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歌

“文革”后期广播中教唱的《毕业歌》，在田汉的歌词中有一句：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昨日桃李芬芳，明日社会栋梁——1982年元旦时，我们也终于毕业了。那时，大学生没有就业问题，只有分配问题，工作都由国家统一分配，统一发放“派遣证”。我们凭派遣证报到，单位凭派遣证接收。所以，分配问题是我们关心的头等大事，宣布毕业分配方案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宣布之前，大家东想西想，七上八下；宣布之后，几家欢乐，几家忧愁。

我临到分配，才知辅导员掌握着分配大权，虽然最后得由系里研究决定，但辅导员的意见实际上至关重要。我们辅导员是六十年代本系毕业留校，一辈子做辅导员，直至退休，这种情况今天已经不可想象。我到清华后发现，这里的辅导员均由高年级学生如研究生担任，同时每个班再配一个老师担任班主任。而我大学的辅导员像颗螺丝钉，在一个岗位上兢兢业业一辈子。更难得的是，既对工作负责，更对党忠诚，即使有他的局限，甚至私心，但没有二心。当年，大多数同学不喜欢他，也不喜欢系总支书记，觉得均如“马列主义老太太”，同他们也没有什么交往，他们更多是同积极分子和学生干部交往。毕业分配之际，亲疏远近关系难免发生作用，也是人之常情。当年，有位女生学习刻苦，门门优秀，有一门成绩得了良好，辅导员还去找老师求情，改为优秀，最后便以全优成绩毕业，而工作也是当时最理想的——进京。我们“七七级”一百六十多人，有十几个分配北京的名额，包括一个国务院名额，这在当年最是令人艳羡。

其余同学主要分两拨，一拨在省城，一拨在地市或基层。省城的同学一部分进了党政机关，一部分进了报社、电台、出版社等文教部门，还有五六位同学留校，包括一入学就宣布“成名成家”的仁兄。进省委的同学退休时一般都到厅局级，我们班有几位同学还做过省委书记的秘书。去地市与基层的同学差不多也是这样，一部分从政，大多做到县级或市级领导，一部分从事文教工作。留校的同学又分教学和行政两类。行政是做辅导员，一位部队同学留校后就做辅导员，两年后我调回新闻系任教时，已经成为党总支副书记，分管学生工作，1994年新闻系换届，又成为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而我同时被任为副系主任，两位老同学再次聚首于此。留校任教的同学享有如今大学老师远不可企及的社会地位，大学生尚且尊荣如此，更何况大学老师呢？我们班有两位同学留校，离校时看到他们胸前别着红色校徽（学生都是白色校徽），意气洋洋，好不骄傲。一位留校同学很快就崭露头角，八十年代曾以青年美学家知名一时。说明辅导员还是有眼光的。

当年，从“七七级”中抽调一些毕业生，一竿子插到最基层，当时不了解，觉得时运不济，分配不好。其实这是党和国家培养后备人才的战略，据说由组织部统一安排，地方上也无法插手截留。这一着眼未来的战略，如同历朝历代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中国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起于基层，从基层开始一步步历练，不可能有奥巴马、特朗普等一步登天的人物。当然，国情不同，不可简单类比。如同李零教授所言，美国体制奉行“三个代表”，即实际掌控美国的是华尔街金融集团、军工联合体集团、控制好莱坞等文宣体系的犹太集团，而三权分立的政府系统不过如董事会下的经理部门，干得好就干，干得不好就换。所谓一人一票的选举，实际上是金元操纵的游戏。而中国自古及今，尤其是共产党、共和国，始终奉行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哲学，对天下苍生负有无限责任，如同“父母官”一语所示，故举贤任能一直是中国政治的大事。我们文科楼做到领导干部的同学，也是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的，包括政治局委员封疆大吏。

当然，也有一些同学并不适合走“仕途”，强行压下去恐怕事与愿违。我们班写朦胧诗的同学最初分到公社，天天跑大队生产队，忙于计划生育等工作，曾在乡村大树底下，支着膝盖给我写信，诉说内心苦闷。后来，还是设法调入省会文联，从事擅长的工作，成为诗学的一方重镇。另一位写诗的女生也是如此，先被分到基层培养锻炼，后来调入省城出版机构。看来此类问题也是分配方式的痼疾，犹如包办婚姻或计划经济，总是免不了考虑不周与处理不当的地方。九十年代后，大学毕业逐渐改为自主择业，自然避免了这一弊端。如今，国家又力推毕业生下基层，但都在自觉自愿基础上进行，不再强行分配。(https://www.daowen.com)

