确载入党章，确立了群众路线的地位和作用。党的七大以后，群众路线的理论为全党所熟悉，并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到了更加普遍和自觉地运用，从而使其理论体系更加系统化、完整化。
（3）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丰富和发展了群众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党的群众路线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和身体力行的实践。195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中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41]。同月，毛泽东同志在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指示“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42]，是党的群众路线。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我们“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43]。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同志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对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邓小平同志指出：党的群众路线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从党的性质、宗旨上讲的，强调“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另一方面是从做群众工作方法上讲的，重申和强调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这样表述，就用群众路线这个总的概念把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法都统一起来，使群众路线的内涵明确了、完整了。邓小平同志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是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对党的群众路线最集中、最系统、最深刻的阐述，包括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路线的重要性、面临的新问题、新内涵、新方法等各个方面。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党的领导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党能否把群众的经验和意见，经过分析和概括，系统地集中起来，变为党的主张，又经过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变为群众自己的主张和行动，并且在群众的行动中对党的主张加以检验、补充和修正。”党的八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写入了“群众路线”，要求“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这是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为恢复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邓小平同志在题为《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44]陈云在与地方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搞调查研究“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后一种调查研究，有‘真、快、广’的特点”[45]。《决议》总结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同时，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高度概括，形成了至今一直在使用的规范表述，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82年，十二大党章增加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由此，“党的群众路线”这一政治概念发展成为一个有完整表述、系统内容、深刻内涵和实践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4）改革开放时期恢复、发展与创新了群众路线。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根据新的情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习近平总书记都作了大量论述。这些新的发展，集中反映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
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的群众路线，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新的实践发展需要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极大地推动了群众路线的恢复与发展，对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进行科学的概括，他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4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坚决反对对人民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必须关心人民疾苦，向人民群众学习，当群众的同志和朋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以权谋私的歪风。警告全党脱离群众将会使党丧失力量之源。邓小平同志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47]在这里，邓小平同志提醒党员及党的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群众是党的力量之源，唯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
1989年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号召全党严格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切实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党在长期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同时，《决定》还对群众路线性质、内容及贯彻该路线的原则和方法都作出了详尽的规定。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首先，提出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获得成功的根本。这是新形势下党对人民群众的历史新定位，是对群众观点的新发展。其次，提出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是衡量党的各项工作的唯一标准。江泽民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48]“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要有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这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49]这是党在新形势下对群众路线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2002年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使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更臻完备。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只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才能无往而不胜。”[50]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指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们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51]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高度重视群众工作，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由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决定的……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顺利发展，关键在我们党能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52]这些重要论述抓住了群众路线的实质和要害，为搞好群众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群众路线视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又一重大而有力举措，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又一次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发扬党的群众路线优良传统，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改进作风，密切干群关系，到深化改革，再到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无不凸显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为民务实清廉的情怀。
2.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群众路线是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我们党几十年来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沃土之中，保持了良好的党群关系，保持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党才能历尽磨难而不衰，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党的事业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历史一再证明，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巨大成就的法宝。
（1）依靠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站起来”最有力的力量源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确立了党的群众路线，培育了党群之间鱼水相依的亲密关系。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在多数时期面临的都是敌强我弱的形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势力异常强大。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3]，“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54]我们党正是由于一切依靠人民，才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毛泽东同志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55]我们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长期发展中克服各种困难，战胜各种敌人，就是因为忠实地遵循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一要求。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依靠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站起来最有力的力量源泉。
（2）坚持群众路线是人民群众“富起来”的力量源泉。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党反复强调：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正确的认识只能来源于群众的实践，正确的决策只有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实现。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经济特区，实施沿海开放战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都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结果。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把“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一条根本原则。胡锦涛同志强调，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根本原因就是得到了社会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和广泛参与。实践反复证明，改革是群众的事业，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凝聚发展动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改革开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工作路线。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要靠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地贯彻群众路线，从而真正发挥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富起来”，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力量源泉。
