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包围城市”另辟蹊径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但是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对于如何进行革命并没有清晰的认识。
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相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了党探索革命规律的情况时作了以上这段精彩的表述。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艰辛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逐步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并在这条道路成功指引下，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地说，就是以乡村为中心，在乡村中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长期的斗争中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待条件成熟时夺取全国政权。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
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由城市转到乡村，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空间的变动问题，而是如何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将革命的立足点放在何处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在实践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中国社会的性质来看，中国民主革命必须从农村的武装斗争开始。毛泽东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政党的民主制度，从中心城市发动和平斗争开始，再转变为武装夺取政权。
从中国革命的性质与特点来看，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从敌我力量的对比与分布来看，革命力量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壮大革命力量，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但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未形成清楚认识，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来看，无论是巴黎公社，还是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开展的，所以建党初期党自然地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领导了广州沙面工人罢工、五卅运动等一系列工人运动，将大革命逐步推向了高潮。
大革命是指从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和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之后创办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组织国民政府。进行东征和南征，平定了反革命叛乱，推动革命迅速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爆发，掀起了全国的群众革命高潮。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兵北伐，攻占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
1926年冬至1927年春， 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革命高潮——北伐战争。
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国民党右派加紧勾结帝国主义，篡夺革命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占据领导地位，一味妥协退让。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标志大革命局部失败。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亦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大革命遂告失败。这给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城市革命道路并不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在探索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遇到了许多障碍，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为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曾付出很大的代价。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摆脱、克服城市中心论影响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过程。
所谓城市中心论，主要是指主张革命发展道路以城市为革命中心、以工人阶级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和平时期在城市进行合法斗争；在革命时机成熟时，在城市中举行工人起义，先占领城市，后进攻乡村。即瞿秋白所说的“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形式。这是一条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所经历的、被俄国十月革命证实是正确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并不适合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
大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的特殊条件，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广州、武汉等大城市进行公开的革命活动，参加长驱直入、攻打大城市的北伐战争，并在上海发动过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即使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仍然对中国共产党有着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是，党内盛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应当依照俄国十月革命宣传—组织—暴动三个阶段发展的理论来进行。根据这种理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主要方针是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待时机成熟，再举行武装起义。由此，党只注重于群众运动，而忽视对军权的争取，结果，国民党一反动，大革命就失败了。(https://www.daowen.com)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虽然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开始独立掌握军队、开展武装斗争。但在如何开展武装斗争问题上，一个时间内并没有摆脱俄国十月革命模式的影响，城市中心论仍然在中央处于支配地位。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起义，开展武装斗争，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但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这时中共中央并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的现实，而是错误估计形势，盲目乐观，党内的“左”倾情绪潜滋暗长，仍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参加。会议误判革命形势仍处于高潮，据此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要求农村暴动和城市暴动结合起来，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这次“左”倾盲动错误，仍坚持城市中心论，严重脱离实际，城市和农村的起义大都以失败告终。
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做出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断定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游击战争，建立的小块根据地是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同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此观点。
1930年夏秋期间，是城市中心论对中国革命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集中表现是，中共中央不仅强调应把工作中心放在城市，并在“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布置了城市起义和攻打中心城市的行动。
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第70号《通告》，提出党在当时总的政治路线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在这一总路线下，党应集中力量积极进攻”，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为此，决定红军“在战略与战术上必须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同时要求把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起义、组织兵变、扩大红军等作为中心策略。与此同时，《通告》还批评了农村割据的做法，指出：“一切分散红军，逃避敌人进剿，向偏僻地区发展的观念在现时局势下，便成为极端错误的取消观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1页）4月3日，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进一步对红四军的正确做法提出严厉批评，指出：“‘造成粤闽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并重申：“猛烈的扩大红军与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39页）此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发出指示、召开会议对此作了具体部署。
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长李立三，在党内刊物和会议上陆续发表文章和讲话，对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提出了系统的错误主张。他一再强调加紧城市工人工作对于夺取中心城市和一省与几省政权的重要性。他说：“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是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是准备一省与几省政权夺取的最主要的策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0页）
为了强调城市工人斗争的重要性，他还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作如下的比喻和描述说：“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所以忽视准备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不只是策略上的严重的错误，而且会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2页）
李立三在一次讲话中还指名批评毛泽东的路线说：猛烈地扩大红军有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82页）可以看出，李立三从坚持城市中心论的冒险路线出发，把毛泽东坚持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作为“狭隘的”“保守的”路线，加以批评和反对，这是完全错误的。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的通过、贯彻执行，标志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决议》除集中了他在有关世界形势和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党的任务、党的策略路线、革命转变等问题上已有的错误外，最突出的是，在上述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暴动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由于李立三所推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所提出的行动计划和要求，纯粹是建立在城市中心论加主观臆断的基础之上的，严重脱离了中国革命实际，脱离了群众，难于实现。它在执行中也就不能不处处碰壁，不能不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首先使党的城市工作受到很大损害，许多党的省委机关先后被敌人破坏。同时，使进攻中心城市的红军遭到损失。
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但是不久，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等所犯错误性质的估计有了变化，对瞿秋白等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满，于是又指示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副部长米夫的操控下，王明实际获得了中央的领导权。这样，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后不久，又形成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王明同样坚持城市中心的观点，他按照共产国际决议提出：“在中国正在成熟着新的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是共产党的最主要任务”。王明虽然也表示重视红军的力量，但他完全不懂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作战的规律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规律。最终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土地革命战争悲惨地失败了，党和中国革命再次陷入了绝境。
实践反复证明，照抄马列本本、共产国际决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行不通，只有探索出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才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的正确出路。
八七会议后，除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外，湖北、广东、江西以及陕西、河南、直隶等省的党组织也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这些起义基本都失败了，因此越来越多的革命者认识到，到农村去，特别是到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去，会有革命发展的广阔天地。各地起义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革命力量，开始深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赣南、闽西根据地，湘赣、湘鄂赣根据地，湘鄂西、鄂豫皖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琼崖根据地，相继建立。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起大大小小十余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壮大革命力量的主阵地。
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1930年1月，他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论证了红色政权在半殖民地中国存在的必然性，强调它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要“必须这样”做，即必须走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才能促进全国革命高潮。这里已没有1929年4月5日给中央的信中关于“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是“最大任务”，“农村斗争的发展”是“帮助城市斗争”等提法，表明毛泽东已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基本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革命理论。
毛泽东阐明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它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的道路。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重要会议。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