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就在岸边住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首优美动听的歌曲，数十年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2016年，龙应台在香港大学的演讲中，提到难忘的音乐时，没想到在场师生一起自发唱起《我的祖国》。每当听到这首歌，我总会想到老家的风光：大河、白帆、稻花……
我家祖籍在河南正阳县，古称慎阳。这里夏朝有慎国，境内有慎水。春秋为蔡国，战国属楚国。后置真阳县、慎阳县等，清代为避雍正名讳“胤禛”而改正阳。李零在《我们的中国》中指出，河南南部，延伸到两湖，均为楚国，“所谓楚人，很多都是河南人”。《李斯列传》称李斯为“楚上蔡人”，而现在的上蔡与正阳相邻。秦汉以来实行郡县制，正阳、上蔡均属汝南郡。秦末揭竿而起的陈胜是阳城人，而阳城就属汝南郡。项羽自封西楚霸王，西楚当时与东楚、南楚并列，其中包括汝南。也就是说，正阳曾是项羽的领地。《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的元始年间，天下户口最盛，汝南郡有四十六多万户，近两百六十万人，辖三十七县。《三国演义》里的袁绍及其四世三公家族，就出自汝南。《世说新语》开篇写的一代名士陈蕃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也是汝南人。刘孝标为世说作注征引的《汝南先贤传》，还提到闻鸡起舞的祖逖曾任汝南太守。东吴大将汝南人吕蒙，在袭取关羽的大本营南郡后，军令严整，秋毫无犯。有位汝南籍将校拿了百姓家的一顶草帽，以便雨天覆盖铠甲。吕蒙认为“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当时，汝南许劭兄弟主持的月旦评天下瞩目，士大夫趋之若鹜。所谓月旦评，就是每月初一即月旦发布的人物品藻，无论是谁，一经品题，便传为美谈，名闻遐迩。为此，曹操再三央求，遂获许劭的两句有名评语：“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不过，著称于史的汝南正阳人士，好像只有黄宪黄叔度，《世说新语》第一条是陈蕃，接着两条都是黄宪。陈蕃说：“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如今，正阳县城有黄宪墓，墓碑“汉黄叔度墓”为颜真卿题写，“端张笃实，清劲丰润”，是当年颜真卿身陷汝南叛军时所书。
新中国成立后，正阳先属信阳专区，1965年改隶新成立的驻马店专区（今驻马店市）。如今，西临京广，东接新蔡，北倚汝南，南抵淮河。我老家就在淮河边上，当地叫大沙河，过河就是信阳了，与信阳罗山县隔河相望。小时候回老家，沙河一清见底，沙滩一尘不染，绵软的沙里到处都是贝壳，大大小小，星星点点。老家的人都直接从河里挑水饮用，打着赤脚，脚底板不沾一丝泥土。听我大学老师王碧岑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在青岛山东大学读书，青岛街道也是如此，不穿鞋袜，一趟回来，脚下还干干净净。不过，夏季暴雨，沙河水涨，也是潮平两岸，波涌浪翻。当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也曾跨过这条大沙河。当时，大军一路拼杀，经平舆，过正阳，抵达岸边，然后马不停蹄，火速涉水而过。等大军刚刚过去，一场山洪便汹涌而下，后面的追兵只能望河兴叹了。
由于过了河就是信阳，信阳再过去就是湖北，我们老家更接近南方的生活习俗，也属于“鱼米之乡”。所以，母亲爱吃鱼，我也跟着爱吃鱼。2019年，应赵月枝教授邀请，去她老家缙云县参加“河阳论坛”，蒙她热心安排，让我们参观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里——河阳村，河阳论坛由此得名。这座千年古镇，还得到央视等宣传。参观后才知道，河阳村是宋代从河南信阳迁来的，河阳即河南信阳也。
习近平说，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借用这句话，正阳是我的根，天山是我的魂。小时候，父亲带我回过两次老家。“文革”后期，我又同大弟弟一起回来，先读书，后下乡，前后约四年，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时候，大沙河上，近处水鸟翩翩，远处白帆点点。《红楼梦》里的香菱学作诗，听从黛玉指点，先从王维五言律诗入手，于是有一段谈“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的感悟，也同我们老家相似：“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岸上有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做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
