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教育第二波
如果说新闻教育在八十年代还是蹒跚而行，那么九十年代开始大步流星，并逐渐显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是，不少老师和院系反映，高年级经过一年半载专业实习，新闻理想和职业操守受到颠覆性影响，“古典”新闻学遭逢“市场”新闻学的挑战，以至于学生实习回来后，再也难以安心学习，发奋读书。为此，不止一人建议，索性把原先安排在大三的专业实习，尽量推到最后学年，实习一结束就直接毕业。出此下策，实属无奈，否则，大四一年心不在焉，也等于荒废了。如此思路并未解决问题，只是推卸了或者减轻了教学责任。此后，新闻教育一方面获得第二波、第三波的大发展、大繁荣；一方面问题与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错综复杂，新闻院系头头脑脑如今更是一天到晚愁眉苦脸，一年到头高谈阔论。也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九十年代后，西方主流新闻学即所谓专业主义，被新闻学界视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开始一步步“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以至于俨然形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专业主义新闻观分庭抗礼之势。
八十年代初，郑州大学新闻系得风气之先，在新闻教育第一次波中获得发展先机。只不过那时我只是一名“青椒”，除了做好教书育人本职工作，不可能操心其他。我的姿态与心态犹如小富即安的暴发户，学生的认可已经足以心安理得。故一门心思只想教好书，学生的认可就是最高评价了。有一年过生日，一位学生在贺卡上套用《长江之歌》写的两句话，让我感念不已：你从雪山走来，带着伟岸的风采。那时候，觉得日子会这么一直过下去，既没想到当教授（猴年马月水到渠成），更没想到做行政。
八十年代后期，有一年在郑州大学举行新闻教育年会，来了很多院系领导和专家学者，我们都去会上帮忙打杂。还记得华中工学院新闻系的汪新源主任在讲话里，提到新闻系学生要会开车，还觉得很新鲜。九十年代后，项德生老师开始主持工作，新闻系迎来一次跨越式发展，与为数不多的新闻系跻身新闻学硕士点之列：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新闻学院、暨南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广西大学、厦门大学等。当时，全国新闻教育界也颇似三个世界，人大、复旦属于两个超级大国，十来家硕士点犹如发达国家，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构成第三世界。如此说来，郑大当时也算跻身第二世界，而对这一进展项老师厥功至伟。我虽然对此不十分明白，也不怎么关心，但记得他在系里大会上常常强调引进人才，重视科研，争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他在任内引进培养了几位硕士，其中一位后来调入暨南大学新闻系，如今早已成为教授。他还始终关心“青椒”的学术成长，给我们单独在办公室举办学术讲座，我们听得似懂非懂。他与校长关系不错，校长也是传奇人物和学术达人，于是，有一次，校长专门把新闻系几位“青椒”请到办公室，同我们谈了一通教学科研的话题，还说到他当年在工厂如何刻苦自学德语。谈话之后，我马上跑到外文书店，买来德语教材和德汉双语词典，但三分钟热度，很快不了了之。
俗话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些年，我常去项老师家，谈读书、聊音乐。有一次，说到科研话题，我固守既定想法，觉得应该厚积薄发，至少把中外经典基本啃完再说。为此，项老师讲了一通意见，令我豁然开朗。他说，书是读不完的，学界不乏述而不作的情况，读书著书其实并不矛盾，而是可以相互促进。我后来的体会也是如此，著书有益于消化读书所得，加深理解，同时又激发思路，从而带着问题和思考更有针对性地阅读，而不至于漫无边际。项老师的意见对我不啻醍醐灌顶，从此开始调整自己，处女作《传播学引论》就这么完成了。这部书稿最初同外国新闻史的讲稿一样，也是备课所得。而开设传播学的课程，同样是项老师的建议。犹记九十年代初着手撰写书稿的情景，暑假坐在书房里，没有空调，只有电扇，郑州的夏天又闷又热，喘气都觉得困难，实在受不了了，就泡在卫生间的浴缸里。