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想当年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我于公元1959年1月29日，生在新疆乌鲁木齐市。
1959年适逢新中国十年大庆，铁人王进喜所在“大庆”油田由此得名。同年，国内外大事还有北京国庆十大建筑、特赦首批战犯、西藏平叛、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电影《青春之歌》上映、古巴革命成功、夏威夷成为美国第五十州，等等。就在同年同月，根据本人请求，经毛泽东主席亲笔批示，清华教授梁思成入党。
当年有件事，数十年后解密骇人听闻。2015年12月22日，美国披露一份冷战文件，名为“1959年原子弹需求研究”（ATOMIC WEAPONS REQUIREMENTS STUDY FOR 1959），由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制定。文件列有1200多个原子弹投弹点，除了苏联和东欧，中国境内有113个，包括乌鲁木齐1个。拟投核弹的当量是广岛原子弹的10倍左右，广岛死亡人数总计25万。当时尚无弹道导弹技术和潜射技术，美军准备使用B-47轰炸机投放原子弹。美国空军拥有2041架B-47，其中1306架配属战略空军司令部。这份文件表明，一旦冷战转为世界大战，新中国所有大中城市均在美国核弹攻击之列，死亡人数无法估计。
此事虽未发生，但可一窥冷战阴云，也不难理解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中国何以不惜一切，也得自主研发“两弹一星”，毛泽东主席说过：“就是要饭，手里也得有根打狗棍。”关于冷战，北京大学教授李零的说法也很生动直观：“两人同时拔出枪，冷枪顶着热脑门，谁也不肯放下。”看看美国记者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美国社会实录》对五十年代的细节刻画，对此也多少有所领悟：
——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就有人建议公共图书馆把被称为共产党人或有同情共产党嫌疑的人所写的书都盖上红色标记，这引起了一场风波。
——辛辛那提棒球红队一度更换了名字。社会学教师如果不臭骂“共产主义奴役”的邪恶，就有被解雇的危险……甚至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https://www.daowen.com)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助理教授教哲学的时候，里根州长的校董会按照校董会禁止共产党员担任教职员的决议，于1970年4月议决将她解雇。
我在冷战时代度过三十年，但少不更事，并不清楚上述严酷局势。由于十年大庆，父母为我起名“建国”，当年邻里老人至今还叫我“建国”。1965年上小学，也用的是这个名字。直到1972年上中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舅父才重起“李斌”一名。1978年，我也上大学中文系，便自作主张改为“彬”。
我1965年上小学，应该1971年上中学，为什么是1972年呢？1972年上中学，小学阶段岂不成为七年。说来这个时间还是从后来的经历，往回推算的。若是1971年正常升入中学的话，那么，后面的人生履历就多出一年。所以，只能是1972年。我记性一向不好，中学以后的情况还能大概记得，之前就不免颠三倒四、云里雾里了。小我一岁半的大弟弟记性惊人，真有数十年过目不忘、纤毫无遗的特异功能，仿佛三国将领朱桓：“与人一面，数十年不忘，部曲万口，妻子尽识之。”
我的小学之所以多了一年，显然在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背景。从1966年夏秋季开始，随着“文革”爆发，教学活动逐渐停摆，我们也“放羊”了，好似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1967年10月，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中小学才开始恢复正常秩序，结果小学毕业就晚了一年。我的小学是在乌鲁木齐五小，中学是在二中。2016年去新疆大学参加学术会议，顺便又去看看中小学母校，都还在原址，而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怎不低回流连，感慨万千。
我在乌鲁木齐的岁月共计15年，从童年到少年。1974年转回内地老家，接着上学、下乡，然后考上大学，毕业后又回新疆工作两年，1984年调回母校新闻系任教，从此与新闻教育新闻学结缘，也与故乡渐行渐远。随着年龄渐长，故土之思、思乡之情越来越浓。听到歌曲“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禁不住心驰神往。
2020年春，访学温哥华，入住的三十三层寓所视野开阔，一览无余，公寓所在的Burnaby城区也多为平房，而非高楼林立，颇似童年记忆中的乌鲁木齐印象：满目蓝天白云，四望心旷神怡，远则暖暖人家，近则袅袅炊烟，远方地平线上，终年积雪的贝克山（Mount Baker）清晰可见，与丽日蓝天相映成辉。这部流年碎影，就从温哥华的寓所起意落笔了，化用安德里奇《特拉夫尼克纪事》的一段人物独白：“在这个环境中，他过了三月隐居生活，这是他意料不到的。现在，他必须经常聚精会神，准确地回想他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为何要到这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