父母亲都出生在淮河边，两家相距不远。父亲家在集市，母亲家在集市边一个叫菜园子的小村落，大概七八户人家，以种菜卖菜为业。由于土质水质好，蔬菜长得水灵灵的，萝卜带着一丝甜味。2013年父亲故去后，母亲总是念叨，将来我们兄弟一定要把他们老两口带回故乡，虽然她在新疆生活了几十年，总是念念不忘故乡的一草一木。常说站在淮河边，夏天伸开臂膀，凉风习习，真是美极了！
我现在越来越理解母亲的心情。中国人对故土家园的那般神奇而深刻的依恋，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听听那些深入人心的歌曲，也能体会一二：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广；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华裔美国人文地理学者段义孚，在其成名作《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对此还作了学术分析。
母亲生于抗战全面爆发的前一年，在列强凭陵、民不聊生、军阀横暴、土匪横行的旧中国度过童年少年，相当于小学毕业前的时光。当年，河南同样匪患猖獗，河南籍作家姚雪垠在回忆录里，就写到他被土匪绑架，在匪巢一个多月的经历。母亲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兵荒马乱之际的“跑反”，也就是逃难。只要一听说鬼子来了、土匪来了、大兵来了，大人小孩便仓皇出逃。外公的担子一头挑着母亲，一头挑着小舅，要命的是外婆还是小脚女人。“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曹丕《典论》）。”老人家还念念不忘，有天夜里，枪声大作，一家人瑟瑟龟缩屋子一角，天亮后，看到外面墙壁上留下深浅不一的弹痕。母亲说不清乱世的具体情况，查阅方志，仅抗战期间正阳兵燹就有：1940年2月7日，日军一部由信阳侵占我老家，烧毁民房千余间；1941年1月25日，日军发动豫南战役，从信阳分三路北犯，右翼四十师团渡过淮河，侵占县城；1944年5月13日，在所谓“一号作战”中，日军再占县城。
所以，母亲对新中国最深印象就是“解放了”，再也不用“跑反”了。从鸦片战争到第一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百年间无论有多少胡适者流的闲情逸致，多少徐志摩张爱玲的风流韵事，多少文人雅士的“自由”“独立”，都无法掩饰血淋淋的现实——战乱，大大小小的战乱、没完没了的战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战乱。相反，新中国被衮衮诸公涂抹得多么不堪，也无法否定一个基本事实——和平，七十余年的和平，远离战火硝烟的和平，亿万各族人民再也不必忍受列强侵凌、不必颠沛流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必为“大江大海”所吞噬的和平！李零教授说过：“民国时期是个天下大乱的时期，根本不像现在人吹的，简直是黄金时代。天下大乱，最最倒霉的是谁？是老百姓，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再不舒服，也跟老百姓没法比。你不能把全部历史都写成知识分子的受苦受难史。”（《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
父亲年轻时扛长工，解放战争中被国军抓壮丁。为此，老祖母日夜流泪，在我童年记忆里，她老人家眼睛一直红红的，总是流脓水。跟父亲一起被抓壮丁的一位乡邻，到了县城体检时，买了辣椒粉，抹在眼睛里，虽然逃过一劫，但没想到全瞎了。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衣锦还乡”，老哥俩叙旧，嘘唏不已。前些年，颇有一些无良文人和媒体宣称，电影《抓壮丁》反映的历史子虚乌有。别的不说，做过南京政府首任教育部长与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晚年在台湾续写回忆录《新潮》，就提到抗战期间国军抓壮丁的悲惨情景：
当时我是以红十字会的会长资格，去视察各地壮丁收容所的。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700人，可是现在只剩下17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下17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哪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的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悚然！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1400万人……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