由于开着窗户，对面楼上也开着窗户，每到周末各家电视里都是赵忠祥、杨澜主持的娱乐节目，“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初稿四十余万字，出版时删削约一半，删削的多是似懂非懂、一知半解、囫囵吞枣的内容，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定稿之后，项老师慨然赐序。1993年，《传播学引论》付梓，2003年，出版第二版即“增补版”，2013年又有第三版。三个版本一直沿用项老师的大序，一来无愧大序，犹如陈年老酒，时间越久越觉得味道醇厚；二来也是对项老师心存感念。其中一段关于传播学研究的文字，今天看来更如老臣谋国，不同凡响，没有深厚的理论水平和深邃的历史视野，在传播学风起云涌之际，难有这等清醒意识与高远见识，而算来当时他不过五十来岁：
在研究和介绍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坚持对传播学已有成果全面而具体的分析，坚持立足于本国国情的消化和创新，都是必不可少的。“述而不作”，照搬照抄，是不可取的。
说实话，我对这些话当年并未在意，也不甚理解其良苦用心，而更关心他对我的评价和期许，这段文字同样又大气，又实在。撰写此书之际，收到郑州大学刘宪阁教授的垂询，他是我在清华合作的第一位博士后。这一次他问的是《传播学引论》里一句话的出处，即迈尔斯·奥威尔谈到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时写道，自从爱因斯坦发表他的著名公式即E=mc2以来，还没有哪个知识分子如此紧密地与单独一句话联系在一起。相隔快三十年，我哪里还记得住。后来他自己通过互联网检索，找到出处《从另一个角度看马歇尔·麦克卢汉》，原载美国驻华大使馆编辑的刊物《交流》1982年第4期。这个刊物在八十年代新启蒙热潮中风头甚健，内容琳琅满目，涉猎广泛，以思想文化为主，文章也颇有水平，编辑加工、装帧设计同样美观大气，读者应该主要是针对中高级知识分子、领导干部以及其他相关群体，而且应该是赠送而非发行。我的好友有一份，故我得以时常浏览。仅就文本而言，办得很有水平和品位，对读书人、文化人尤其有吸引力。为此，我建议博士生，不妨以此为题考虑学位论文，聚焦“八十年代与《交流》”，迄今无果。眼下学界忙于两方面活计，无暇他顾：一方面是不及物的理论旅行与概念搬运，一方面是追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传播热点。一位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曾经调笑：“著书绝不立说，人云必须亦云。”何况，研究此类问题需要真才实学，需要跨学科、多学科的学术视野，需要突出的政治意识和问题意识，更需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洞察与分析等，而当下新人新潮恰恰缺乏这样的“学术素养”。结果，著书立说往往就像我在一篇小文中引述的三位同道的话：不痛不痒、装神弄鬼、罗马在燃烧（兀自躲进小楼成一统）。
1992年秋天，项老师让我代表他出席新闻教育年会。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学术会议，第一次是1986年的传播学年会。传播学年会我去参见名正言顺，而新闻教育年会都是院系的头面人物，我一介布衣书生怎么有资格呢？也可见他对我的器重与栽培。同1986年的黄山会议一样，1992年的教育年会对我也是触动很大，收获不少。所以，后来我做系主任，就鼓励青年教师并创造条件让他们走出去，与学界同仁多交流，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成果。1992年的新闻教育年会，由武汉大学承办，先在宜昌开会，再游览三峡和小三峡。当时，三峡建设已是热火朝天，紧锣密鼓，说再不看三峡，以后就看不到了。三峡工程全面铺开时，曾有建三峡省的动议，拟议的省会就是宜昌，后来确定重庆直辖方案。
宜昌会议开幕式上，市长出席并讲话，他原是中学语文老师，信手拈来、娓娓有趣地介绍了宜昌的风光节物。熟悉《三国演义》，就不难领悟宜昌一带的三国典故。除刘备伐吴，陆逊火烧连营的夷陵之战——宜昌有夷陵区，还有当阳长坂桥，关羽大意失荆州，而荆州又是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地方。宜昌不远的襄阳是庞统的故里，还有孔明的卧龙岗，以及水淹七军、败走麦城等古战场。亲射虎，看孙郎，而孙郎父亲孙坚也是在襄阳殒命。诸葛亮《出师表》里的“将军向宠，性行淑均”，“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廖化，均为襄阳人。我的一位襄阳籍博士生认为，襄阳文化是进则为卧龙凤雏，成为国之栋梁；退则为杜甫浩然，寄情于山水文墨。孟浩然的《汉江临泛》，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入住的宾馆位于宜昌江边，报到后兴冲冲来到水畔，想象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碧波。谁知这里江水一片混浊，与黄河相比虽不中亦不远了。