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七七级”以及新三届大多数都是五十年代生人，从八十年代初走上工作岗位，已经四十年了，如今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如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使命和局限，即将谢幕的新三届也为中国道路继往开来做出自己的历史贡献，同时留下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这些问题不是我能轻易置喙的，我只知道我的许多同学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即便如一朵朵浪花，也汇入民族复兴的历史大潮。虽然具体到每个人或有不同缺憾，但总体看来无愧于一代“建设者和接班人”。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与成长背景上，可以总结与反思许多有益的经验。

拿我们中文系“七七级”来说，有在中央负责机要的，有在基层埋头苦干的，有在治国理政方面付出心血的，有在文化教育领域独树一帜的，有在市场经济中一展身手的，有在艰难时世里坚守人间正道的，我为自己能够有幸成为其中一员感到荣光。我们有位同学也在大学执教，教书育人，呕心沥血，四十出头便英年而逝，《光明日报》还做了报道。前面提到的新华社记者解国记，以一篇《我国每年约一个“珍宝岛”折入中俄界河》的报道，引起国家有关方面重视，迅速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了这一事关国家利益与尊严的重大问题。众所周知，当年中苏对峙，曾在珍宝岛爆发一场全球瞩目的战事，一度还有触发两国战争的危险。而后来，由于水土流失严重，每年中俄界河的中方一侧河岸不断崩塌，从而使河道中心线即国界线不断向中国移动，由此造成的国土损失触目惊心。然而，如此问题一再反映，却始终没有引起关注。解国记就任新华社黑龙江分社社长后，得知这一情况，忧心如焚，苦思冥想，便从每年损失一个珍宝岛的角度做了报道，一下引发全国反响，问题也很快得到解决。《焦点访谈》有一期节目，聚焦某地村支书合谋杀害上访村民的恶性事件，而最先披露这一事件的也是解国记。在河南省的主要新闻出版部门，从报社到电台，从电视台到出版社，更是不乏我们的同学。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从社领导到部主任，新世纪以来一直是新三届同学主持工作，享誉全国的《大河报》即在他们手中创办，当然也是全社同人的共同心血。

在社会大转型之际，我们同学中也出现个别令人遗憾的人和事，如双规。大概二十年前，更有一位做到市领导的同学被执行死刑，因为雇凶杀人，造成一死一伤。据说，最初只是打算恐吓一下，“教训”一下对手，没想到场面失控，大打出手。无论如何，这种情况都是骇人听闻，匪夷所思，让同学们大为震惊，深感痛惜，本人最后也是后悔莫及。

毕业十年重逢，大家年富力强，邓小平南方谈话掀起改革开放新高潮。二十年再聚，已是新世纪，胡温新政刚刚开启。三十年相会，又是新时代第一年。如今，毕业四十年已近在眼前，天南海北不知还能聚起几人。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2018年3月，我赴美交流，最后经洛杉矶回国，在洛杉矶停留期间，住在班上老大哥，也是富甲一方的老同学豪宅中，多年暌违，难得几日欢聚与深入交流。当时记下的一些情况，详见第十章《美国行》。

从19岁到23岁，我度过了我的大学时光，有成就，更有遗憾，最大遗憾莫若儿时背的歌谣：“小子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早知书中黄金贵，高照明灯念五更。”除去黄金什么的，确实没有十分珍惜大学时光。毕业后有阵子常想，假如重新再上一次大学就好了，我会格外珍惜，加倍努力。为此，还不时提醒我的学生，千万别像乃师扼腕后悔。如今想来，即使重新再读，恐怕也好不到哪儿去，人生多是经一事、吃一堑，才可能长一智的。没有经历，哪有经验。再多再好的经验，也必得亲身体验，方能化为真切而非抽象的经验。《诗经》写尽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何曾挡得住一代代痴男怨女前赴后继，眼看着在同一地方一次次跌跟头呢？怨不得黑格尔说：“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没有从历史中得到过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