如今，“反攻倒算”的历史不绝如缕，从小说到电影，从学术到八卦，攻城略地，前赴后继，还拿这个奖，获那个奖，包括所谓“国际大奖”，似乎地主剥削压迫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刘文彩、南霸天、半夜鸡叫都是子虚乌有的编造，地主阶级以及蒋家王朝四大家族反而值得称羡。这样一脉书写或改写，也贯穿于《软埋》《无问西东》《八佰》等一系列作品。尽管主流话语始终坚持“反帝反封建”、“三座大山”等历史叙事，但“反攻倒算”的话语也不遑他让，层出不穷。青年学者卢燕娟提及的事实，足以显示民国年代的普遍状况：(https://www.daowen.com)
大量的资料证明了国民政府统治的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全面凋敝：土地高度集中，两极分化严重，根据国民政府的统计，1932年，江苏省8个县城117户大地主，最少的占有土地1000亩，最多的达到30万亩，而与之相反，江苏省占总户数60%—80%的贫雇农和其他劳动农民，占有土地份额在盐城为8.5%、启东为6.6%；与此同时，农村市场萎缩、农产品价格锐减、农村金融枯竭，高利贷一统天下（杨白劳、白毛女的故事也是农村高利贷的缩影——引者注）。1935年，天津《大公报》社评称：“一般农民的贫困状况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1931年江淮灾区流离人口占总人口40%，河北定县1924—1933年间外出逃荒者达18149人而且逐年上升；1929—1932年间，陕西饿死的人口为150万、甘肃350万、山西120万、四川650万、山东150万。（《中日战争背景下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中国现代文化道路选择》）
常言道：“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毛泽东的名言既揭示了历史的本质，也阐述唯物史观的要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作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共产党宣言》开篇先声夺人，就是一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说起来，所谓阶级以及阶级斗争，并非高深学理与奇异新说，不过是古往今来习以为常的普遍社会历史，如俗话所谓“屁股决定大脑”、“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古代有个逸闻，说是东晋名士名相谢安想纳妾，但不敢同夫人提。他的子侄们自告奋勇，去做说客。他们见了婶婶，便大讲《诗经》里的《关雎》和《螽斯》。《关雎》说的是“窈窕淑女”的妇德，《螽斯》说的是多子多福。谢夫人是名门闺秀，听出了弦外之音，便问《关雎》是谁写的。侄子们回答是周公。谢夫人应声说到，如果是周姥写的，就不会这么说了。
由此说来，历史固然是前人创造的，但也是后人书写的。按照唯物史观，历史首先是创造的，然后才是书写的，离开千万人创造的历史，历史书写就无从入手，只能听凭神话传说想当然。其实神话传说也不是凭空想象，穷根究底同样源于物质世界与人类实践的客观现实，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杞人忧天。与此同时，又不能不看到，离开历史书写，一切历史创造不是泯灭无闻，就是杂乱无章。举例来说，没有三皇五帝、文王武王、战国七雄、先秦诸子等，上古历史自然无从谈起。而没有《春秋》、《左传》、《战国策》，没有太史公司马迁及其《史记》，后人又从何知道祖先的这些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呢？胡适曾经质疑屈原的存在，因为除了《史记》，之前没有关于屈原的记述。当然，后人可以通过考古寻求历史遗存，这些遗存作为创造历史的物证，可以印证历史的某个环节或关键环节，但如果没有历史书写，这些遗存本身又如何串起起承转合的历史事实呢？就好比断案，各种证据即历史遗存必不可少，但如何利用一个个证据而呈现合情合理的事实，则需要办案人员的道德良知与判断能力。而不管各方当事人怎么举证质证，最后都由法官一锤定音，法官就相当于历史书写。虽然法官不能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各种证据都不能不经受历史的不断检验与质疑，但法官作为历史书写的一锤定音又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就历史事实而言，历史都是创造的，特别是亿万无声无息的民众创造的，没有历史实践，就不可能有历史书写，这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真知真理，恩格斯称之为马克思的两大理论贡献之一 ——唯物史观。