年会也是一次换届会议，当时在任会长是温济泽，副会长有甘惜分等，秘书长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资深主任曹璐老师。那些年的新闻教育会议包括教指委会议，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刘凤泰常常参加，他对新闻教育很热心、很熟悉，也与新闻院系的专家学者关系熟稔。他应该是最早一批工农兵大学生，毕业于复旦大学，算来如今年过古稀。在他之后，好像再没有见过对新闻教育如此熟悉和热心的主管领导了。几天会议同黄山会议一样，大家聚精会神，心无旁骛。有天下午，我年轻犯困，昏昏欲睡，被甘老一声拍桌子给惊醒了，好像说到社会风气问题，这位老八路义愤填膺，指斥“衮衮诸公”！
研讨会之后是学会换届，新一届会长单位为中国新闻学院，会长是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周立方，秘书长是新闻学院教务长徐占琨。中国新闻学院也是新闻教育八十年代第一波的成果，前身是1983年创办的新华社干部进修学院，院长穆青。1986年经国家教委批准创办中国新闻学院，邓小平题写院名。此后，面向全国招生，形成专科、本科、第二学士学位、研究生和留学生等教学体系。新华社两任社长穆青和郭超人先后担任院长，并由常务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可惜的是，1999年停止招生，2002年经教育部批准，正式停办。现在看来，中国新闻学院停办无论对新闻工作，还是对新闻教育，都是一大损失与失误。九十年代以降，在新闻教育新闻学不断学院化、日益欧美化的大趋势下，这样一所由国家一流新闻媒体主办，由新华社名记者、名编辑担任教师和导师，面向主流媒体与新闻实践的科班院系，自有不可替代也不可或缺的地位。特别是，由学院派培养的一批批“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脱离国情、脱离实践、脱离人民的新闻学子日益成为新闻媒体包括主流媒体的备选对象，从而也带来一系列舆论导向与专业水平等问题日益突出之际，这样的损失与失误就更是令人扼腕。(https://www.daowen.com)
新一任新闻教育学会秘书长徐占焜教授，是复旦新闻系“文革”前毕业的两位研究生之一，由此也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新闻研究生。由于当时没有学位制度，故未授学位。同中国新闻学院的老师一样，他既是研究生导师、教授，又是新华社高级记者。南振中处女作《我怎样学习当记者》（1985），第一版便由他作序。1998年五卷本《南振中文集》付梓，新版《我怎样学习当记者》还保留着原序，同时南老师又赐我提供一篇新序。宜昌会议上，我与徐老师结识，没想到1998年博士毕业，出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系主任时，接的又是他的班。他是该系1986年成立时外聘的首任系主任，我们于此再次聚首。
会议之后游览三峡。不无遗憾的是，从众人窃窃私语中感觉组织活动似有失误，导致傍晚上船，夜过三峡。于是，只好想象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站在舷边，聆听滚滚长江东逝水，遥望三峡星河影动摇。好在第二天游览小三峡，颇有意外之喜。以前没听说小三峡，应是三峡热之际开发的。当日，阳光明媚，天朗气清，十几人分乘小游艇溯流而上。两岸绿树葱茏，山峰耸峙，水流漂碧，一清见底，水底与两边河滩遍布大小卵石，千万年冲洗变得光滑圆润。游艇冲波逆流，浪花飞溅，有的地方遇到阻碍，船工便下水推船，水深至多齐腰。船速缓慢处，不时有本地人涌来船边，争相兜售卵石，五颜六色，煞是好看，后来发现都是人工涂抹的颜料。
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先上庐山避暑，清华校工会组织的活动，后去武汉，参加教指委会议。这一次，又是武汉大学承办，会后包了一艘邮轮，从武汉先到葛洲坝，然后一路上行，饱览千古江山，重温万古诗篇：登高壮观天地间，疑是银河落九天，巴东三峡巫峡长，轻舟已过万重山……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联想当年火烧连营、白帝托孤、李白放歌、杜甫沉吟，怎不怅望千秋，望风追怀。由于水面上抬，船行峡中如在山腰，同时江水愈发混浊，据说上游降雨所致。当年刘备托孤、李白辞行的白帝城已经没入江水。虽然少了诗情画意，但水患消弭，舟楫便利，电力激增，也是利国利民的千秋大业。
