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外边城
环滁皆山也。乌鲁木齐市同样群山环绕，东西两列更是山峦起伏，连绵不绝。西边是濯濯童山的妖魔山，东边是万年冰雪的天山主峰博格达峰，南有南山，北有红山——乌鲁木齐地标。民国初年，湘人谢彬在《新疆游记》里，也描绘了乌鲁木齐的周遭山势，包括有名的红山、博格达峰等：
西北四里，有红山嘴（即红山），峭壁悬崖，形如蟾蜍，昂首南面，陡坡直上。西南与福寿山（即妖魔山）仅隔一路……有浮屠七级，与福寿山所有，如双岑对峙，地形险要，乌城西北一屏障也。东南博克达山（即博格达峰），为天山绝顶，望之如在目前，实距二百余里。其山四周皆有冰雪，盛暑不消，世称雪海……上有大龙潭（今天的旅游胜地天池），周数十里，水清而甘，深不可测。
谢彬，湖南衡阳人。1916年，受北洋政府委派，来新疆调查财政，足迹几乎遍及天山南北，沿途以日记形式完成这部《新疆游记》，并陆续刊发于《时事新报》，旋即引起各方关注，被视为一部新疆百科全书。后来，在上海主编《民心周报》、《醒狮周报》，投身五四运动。1926年，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曾任湖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解放前夕病故。
六七十年代，乌鲁木齐楼房极少，一般楼房也多为两三层，故“八楼”成为乌鲁木齐市的最高建筑，一首流行歌曲还唱过八楼。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房屋都是平房，我们常常爬高上低，站在房顶四处远眺，心旷神怡。印象最深的是东边耸立的雪峰，唐代大诗人岑参，从军西域，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新疆诗篇，包括描写博格达峰的名句：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峰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博格达峰的积雪融化，形成穿城而过的乌鲁木齐河。旧中国，国力式微，穷困潦倒，乌鲁木齐河时常泛滥，咆哮跳浪。新疆和平解放后，人民政府发动各族群众，配合解放军大力整治，建起一条和平渠，肆虐的河水从此消停，顺着渠道奔腾而去。现在，和平渠已经萎缩得几乎销声匿迹，而当年却是“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由于是冰川融雪，落差又大，渠水既清冽又湍急。山石铺就的河道上宽下窄，每隔一段有山石阶梯通达水面。听说来此洗涮的人，不小心掉进去，便九死一生了。
和平渠由南而北穿过市区，把乌鲁木齐分为东西两块，我家与中小学母校都在东边，唯一的公园在和平渠西边，故名西公园。跨过和平渠通往西公园的一座桥，叫西大桥。渠水穿流的河滩如今绿树葱茏，花坛连绵。这里原是名副其实的河滩，除一条清渠，均为坑坑洼洼、卵石遍地的空旷河滩，宽约百米，有河滩公路，还有小铁路。如今许多人已难得见到蒸汽机车了，小火车更是见所未见，只在《林海雪原》、《智取威虎山》等影视作品中或可一窥身影。相对孔武有力、气吞山河的“大火车”，小火车感觉更像公共汽车，家常随和，平易近人。连接河滩两岸的桥梁长长短短均为木头搭建，当年来来回回总爱摩挲桥栏杆，仿佛“把栏杆拍遍”。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数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有一年，连续多日大雨，河水暴涨，漫过渠道，也把河滩涌得满满当当。
和平渠畔，红山脚下，有游泳池。塞外边城的夏日，天蓝、云白、日耀，一切感觉格外明媚。站在红山，俯瞰泳池，但见四池碧水，一字排开。一是儿童戏水池，二是成人通用池，三是深水池，四是不知何许池。深水池需考“深水合格证”，踩水一分钟，续游两百米。我初一拿下此证，从此便享受水清人少的深水池了。深水池有两个跳水平台，一高一低，高者十米，低者五米，时见健儿展臂而下，跃入池中，如高尔基笔下的高傲海燕。日前看到一张老照片，1907年英国人拍的红山，褐色山石，映衬蓝天，近景是水皆缥碧的乌鲁木齐河，也就是解放后的和平渠，河畔有童子自在戏水。看到这张老照片，不禁勾起幽远的怀想。