而就历史知识而言，我们所知所感的一切历史，说来说去又都是后人书写的、讲述的而不是自己客观呈现的，当然书写的、讲述的历史离不开实打实的客观事实。从这个角度看，又可以说没有书写，就没有历史，或者说，没有历史书写，历史实践就无从说起。也因此，严肃而非戏说的历史固然讲究实事求是，但实事求是并不是也不可能价值中立、价值无涉，相反，历史书写如同历史实践一样，总是离不开特定的政治立场与价值判断，而不可能漫无目的。恰似每个人必须站在某个特定位置，才可能观察并叙述四面八方的景象——视点决定视野。这里，政治立场与价值判断所体现的，无非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或权力关系。由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不同阶级的政治立场与价值判断不同，历史书写自然也各行其是。也因此，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陈守实说：“史论即政论。”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则说：“一切真实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如此看来，谁在讲述历史，谁能书写历史，就显得特别突出了。如果说，创造历史的主体一目了然，无论说英雄创造历史，还是说人民创造历史，主体都一目了然，那么，书写历史的主体若不深究，则晦暗不明，或不为人知，或不被关注。因为，看待历史时一般都自然而然认为，历史当然属于当事人的事情，如荆轲刺秦王自然是荆轲与秦王的事情，后来的各种书写者充其量仅仅在于是否写得好读好懂。然而，如果明了历史创造与历史书写的辩证关系，就不能不承认历史的最终环节在于书写者而不在于创造者。荆轲是仗义行侠的烈士，还是阻挠统一的暴徒，不仅仅取决于当事人的所作所为，更取决于历史书写的政治立场与价值判断。再以“二战”历史为例，牺牲最多，贡献最大，对扭转战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谁，层出不穷的历史书写仿佛见仁见智，实则无不关乎陈守实的命题——史论即政论。在好莱坞一路的“二战”叙事中，英美盟军俨然成为中流砥柱，从阿拉曼到诺曼底，从珍珠港到中途岛，从冲绳到广岛，从巴顿将军到蒙哥马利元帅，汗牛充栋的故事让芸芸众生怎不以为“二战”就是靠英美取胜的。就连近两年的《至暗时刻》，连篇累牍都是这般历史书写。同时，苏联以及苏联红军的决定性贡献，如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列宁格勒保卫战、攻克柏林、解放欧洲，以及聚歼日本最后一支战略力量——关东军，从而促使日本不得不放下武器，在当下林林总总的历史叙事中俨然不复存在。同样，苏联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和牺牲也泯然无闻，触目所见尽是《无问西东》里的美国大兵，实即高薪聘用的雇佣兵、陈纳德及其飞虎队等神武传奇故事。数十年来，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之所以汹涌泛滥，民国范儿的叙事之所以层出不穷，说白了就在于讲述历史的主体及其政治立场与价值判断发生变异。不管怎么说，对于旧中国与新中国，我的父亲母亲与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无不认同开国领袖毛泽东在第一个国庆节的即兴赋诗：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翩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奏乐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父亲是在陕北某次战役中被俘，成为一名“解放战士”，掉转枪口，参加了人民解放战争。毛主席1968年9月17日听取部队“三支两军”工作汇报时还谈到：“国民党的兵也是劳动人民，我们俘虏过来，经过教育后打仗也打得很好。”（《毛泽东年谱》）父亲就属于这一类。小时候，经常听他同战友回顾战斗往事，当时听热闹，等我想了解这些往事时，父亲由于听力不济，已经无法正常交流了。根据片片断断的叙述与印象，父亲先在陕北入伍，加入第一野战军。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一野挥师西进，车辚辚，马萧萧，涉流沙，越戈壁，“扫除凶逆，殳夷遗寇，旌旗舒卷，日不暇给”（《三国志·傅嘏传》），从西安到兰州，从河西到迪化（乌鲁木齐），从北疆到南疆，“羽檄先驰于前，大军振响于后”（《三国志·贾诩传》），一路凯歌高奏，捷报频传，最终把五星红旗插遍天山南北。于是，父亲也就来到新疆，时年二十岁，已是彭大将军麾下的连长。