其间正重温姚雪垠的十卷版《李自成》，许多故实多在长江上中游一带，禁不住浮想联翩，既为一代英雄的悲剧，也为这等讴歌奴隶的杰作。读完之后，意犹未尽，又重读顾诚《南明史》。看似巧合的是，两部名著均以大顺军余部在三峡的坚守与败亡告终，令人低回唏嘘。顾诚论述明末士风，东林“君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名满天下的“清流”实则党同伐异，唯我独尊，褊狭偏执犹如当今文人，更让人感叹不已。读完《李自成》最后一页，恰好船行巫峡，同伴招呼着上到观景甲板，眼望滚滚长江东逝水，不由随口对一位名校教授提了一句《李自成》，没想到对方脱口一句抢白，噎得我无言以对：看那玩意儿干什么！后来琢磨，或许这样的文字在时贤看来已经老套过时？李自成、农民起义、阶级斗争早成明日黄花？这让人不由想起司马迁将义军领袖陈胜归入世家之列的非凡眼光。
宜昌会议上结识了一些同道，同样令人开怀舒心。李良荣老师正当盛年，四十出头，风华正茂。在我们心目中，这等《红楼梦》所谓神仙一样的人物，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没想到李老师生性开朗，谈笑风生，由此也开启我们至今弥笃的交往与友情。刚从中国新闻学院毕业的黄春峰，还是阳光少年，白白净净，而待人接物，爽快干练。八九十年代，作为新华社唯一的高等学府，中国新闻学院也是我们神往的地方，由于导师都是新华社的名家大家，金榜题名的难度不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在一群权威人士中，我俩属于小字辈，加上性情相近，遂有更多共同语言。同样没想到的是，这一交往与友情延续至今，算来快三十年了，当年的小伙子已经人过中年，并早已是出版社局级领导了。会议翌年，他来郑州公干，我们小聚，席间谈起我手头的《传播学引论》书稿，他说带回去看看，结果很快传来佳音，须知当年“出书难”还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引论”出版后颇受学界谬许，十年后又出版修订本，二十年后还有第三版，如今依然在印。世纪之交，他还策划了两套丛书，颇有学术眼光。一是“新闻传播学博士文库”，我的学位论文《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忝列其中。一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包括拙译《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2016年，敝帚自珍的《水木书谭——新闻与文化的交响》一书又是在新华出版社付梓，并有幸得到南振中与梁衡两位前辈慷慨赐序，而“水木书谭”一名还是黄春峰最后改定的。
事情看来往往环环相扣，由于项老师派我去宜昌，于是结识了黄春峰，由于结识了他，于是有了第一本书，由于这本书的出版，我于1993年晋升副教授并担任副系主任，然后读博来京，最后到清华。我晋升副教授时，项老师比我还激动。不久，新闻系党政班子换届，项老师作为系主任力推我与另一位年轻人出任副系主任。我俩对此都颇感意外，因为从来没有想过“当官”，更不觉得自己有能力“当官”。为此，宣布任命后，我们就像宝玉要见贾政，浑身不自在，满心不情愿。我管科研，她管教学，同处一间办公室，彼此桌对桌。每次见面，都互相诉苦，而她的苦恼更甚，因为教学工作繁杂琐细，她又是“文学青年”一路散淡闲人，有一阵儿死活闹着要去组织部辞职。我多少有点机关经验，觉得刚刚任命就辞职，怎么都不可能，只能对自己影响不好。就在我考上博士的第二年，她也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导师是文学所的文艺理论专家杜书瀛。我后来到清华，她去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一步步升到副院长，院长是彭丽媛将军。由此说来，项老师对我们的期许尽管落空，但对我们的识鉴应该说并未走眼。
