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与时俱进
理论联系实际，又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毛泽东历来倡导并坚持的重要思想。因此，将此作为中国共产党三大作风的首条，有其特殊意义。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作了以上表述。此外，他在报告中还明确指出：“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确立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毛泽东的这次报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的正式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中，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根本的作风，也是党风中的第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而奋斗的政党。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决不能脱离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指导，没有理论，就会变成乱碰乱撞的鲁莽家和事务主义者；当然，中国共产党也决不能使理论同现实实践脱节，不懂实际，就会变成空头政治家和教条主义者。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密切联系实际，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
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在中文报刊上出现，是在1899年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登载的一篇名为《大同学》的文章中。此文是英国进化论者颉德的著作《社会的进化》前四章的译文，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在《万国公报》上连载。此后不久，即出了全书的中文单行本。此外，广学会在1898年就出版过一本名为《泰西民法志》的书，系英国人所写的《社会主义史》的中译本，其中也讲到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但这本书发行小，影响有限。
第一次透过评论把马克思介绍给国人的是梁启超。1902年10月28日，《新民丛报》第18号发表了梁启超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提到马克思说：“麦喀士（马克思），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又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
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刘师培等，也都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并摘译过马克思的某些著作。
1905年，孙中山自称为“中国社会主义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者也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阶段，预计十几年内中国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可以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1905年11月26 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 2 号发表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此文第一次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认为它不同于那些“空言无所稗”的空想社会主义言论。1906年9月，廖仲恺在《社会主义史大纲》中认为，麦喀士（马克思）的学说如决堤洪水，浩浩滔天，势莫能御。从1907年到辛亥革命前，刘师培等在《天义报》上也曾陆续翻译和刊登过一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部分内容。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至此，中国2132年的帝制历史宣告终结！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说：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它的最大功绩在于废除了两三千年的封建帝制，使此后的一切独夫民贼复辟帝制的企图都归于失败。因此，它被称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巨变。
但是，辛亥革命（包括“二次革命”）在政治、军事上失败后，政权落入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使革命党人陷入极大的困境。孙中山的一些良法美意，比如铁道建设、海港设计、实业计划等，均化为泡影。
辛亥革命并没有使中国脱离苦难，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继续为国家寻找出路。辛亥志士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1915年回到上海，并于同年9月创办《青年》（第二年改为《新青年》），由此在中国发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在陈独秀看来，辛亥革命不成功是因为中国缺少了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法国启蒙运动这一过程。这一课必须补上，不补上，革命就不能成功；成功了，也不能巩固。其后，中国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青年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旧文化进行斗争。正如瞿秋白所形容的那样，当时的思想界在长期禁锢下，好像“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喷沫鸣溅”，各种新思潮滚滚而来，而马克思主义也就作为新思潮的一种传到了中国。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更成为这种新思潮流传的催化剂。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1949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28年的光辉历程时提出的一个著名判断。它以形象化的说法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共产党真正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以它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后开始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陈延年、恽代英、瞿秋白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应运而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便立即投入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中，在开辟党的历史纪元的同时，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历程。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过程就是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社会现实相结合的过程，也是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粹，获取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主要思想相结合的过程。
真理总是在与谬误的较量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证明了这一点。(https://www.daowen.com)
早期，少数中国共产党人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原理，坚持“本本主义”，未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不断地形成“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了一系列失败和挫折。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反复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毛泽东遵循这一原则，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对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了深刻的论述和发挥。在与各种错误思想，尤其是“左”倾思想斗争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国情，指导中国革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逐渐带领党和人民军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早在1929年6月，毛泽东在批评一些“形式主义”现象时就指出，这只是“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指出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
1930年5月，毛泽东著成《反对本本主义》，批判照搬“本本”的教条主义，以及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指出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发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号召。
1938年10月，毛泽东明确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点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早在抗日战争前夕，毛泽东就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系统批判了那种割裂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对客观情况不调查研究、不作具体分析、不研究矛盾特殊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做法，为全党形成和树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随后，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指出对这两者结合的程度，是党的成熟程度的主要标志。
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历史性飞跃。主要体现在：一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二是明确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三是构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核心理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四是创立了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果之大全的毛泽东思想。
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近30年，是党在探索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既有重大胜利又遭受较多曲折的一段历史。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年，党的八大成为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然而，由于没有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现成经验，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再次发生了偏移，脱离了实际，中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危害。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彻底克服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左”的错误，实现了党的历史又一次伟大转折，国家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随后，全国开展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始了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这段历史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又是对第二次历史飞跃的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革命，中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注重以多种视角，从多个侧面，不断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和新鲜的、中国的和外国的、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这一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两大理论成果。
党的十四大以来，江泽民强调与时俱进，鲜明提出了创新发展的思想。1992年10月19日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提出：“现在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认识、管理制度、领导方法等方面都必须相应地来一个很大的转变。过去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已经不适用了，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重新学习，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提出求真务实的思想。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就提出了“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努力在全党形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和求真务实的风气”。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促进观念更新。习近平2021年3月1日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前后贯通学、及时跟进学，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想困惑，检视自身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更好适应事业发展需要。
习近平还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提出的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以创造性工作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作为人生信条，这样才能真正立得稳、行得远。
建党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波澜壮阔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党的历史的主线，也在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