（3）继续坚持群众路线是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必由之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的新期待，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更加彰显为民宗旨和责任担当。群众路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亿万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务无比艰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没有亿万人民的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人民群众，最终受益者也是人民群众，我们只有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最广泛地团结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我们只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坚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才能始终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党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最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才能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健康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像战争年代那样做群众工作。毛泽东同志在总结革命战争经验时讲：“兵民是胜利之本”，[56]“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57]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说人民就是“上帝”，是因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变革社会制度的决定力量。这一论断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体现和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刻意蕴。从我们党的历史看，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战争年代，我们党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取得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的可喜局面。新世纪新使命，我们应该学习战争年代积累的那些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基本经验，为人民谋取更大的实惠和利益。
（1）发动群众，打胜土地革命战争这一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叛变了革命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代替了北洋军阀，企图扑灭革命，消灭共产党，残酷地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国民党的屠刀所吓倒，继续英勇地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为了挽救革命，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它经历了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历史性转变。其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12个革命根据地。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有100多次，遍及14省140多县（市），参加起义的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有数百万人。这些起义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给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有力的回击。起义保存下来的武装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来源。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群众工作，是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党组织的实践活动。1927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工农红军攻打茶陵县城战斗经验时，为红军规定了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信中提出，红军的根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自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指示信指出，红军不能实现上述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同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各项重大的任务，并将三大任务教育作为红军政治训练的重要内容。全国各地红军执行三大任务，全心全意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服务，在强敌包围之中不断发展壮大。红军在执行作战任务中，连续击败了国民党军队优势兵力的“进剿”“会剿”和“围剿”，累计消灭国民党军近百万人。红军除担负打仗消灭国民党军事力量外，还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先后创建了江西中央苏区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成为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最大威胁，给全国人民带来了胜利的希望。
但是，这些农村革命根据地处于分散的、孤立的山区或远离大城市的穷乡僻壤，又处于四周白色统治包围之中，红军的物资供应极为困难，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支持战争，筹款便成为红军的又一项重要任务。各地红军除了依靠对敌作战的缴获外，主要依靠打土豪和募捐筹集给养，从而维持红军的生存与发展。1934年，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在建军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部队正规化，用所谓“正规”战代替正确的人民战争，给红军建设和根据地建设造成严重消极后果。直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红军部队才恢复和坚持执行三大任务的传统。在与国民党军队艰苦作战的同时，共产党积极宣传群众，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党的民族政策，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起到了“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
（2）全民族抗战，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标志着局部抗日战争的爆发。此后，日军不到一年时间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于1932年3月成立伪满洲国政权，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战争。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中华民族空前团结共同对敌、雪洗民族耻辱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最大限度地把广大人民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凝聚成一股任何外国侵略者都无法战胜的巨大力量，从而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回顾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的历史经验，对于党在新形势下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原来执行的三大任务发展成为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三项任务。八路军、新四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军事斗争为中心，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和广泛的游击战争的作用，抗击了侵华日本军队的大部和几乎全部的伪军，粉碎了日伪军的围攻、“扫荡”“蚕食”和封锁，解放了大片国土。在对日伪军作战的同时，还同全国人民一道，打退了国民党掀起的3次反共高潮。八路军、新四军在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深入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扩大抗日武装，巩固抗日根据地；组织官兵帮助群众贯彻共产党制定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发展生产，从政治上、经济上给广大劳动人民以实际利益，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
为了改善和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从陕甘宁边区到其他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拥政爱民运动，从而克服了军阀主义影响，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为了战胜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所造成的财政和经济困难，八路军、新四军响应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担负起生产自救的任务。在不妨碍作战的情况下，全军部队开荒种粮种菜，纺纱织布，打柴烧炭，发展以自给为目标的农业及工商运输业，维持了部队供给，改善了官兵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为坚持抗战夺取最后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在抗战时期，始终把改善群众的生活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各根据地先后实行了休养民力、力争外援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农业生产方面，制定了减租减息、垦荒、兴修水利等政策；在工业方面，在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还着重发展合作工业、私营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在商业方面，根据地实行“对外调剂，对内自由”的方针，大力发展公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实行了免税、低税、高税等不同的商业税收政策；在财政建设方面，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并建立健全了财政制度，从而节约了开支，保障了供给。先后在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制定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大大削弱了地主和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各根据地还废除了原有的苛捐杂税和不合理的摊派制度，并从解决战争需要和军民生活出发，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和统一累进税，从而改变了各阶层人民的收入分配，减轻了群众负担。同时，还协调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利益；政治上实行民主，增强群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重视群众的文化教育工作，为提高民众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动员群众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保证。
（3）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解放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就和平建国等问题举行谈判，先后于1945年10月和1946年1月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和《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解决国内问题的五项协议。在此期间，国民党并没有停止对解放区的进攻，在其完成各项军事部署后，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于1946年6月26日开始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解放战争正式爆发。到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807万余人，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从群众利益出发，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帮助群众解决问题，仅用3年多时间就推翻了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尤其是淮海战役被陈毅形象地比喻为“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贯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方针，在对国民党军进行作战的同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在全国内战爆发前，全军派出大批官兵组成工作队，协助地方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发动群众，普遍开展减租减息和在部分地区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消灭封建势力，帮助人民群众翻身解放，改善人民生活，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组织民兵武装，动员青年踊跃参军。同时，继续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发展工农业生产。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全面加强解放区战略后方建设，增强了迎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全国内战爆发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新解放区迅速扩大，人民解放军大量地担负起了工作队任务。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遵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在向全国大进军中，全军派出大批官兵，在地方党的统一领导下，接管城市，开辟新区，建设人民政权，恢复工农业生产，建立革命秩序，对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赢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