新班子组成后，项老师愈发雄心勃勃，想在硕士点的基础上再上层楼。新任书记是我的大学同学，虽不一班，但都了解，对项老师也很尊重。1994年新闻系建系十周年，项老师组织了一次学术研讨会，以“新世纪”为题，讨论新闻教育，人才培养。除《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陶铠，邀请的专家学者有方汉奇、李良荣、郑保卫、吴文虎、陆小华、黄旦、雷跃捷等。方先生如雷贯耳，也是第一次相见，没想到第二年就成为方门弟子。陪同方先生一起来的是系里毕业的两位学生，都在北京读研究生，其中王君超在人大。君超是我教过的第二批学生，上学时就以好学深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谁想多年后我们在清华成为同事。君超也是出名的厚道人，对我始终执弟子礼。一回生两回熟，再见李良荣老师格外亲切，当时想考复旦博士，还请他小聚一次，席间第一次领教了他的口才，只听他绘声绘色、眉飞色舞，讲了朱镕基市长的许多掌故。陆小华也是第一次认识，听他发言，思维缜密、条理清晰、视野开阔，不愧是《中国记者》年轻的副总编辑。2001年我刚来清华，接手第一个新闻本科班的班主任时，策划组织了一周的专业教育，安排了三场学术报告，第一讲是范敬宜，还有一讲是陆小华。由于范敬宜的精彩报告，旁听的学院党委书记就动了聘请院长的念头。小华的报告同样出色。后来知道他与唐绪军、崔保国等均为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新三届，与我同属一代人。同属一代人的还有同样第一次相识的黄旦、雷跃捷，都是刚刚担任新闻系副主任的同代人。
郑州会议不久，又在杭州召开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项老师作为“教指委”委员又委派我出席。如果说1980年代是新闻教育第一波，一批新建新闻专业新闻系破茧而出，那么九十年代新闻教育第二波中，一批新建硕士点突破四大家族即人大、复旦、广院、社科院的一统天下，开始形成全国性布局，其中包括杭州大学新闻系。杭大新闻系主任张达芝，与兰州大学新闻系主任刘树田、广西大学新闻系主任虞达文、郑州大学新闻系主任项德生等，均为新闻教育领域卓有建树的新一代拓荒者。在世纪末的高校合并潮中，杭州大学并入浙江大学。参加教指委会议，也是我第一次去西湖。那天，天空放晴，在西子湖畔与丁淦林老师、吴文虎老师留下一张明媚的合影，而两位老师均已作古。
正当新闻系蒸蒸日上，项老师踌躇满志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把他放倒了，一度还报了病危。从此，项老师不得不告别新闻教育事业，新闻系也一蹶不振，直到前些年郑大中文系校友、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出任院长，郑大新闻学科才开始新的跨越式发展，接连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博士后流动站。迄今为止，我曾陪伴两位新闻院系一把手，一位项德生，一位范敬宜，对我都有知遇之恩，同属惺惺相惜忘年交。范老师2010年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项老师2020年也撒手人寰。2019年秋天，我去看望他，说着说着他几次失声痛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英雄末路，美人迟暮，令人黯然神伤。
项老师生病去北京住院期间，我作为分管科研与研究生的负责人，主持了郑大第一次硕士生招生录取工作和硕士论文答辩。录取的研究生有一位王灿发，已经成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另一位山东籍学生王立纲毕业后去《青年记者》，这些年不少拙文都承蒙他的关照。答辩学生则来自不远千里，不耻下问的华中理工大学，即现在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由周泰颐教授带队，包括刘洁等三位研究生。当年，他们尚无硕士点，之前都去沪上参加答辩授学位，此次由于郑大有硕士点，便舍远求近找到我们。这对郑州大学当然是莫大荣幸，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后来，刘洁成为学界后起之秀，提起这段往事还念念不忘。就在郑大由于项老师患病而一蹶不振时，华科新闻学科在吴廷俊老师领导下，稳步发展，迅猛崛起，与清华同时获批博士点、博士后，成为华中地区与武大相颉颃的新闻教育重镇。同样，吴廷俊老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热情相邀，提供优厚待遇，让我倍感温暖，没齿不忘。上述白云苍狗，世事变幻，也体现在2019年我的一篇谬谈项老师的小文中，题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新闻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