和平渠旁的西公园，曾是市民的主要休闲地。西公园的鉴湖周围，有一排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还与纪晓岚有关。这位主编《四库全书》的大学士，曾被“发配”边城三年，留下一卷《乌鲁木齐杂诗》，第一首写道：山围芳草翠烟平，迢递新城接旧城。行到丛祠歌舞榭，绿氍毹上看棋枰。看来这位流放西域、发配迪化（乌鲁木齐）的才子，对这里还是颇为留恋的。其实，“流放”、“发配”等不无地域歧视、文化歧视的味道。按季羡林的概括：“世界上影响深远的文明体系有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四个，这四大文明唯一的一个交汇点，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区。”新疆作家刘亮程更以诗的笔调，称新疆为“中华汉文化的末梢，印度—佛教文化东移的过渡地，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远方，希腊—罗马文明的断魂处”（《在新疆》）。
新疆是一首浪漫主义的历史长歌，在新疆人眼里，谁能“发配”新疆、“流放”西域乃是莫大福分。这里地大物博，约当十个浙江或三个法国。境内有壮阔雄丽、奇崛优美的自然风光，大漠戈壁、冰峰雪岭、湖泊湍流、草原绿洲，无不如诗如画；还有绚丽多彩、缤纷灿烂的多元文化，融汇东西南北和古今中外的精华；更有一系列五彩斑斓、轰轰烈烈的历史画卷，乌孙、楼兰、丝绸古道、安西都护府、西域三十六国等，说起来无不令人心思飞扬；至于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伊犁的苹果库尔勒的梨，更是名扬天下，香飘万里。“发配”、“流放”这等地方，不是福分是什么呢？至少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一生痴迷新疆，留恋西域，甚至为此终生未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对话时，甚至流露出如此愿望：如果容许自由投胎，他最愿意选择的时空是佛教传入新疆的七八世纪，也就是李白生活的年代。李白生于西域碎叶城，唐代“安西四镇”的辖区，而唐朝在碎叶的守军曾达万人，屯田十万余亩。西公园北门新起一座李白雕塑，一身洁白，清清朗朗，既是他清风朗月的人生写照，也是他冰清玉洁的精神象征。雕塑底座上，镌刻着他那首千古流芳的《关山月》：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https://www.daowen.com)
我家在新疆商业厅的一处家属院，约十来户人家。一年夏天，暴雨连绵，还把家属院的平房都下塌了。时间算来应该在六十年代初，我们兄弟俩都在上全托幼儿园，每周六下午接回家，周一送过去。那个周六，雷电交加，天昏地暗，父亲单位派车把我们一群小伙伴接到公司，说是家属院的房子塌了。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们禁不住欢天喜地，打打闹闹。等到雨过天晴，回家一看，残垣断壁，东倒西歪，露出各家的本来面目。
西北地区，包括新疆，多为土坯房，墙壁用土坯，屋顶用泥抹。现在，一些偏远之处依然如此。建土坯房的基本原料是土坯，打土坯的情景当年很常见。经常看到有人在空地上，随手刨下土，掺上水，拌上切碎的麦秸（增加土坯的黏合性），和成泥，然后，用统一的模子，做出一个个土坯，晾干就成为土坯房的建筑材料。这样的房子遇到连绵暴雨，往往不是漏水，就是这儿塌那儿陷。不过，冬暖夏凉，如同窑洞。对我们来说，还有一点吸引人，就是可以随时爬到屋顶玩耍。站在屋顶居高临下，俯视众生，野望四合，一览无余。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春天来了，还可以在屋顶放风筝。大人自然担心，平常都把梯子抽去，但孩子们总有办法“上房揭瓦”。
当年屋檐下有燕窝，出出进进，啾啾不休。由于太高，我们想掏燕窝也够不着。不过，院子里飞来飞去的蜜蜂、蝴蝶、蜻蜓，倒是常常落入我们的“魔掌”。我还玩过捉麻雀的把戏，在空地上撒一点米粒、苞谷，用小棍支起脸盆，小棍上系一条细绳，然后，手握细绳，躲在暗处，盼着哪个偷嘴的小鸟飞入脸盆，但从未如愿。后来读到刘亮程的鲁迅文学奖作品《在新疆》的一句话，庆幸少年恶作剧没有得逞：“鸟是往来于天地间的信使，把生者的祈祷带上天国，又把逝者的祝福捎回大地。”
我家所在的商业厅家属区有四五个平房院落，每个院落一般都是两排相对的平房，院子两头各有小门，晚上插上，早上打开。每户人家有内外两间房，里屋铺地板，外屋铺着砖。内外屋的墙有一部分是火墙，火墙里面隔成上上下下的烟道，烟火经过火墙的几上几下，从屋顶的烟囱冒出，就有取暖的效果。打火墙是个技术活，弄得好了，又省煤又暖和；弄不好，则相反。生火的步骤是在炉膛里先放上纸和柴，上面压上煤块，然后点火。所以，每家每户少不了煤和柴。