父亲一生厚道，与人为善，待人以诚，属于中国传统的那种忠厚仁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自己再苦，也毫不犹豫、毫不吝啬地愿意帮助别人。在他心目中，好像没有一丁点儿私有观念，恨不得与所有人分享自己的一切。为此，母亲没少生闷气。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而父亲连防人之心也没有。他老人家一辈子都像生活在共产主义一般的现实与愿景中。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一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二是生产资料属于公共所有，三是道德水平普遍提高。对父亲来说，除了物质财富不够丰富，其他都实现了。父亲心胸广，气量大，淡然若山，澹然若渊，即使天大的事情，地大的麻烦，他都面不改色，无动于衷，还乐呵呵，欣欣然，仿佛面对的不是避之不及的困境而是求之不得的好运。如苏轼《留侯论》所言：“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他的老战友，我们叫刘叔叔的，是一家工厂的厂长，“文革”初起，被群众斗得鼻青脸肿。父亲听说后，把他接到家里来，“窝藏”起来，住了十天半月。我想不起来当时是怎么住的，因为我家只有内外两间的一套小房子，外间有炉子，睡着我们兄弟俩。有地板的里间父母住，现在多出一个人，怎么住呢？家中有个行军床，我也曾睡过。另外，还可以在地板上打地铺，记得有个老家来的姐姐就是这么住了多天。刘叔叔也是正阳人。听父亲说，早年他曾参加新四军，后来大概想家，擅自离队，跑回去了，“文革”中被揪斗是否与此有关就不得而知了。在伤痕文学笔下，当年人人都像乌眼鸡，天天都在忙“告密”。而刘叔叔在我们家那么多天，出出进进，人人皆知，想都不会想有人会去“告密”。刘叔叔“窝藏”在我家时，两个老战友便整天谈他们的战斗经历，印象最深的当属下面这个故事。
一次，敌我双方激烈交火，炮火连天，惊天动地，我方奉命撤出阵地。这个时候，连队唯一的文化人、小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却吓瘫了，动不了了。父亲问连长怎么办，连长就一句话“枪毙”。父亲菩萨心肠，又觉得一群大老粗里，好不容易有个文化人，不能就这么一毙了之。于是，背起他一口气跑下战场。父亲还清楚记得事后文化人的原话：“怎么一到关键时候，就是‘枪毙！枪毙’呢？”父亲没有解释为什么。我曾问父亲，他救出的战友后来怎么样了。父亲说，解放后在新疆军区服务社邂逅，见过一面，以后就没有联系了。对此，我有点忿忿不平，救人一命，多大恩惠，一般人一辈子都会铭记在心，感念不尽，怎么就不联系了。当然，父亲从不计较，他冒着生命危险救战友，也没想着知恩图报。不管怎么样，他应该比父亲的“仕途”好，因为有文化，虽然只是小学程度，但当年也算小知识分子。而父亲是在部队扫的盲，可以读书看报写东西，算粗通文墨。
六十年来，从先贤到家父身上，我得到的最大教益就是一个字——大：大道之行，大家之气，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头堪跑马。以知人论世而言，从大处着眼，才能洞悉全局，进而才可能深入事物内部，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把握内在规律。相反，一事当前，先从局部入手，再一层层推向全局，往往不得要领。好比一寸一寸细察大地，看得再仔细，也无法把握五湖四海的真实图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所以超越迄今一切社会政治思想，也在于大处着眼，发现制约社会历史的根本问题在于最广泛、最普遍的人类活动——吃穿用。由于需要吃穿用——所谓人是铁饭是钢、民以食为天等，故人类不得不利用并不断改良生产工具即生产力，同时形成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以解决吃穿用问题。为了确保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生产有序进行，又不得不形成一整套相应的社会制度以及心悦诚服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文化习俗等，即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人类社会千万年来纷纷攘攘，说到底无非唯物史观揭示的这一大道理。看不到这些大关节，一头钻进形而上学唯心论的窟窿眼儿，拿着鸡毛当令箭，只能是管窥蠡测，不得要领，既无法深刻地解释世界，又不能有力地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