柴是怎么来的记不清了，煤是公家用卡车去煤矿拉来的。每家每户一年都得拉一车。卸煤、抬煤、码煤，成为家属院的集体活动，大人们热火朝天，小孩子兴高采烈，帮忙帮闲，不亦乐乎。那时候，许多事情都是全院一起上，齐心协力，其乐融融。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为父亲感到骄傲，因为力大如牛，又很卖力，干起活来气势如虹，所向披靡。想当年，爱劳动，能吃苦，有力气，最是受人尊敬。我们初中班上有位平民子弟，孔武有力，勤劳勇敢，就很受尊重。那时候劳动活动很频繁，每逢这个时候，就是他一展身手而我辈惭愧汗颜之际。与此相似，当年白皮肤是丢人现眼的标志，而黑皮肤则是趾高气昂的象征。我由于皮肤白，在小伙伴面前总是觉得矮三分，看着他们黑黝黝的皮肤羡慕不已。户外游泳最容易晒黑，每年夏天，我就跟同学们一起，天天泡在水库里，从早到晚，一玩一天。塞外高原的夏天，阳光很毒，紫外线很强，但即使晒得脱层皮，晚上疼得翻来覆去，睡不安生，我也只能嗮得白里透红，还是无法同黑皮肤相媲美。每天朝思暮盼着皮肤能够又黑一点，恰似如今减肥人士每天盼着体重减一点，可一旦伸出胳膊，同小伙伴黑里透红的皮肤一比，就顿时气馁了。
家属院的东门外，有条小溪，溪上有木桥，与邻院相连。我家一带为“饮河巷”，不知是否与此有关。我们都把饮河巷的巷读作巷道的巷，而非戴望舒《雨巷》的巷。平常日子，小溪流水潺潺，可在溪边洗洗涮涮，我曾自制小木船，用皮筋做动力，放在水里，想象它劈波斩浪，昂然挺进。遇到降雨，小溪变脸，混浊汹涌。一次周末，父母给我们买了皮球，小兄弟俩玩得很开心，一不小心，看着小球一蹦一跳，出东门跃入湍急溪流，转眼冲到下游去了。
西门外算家属区的一条“通衢”，人来人往，车来车往。所谓车，主要是自行车，那时候一天都不一定看到一辆大卡车，更不用说小汽车。通衢边有排高耸的白杨树，就是茅盾《白杨礼赞》说的那种直上直下挺然屹立的白杨。塞外气候严酷，水陆草木之花甚稀，春天来了，总是白杨树的片片绿叶，最早送来春天的气息。随着白杨泛绿，各种野花野草相继露出尖尖角，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蜻蜓起舞，蝴蝶翻飞，燕子飞来啄春泥。除了逮蜻蜓、扑蝴蝶，我们还捉泥鳅，从地下挖出的泥鳅，即使断成两截儿，还可以各自蠕动，分道扬镳。树上的麻雀，也没少成为我们弹弓的靶子，一弹中的，群鸟惊飞。打弹弓是男孩子喜欢的游戏，我们常用泥巴团出一个个玻璃球大小的子弹。说来惭愧，路边电线杆上的路灯、绝缘柱等，也会成为弹弓的目标。有一阵子，我的弹弓技术仿佛进入化境，心到弹到，想哪儿打哪儿，也少不了破坏公物的糗事。挨着白杨树就是我们小学的院墙，墙不高，一眼可以望见校内情景。“文革”期间的某天傍晚，哪个熊孩子在白杨树下，无意间扯出一些彩色电线，于是很快来了几个人，从小学墙根下起走了什么东西。后来好像听说打派仗，一方在此埋了地雷，不知真情如何。
在通衢边上，靠近我们院落，有公共厕所和水房。附近的家属区都有赖这一厕一水房。现在想来不可思议，厕所与水房居然夹路相对，间隔不过几米，而大家安之若素，浑然不觉。水房中午和晚上各开一次，每次好像一小时。每家都用水桶担水，一个月买一次水票，如同今天游泳池的月票，用一次，划一次。有一次，水房维修，不得不去一里外的水房挑水，很是麻烦。水房有固定值班人员，冬天屋里生火炉。值班人员有时让小儿子代班，而我们都是小伙伴，于是常常挤在屋里烤火，还在铁炉上烤土豆。水房打水，夏天还好，冬天滴水成冰，外面接水的台子一点点形成冰丘，于是就用屋里的炉渣铺在冰上。大概七八十年代之交，每家每户接上水龙头，不久又用上煤气罐。再后来，左邻右舍陆续搬进各单位的楼房，有了煤气、暖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不过，大杂院那种大家庭一般的邻里温情，相濡以沫，也随之消失了。
对孩子来说，大杂院就像天堂游乐园，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玩打仗、躲猫猫、跳沙包、放风筝，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虽然简陋不堪，但作为游戏，无不乐此不疲。有人认为，人是游戏的动物，传播活动也可以归于游戏心态，如网上围观虽然都有具体的社会缘由，但也未始没有一种游戏的冲动。至于儿童，更是悠悠万事，游戏为大，看看古往今来，还有什么比游戏更吸引孩子的。不过，今天的孩子显然玩具多，游戏少，规定动作多，自选动作少，想来乐趣也不可同日而语了。孔夫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我童年记忆中，留下无数爬高上低的进行曲，锅碗瓢勺的交响曲，吹拉弹唱的圆舞曲，哭哭笑笑的狂欢曲。因此，读到北岛的《城门开》，自然感到格外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